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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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邓小南
基本信息·出版社：三联书店
·页码：553 页
·出版日期：2006年
·ISBN：7108025280
·条形码：9787108025289
·包装版本：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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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作为儒家礼制的核心，祖宗崇拜的原则与实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宋代，这种原则与实践凝聚为所谓“祖宗之法”。围绕“祖宗之法”，在宋代曾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提法，例如“祖宗法”、“祖宗家法”、“祖宗之制”、“祖宗典制”等等。诸多说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本朝前代帝王所施行法度中一以贯之的精神之追念与推崇。
赵宋王朝的所谓“祖宗之法”，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论题。遵行“祖宗之法”，说得浅白一些，就是“一切按祖宗的既定方针办”。这一类寻求既定方针的思维方式，执行者对于既定方针的界定修饰，以及在“既定方针”的说法下各行其是的做法，自古至今的人们都并不陌生。
“祖宗之法”在宋人看来，是治理国事的“法宝”，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该有的治事态度；既包括维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本书就是讨论“祖宗之法”与宋代基本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宋代的政治格局在与“祖宗之法”的互动中得以最终确立。通过这种讨论，不仅揭开了宋代政治史的奥秘，同时也抓住了宋代制度史的精髓，揭示了北宋专制官僚文化精神的特点。
作者简介邓小南 1950年6月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唐宋妇女史。学术成果包括《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等专著，以及发表于国内外学术刊物的研究论文五十余篇。曾参与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媒体推荐书评
本书论述“祖宗之法”在宋代的发展与变化，虽以北宋前期为重心，实
则阐明两宋君臣因时事变异，选择祖宗言行，做出不同的解释和利用的过程
，既塑造可供仿效的祖宗形象，也为其为政施治的护身符。作者以丰富的资
料，精练的文字、严谨的态度，深度挖掘宋朝祖宗之法话语背后的涵意与事
实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有叙述，有分析，有议论，不仅是理解宋朝政治特
性的主要线索、整体把握宋代政治发展的主要课题，更是近年来对宋代政治
与文化透析最深、最具创见的学术专著，值得深思细读。
——黄宽重
把“祖宗之法”处理为一个核心明确稳定、而外缘宽泛富有弹性的综合
体，其基本精神是“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它既包含着若干“做法”，如
守内虚外、以文驭武、压制宦官外戚、尊重士大夫等；同时也包含着各种“
说法”，呈现为一个“话语的集成”，由“涂抹”、“层累”和“叠加”而
形成，对之的理解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其立意有匠心独具处，其阐发是
“立体”的，手法娴熟、剖析细腻又富于分寸感；其所揭示的政治与文化间
的复杂互动关系，为从文化角度透视中国政治，提供了新鲜启示。
——阎步克
编辑推荐《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奖掖新进人材，鼓励刻苦治学，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学术创新精神，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目录
序引 问题的提出
一、关于政治史研究：以宋代为例
(一)“问题意识”：政治史的研究导向
(二)过程·行为·关系：政治史
讨论的对象
(三)学术创新：学人永远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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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书摘
(二)“汉家故事”与“祖宗之制”
汉人“每称天子为国家”，皇帝之身、之家，与最高权力结构一体两面
，无法切分。汉天子所代表的，就是汉家，就是国家。而嗣君的传承继体，
既体现着皇帝权力的来源，也决定着其权力的规范。正是由于这一关联，“
汉家故事”与“祖宗之制”对当时的国家有着特别的意义。
“故事”，从字面上看，是指已往之事；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这
一表述通常有其特定含义。一般说来，“故事”指朝廷的往事前例，包括成
型的典章制度和以往的行事惯例。就其性质而言，可以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
，可以是制度性的，也可以是非制度性的。在传统帝制时代，朝廷行政的运
作方式往往具有强烈的历史依赖性，时有随宜权变，但基本上又须持经守常
。因而“故事”通常受到特殊的重视。
《汉书》卷七四《魏相传》中，说到汉宣帝时的丞相魏相，“明《易经
》，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
已。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
施行之。”所谓“汉故事”，也就是“汉家故事”或者“国家故事”。在律
、令、科、比之外，“故事”也被朝廷当作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东汉以来
，本朝前代帝王的故事亦被称之为“祖宗旧事”。这些“汉故事”“汉家旧
典”“汉典旧事”被与“国体”联系起来，“述修旧事”“宜如故典”一类
建议不绝于耳。《诗经》中“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的说法，也时时见于臣
僚章疏。
《后汉书》卷二七《杜林传》载，东汉光武帝时，曾经大议郊祀之制，
“多以为周郊后稷，汉当祀尧。诏复下公卿议，议者佥同，帝亦然之。(杜)
林独以为周室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祖宗故事，所宜因循
。”于是“定从林议”。杜林的“独见”之所以最终胜出，无疑是借重于“
祖宗故事”的分量。
汉代已经出现“祖宗之制”的说法，特别是东汉人回顾本朝史事时，时
而用到这一表述。《汉书》卷七三《韦贤传附子玄成传》，以很大篇幅谈及
汉室宗庙制度事，文末赞语引班彪的话说：“司徒掾班彪曰：汉承亡秦绝学
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
，何武定三公，后皆数复，故纷纷不定。何者?礼文缺微，古今异制，各为
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观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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