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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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 著，述弢等 译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2-3-1字数： 364000版次： 2页数： 457印刷时间： 2002-3-1开本：印次：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149647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可能我的读者对这部著作的各个部分兴趣不尽相同。但我是在尽可能详细地叙述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评价那些动荡岁月在全世界制造政治气候的人的用心和意图。
本书作为“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文版的精选本，“回忆内容”由三方面组成：第一方面是戈尔巴乔夫的身历及家庭，记述他本人当选苏共总书记前的经历和他个人的家庭生活及其知心友人间的关系；第二方面是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生涯，记述他当选总书记后进行改革的理念及活动。其中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改革事业的思考和心理活动等方面的细腻记述、“事过境迁”后的反思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官僚派别间的明争暗斗，是任何其他书刊无法取代、独一无二的珍贵资料；第三方面为戈尔巴乔夫在“严峻的1991年”的经历，重点记述八月政变、年终解体的详细过程和他从一个当权总统被迫辞职到联盟解体而成立独联体后的复杂的内心感受。
内容简介
戈尔巴乔夫曾是全球公认的风云人物。本书作为“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文版的精选本，“回忆内容”由三方面组成：第一方面是戈尔巴乔夫的身世及家庭，记述他本人当选苏共总书记前的经历和他个人的家庭生活及与其知心友人间的关系；第二方面是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生涯，记述他当选总书记后进行改革的理念及活动。其中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改革事业的思考和心理活动等方面的细腻记述、“事过境迁”后的反思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官僚派别间的明争暗斗，是任何其他书刊无法取代、独一无二的珍贵资料； 第三方面为戈尔巴乔夫在“严峻的1991年”的经历，重点记述八月政变、年终解体的详细过程和他从一个当权总统被迫辞职到联盟解体而成立独联体后的复杂的内心感受。戈尔回忆如是，读者见仁见智。
作者简介
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生，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5～1966年先后任苏联共青团斯塔夫罗小尔市委第一书记，共青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66～1978年行后任苏联共产党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71年起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1978～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7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30年3月～1991年12月任苏联总统；1991年8月22日辞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1991年12月25日宣布中止行使苏联总统权力；1992年任国际社会经济与政治学研究基金会（戈尔巴知夫基金会）主席；2000年3月任俄罗斯联合社会民主党领导人。
目录
告苏联公民书（代序）
苏联总统电视演说
致读者
第一章 当选中央书记
第二章 往事在我心中
第三章 莫斯科大学
第四章 初试锋芒
第五章 权力的考验
第六章 在老广场
第七章 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
第八章 总书记
第九章 多一点光亮：公开性
第十章 经济改革：初步的尝试
第十一章 决定性的一步
第十二章 事业与思考
第十三章 政治改革
第十四章 苏联总统
第十五章 党和改革
第十六章 新思维和对外政策
第十七章 德国的统一
第十八章 改革与社会主义
第十九章 1991年1—7月：危险与希望
第二十章 八月政变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努力
第二十二章 苏联解体
结束语
媒体评论
书摘插图
我往家里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打电话：“晚上听新闻。”次日上午，我未经邀请，也未事先提出要求，就到克里姆林宫去见勃列日涅夫，请求秘书通报。
我十分需要勃列日涅夫的接见。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不知道他是否想见我，不过我马上被请进他的办公室。勃列日涅夫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我在靠近他的地方坐下，发现总书记的心情不好，心不在焉，有些沮丧。整个谈话过程中始终处于这种状态。
我首先对于当选表示感谢，讲了农村、土地对我意味着什么，并表示立即投入工作。
“我不知道能否成功，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我最后说道，“我一定竭尽所能。我知道您对农业一向有兴趣，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来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本想向勃列日涅夫讲讲关于农业政策必须改变的想法，但我明白了或者说感觉到了这毫无意义。他不但不参加谈话，而且对我的话、对我毫无反应。我觉得此时此刻他对我绝对是无动于衷。他所说的惟一一句话是：
“库拉科夫真可惜，是个好人啊……”
我感到目瞪口呆。同勃列日涅夫见面后，我明白自己是莫名其妙地遇上了倒霉事。心里很不痛快。
我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直奔老广场。中央办公厅主任帕夫洛夫已在等我。我的前任库拉科夫在老楼的四层办公，与五层的勃列日涅夫办公室近在咫尺。我的办公室则安排得较远：在新楼(六号门)。
帕夫洛夫一五一十地向我交代说，中央书记“应有”：每月800卢布(“和列昂尼德伊里奇一样多”)，伙食限额为每月可订购价值200卢布的食品(政治局委员为400卢布)，工作时间的伙食成本和礼仪方面的开销均由办公厅承担。
“关于住宅、别墅以及服务人员的建议，赶在您从斯塔夫罗波尔回来的时候拿出来，”帕夫洛夫最后说。
决定对各位中央书记进行礼节性拜访：谈一谈，接触接触，毕竟大家要在一起工作嘛。分别拜访了多尔吉赫、卡皮托诺夫、齐米亚宁、里亚博夫和鲁萨科夫。我去见波诺马廖夫时，听到了他对农业的建议。顺便说说，这种情况一直继续下去，至他退休方告结束。波诺马廖夫属于“业余农学家”，他乘车从自家位于乌斯片斯基的别墅出发，注意到了沿途看到的一切……
“昨天我看见路边有一块地。庄稼熟了，该收割了，可是按兵不动。这叫什么事儿?”
要么是：
“昨天我在别墅附近散步，来到一片冲沟旁边，草有齐腰深…… 为什么不割?在瞅什么呢?”
确实如此：堂堂国际问题的专家，却煞有介事地就农业提出“专家”的建议。
最让我感到吃惊的则是拜访中央书记时机关工作人员、那些助手和顾问的表现。许多人我都很熟悉，我每次到莫斯科大家都在一起说说笑笑，已不下数十次。我觉得关系很正常。曾几何时…… 我在每个接待室见到的仿佛是另外的一些人了。出现了某种“距离”。机关工作人员都经过严格训练，遵守纪律，我明白了，如今是“官阶表”在起作用，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级对上级的尊敬在苏共中已成为牢固的准则。
我同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尔洛夫之间有着良好的同志关系，我请他把如今要在一起工作的人召集到一起。这里也一样…… 昨天他们还在向我提建议讲指示，干预边疆区的事务。而且每个人都意味深长地打着官腔说“有个意见……” 是谁的意见不说。毕竟与我的关系还算正常。而现在把他们召集到一起时，都以一种戒备的目光看着我这个“上司”，并且提心吊胆：来了个“新扫帚”。必须讲明来意，解除顾虑，因此我立即宣布：
“我不打算搞干部的频繁调动，咱们还象原来一样地工作。”这下大家都放心了，开始了实事求是的谈话。
我的外公潘捷列伊伊叶菲莫维奇戈普卡洛对于革命是五条件地接受的。他13岁就没了父亲，5个孩子中排行老大。典型的贫苦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土耳其前线作战。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分到了土地。家里的说法是：“我们的土地是苏维埃给的。”从贫农成了中农。20年代外公参与创建我们村的土地共耕社。入社的还有外婆瓦西里萨卢基扬诺夫娜(她娘家姓利托夫琴科，其家族的根也在乌克兰)以及当时年岁很小的我母亲玛丽亚潘捷列伊耶夫娜。
1928年外公加入联共(布)，成为共产党员。他参与建立我们的名为“庄稼人”的农庄并担任第一任农庄主任。我问起外婆这件事的经过，她幽默地说：“你外公建立了一整夜，可第二天早上人全跑光了。”
30年代外公在邻村的红十月农庄当主席，离普里沃利诺耶有20公里。我上学前基本上住在外公外婆家。那完全是我的自由天地，他们对我特别疼爱。我觉得他们什么都围着我转。大人想方设法让我在父母家住上两天，却总是做不到。不仅我一个人满意，父母亲同样满意，外公外婆就更不用说了。
童年时我还见识了革命前和成立集体农庄前典型的俄国乡村生活遗迹。土坯房，泥土地面，根本没有床铺，睡的是高板床或者俄式炉顶，盖的是皮袄或者什么破旧衣服。冬天把小牛犊也拴在屋内，为的是别让它冻着。春天为了早日孵出幼雏，将抱窝鸡甚至母鹅也放在屋内。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那真是一贫如洗。而主要的是极其繁重的劳动。至于我们那些争取农民幸福的当代斗士们所说的“俄国农村黄金耐代”为何物，我弄不明白。他们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故意撒谎，再不就是患了健忘症。
在外公家里，我第一次看见了粗粗拉拉地钉成的书架上面那些薄薄的小册子。那是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单行本。上面还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加里宁的文章和讲话。里屋的另一个角落是圣像和神灯：外婆是个虔诚的教徒。就在圣像下面自制的小桌上，醒目地摆放着列宁斯大林的肖像。两个世界的这种“和平共处”丝毫未使外公感到难堪。他自己并不信教，却具有令人羡慕的宽容态度。他在村里威信极高。他爱说的一句玩笑话是：“一个人要紧的是穿着宽松的鞋子，可别夹着脚。”这可不仅仅是笑话。
我的爷爷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部战线作战，从那时起家里留下一张照片：爷爷以优美的姿势骑在一匹黑马上，头戴一顶有帽，徼的美丽无比的制帽。“这是什么军服啊?”——我问道。爷爷避而不答，他当时已老态龙钟，弯腰驼背，却身体干瘦。
当初这样的照片制作起来十分简单：在挡板上画一匹马和一个剽悍的骑兵，在面部的地方挖个洞：只须将头部塞进去即可。(顺便插一句，这个传统也延续至今。也许顺应当今时代增添了点新的东西：可以同任何一位画在挡板上的名人合影留念。)
爷爷安德烈的命运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同时又是典型的我国农民的命运。他与曾祖父分开后自己单过。家庭变大了：生了6个子女。可倒霉的是只有两个儿子，村社分土地又只给男人。需要让现有的份地多产些东西，于是全家老小日以继夜地在地里干活。爷爷安德烈性格专横，干起活来对自己和家人都毫不留情。然而付出的劳动却并非总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旱灾接踵而来。渐渐从贫农变成了中农。三个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就是说，该预备嫁妆了。需要钱，而农家弄钱的惟一途径就是出售自产的粮食和牲畜。果园也帮了大忙。爷爷喜欢侍弄果树，渐渐地培育出一个很大的果园，各种果树应有尽有。他懂得嫁接，有时一棵苹果树上忽然结出三个品种的苹果。果园带来莫大的好处，而且给家庭带来欢乐。
1929年大儿子谢尔盖(我的父亲)与邻居戈普卡洛的女儿结婚。起初小两口住在爷爷安德烈家里，但不久便分开单过了。土地也得分。爷爷安德烈不接受集体化，没有加入集体农庄，一直是个体农民。
1933年斯塔夫罗波尔闹饥荒。就饥荒的原因何在的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是否特地制造这次饥荒来最终制服农民呢?要么是天气条件起了主要作用?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我们这里倒确实是天旱。然而问题不仅仅在旱灾。大规模集体化破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基础，破坏了农村中经营管理和生活保障的习惯方式。我认为这才是主要的。当然也加上长期滴雨未下。可说是雪上加霜。
饥荒来势凶猛。普里沃利诺耶的村民饿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有的人家成了绝户，直到战争前夕，那些破烂不堪、没有主人的农舍仍然孤苦伶仃地留在村子里。
爷爷安德烈有三个孩子死于饥荒。他本人则于1934年春天因未完成播种计划而被捕，当时上面给个体农民定了这样的计划。可是缺种子，计划便无法完成。爷爷安德烈被当成“怠工者”派到伊尔库茨克州去伐木。奶奶斯捷潘尼达带着阿纳斯塔西娅和亚历山德拉两个孩子留在家里。我父亲承担了所有的操心事：谁也不需要家了。爷爷安德烈在劳改营干的不错，于两年后，即1935年提前释放。他带着两张突击队员奖状回到普里沃利诺耶，立刻加入集体农庄。因为他会干活，不久即开始管理农庄的养猪场，养猪场始终在区里位居榜首。爷爷又开始获得奖状。
至战争前夕，生活开始走上正轨。外公和爷爷都在家里。商店里出现了花布、煤油。集体农庄开始按劳动日发给粮食。外公潘捷列伊伊将草屋顶换成瓦屋顶。留声机随处可以买到。流动放映队开始来放无声电影，尽管次数还很少。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开心的，是有人时不时从外面运来冰淇淋。人们在劳动之余、星期天举家前往林带休息。男人们唱拖长声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歌曲，喝伏特加酒，有时候打架。小男孩打球，女人们则彼此讲讲新闻，并照料丈夫和孩子。
就在一个这样的星期天早晨，1941年6月22日，传来可怕的消息：战争开始了。普里沃利诺耶的全体居民都聚集在村苏维埃旁边，那里放了一个收音机，大家屏住呼吸，聆听莫洛托夫的演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