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曝书(台湾学人散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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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林文月
基本信息·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页码：234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208082855/9787208082854
·条形码：9787208082854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台湾学人散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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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三月曝书》是一本有关书、有关回忆的散文集。以书为铺陈，以回忆为背景，生命中温暖而美好的一切跃然纸上。林文月这样写道：“书，不言语吗？书，正以各种各样的语言与我们交谈着。”正是这种与书的轻轻交谈，让这部散文集本身变成了一面会说话的多重屏风，书香岁月、往事情趣、异国游历、美食佳肴，在书中层层叠叠，娓娓道来。三月曝书，曝出淡淡的书香，曝出往日的心事，也曝出了绵绵的回忆。
1933年，她出生在上海的日本租界，接受是日本语文的启蒙教育。1946年春，她举家返回台湾，直到小学六年才开始学习中国语文。多年以后，她成为了台湾众所周知的散文作家、翻译家和学者。这三重身份，经历了重重的时间洗礼，像三个永不褪色的岁月书签，在连接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时间轨迹上，汇集成了三个字：林文月。
2008年1月，这位在台湾能够与鲁迅、张爱玲、余光中相提并论，不断得到读者和权威双重认可的知名女作家，将会在内地出版她的首部最为纯粹、最为知性的散文集《三月曝书》。而之前台湾文学鲜少输入内地市场的局面，也将渐渐得到化解。
在此之前，内地已经出版了她的两部散文集：《京都一年》和《饮食膳记》。前者关乎旅行，后者关乎饮食。而本次由世纪文景公司推出的《三月曝书》，与这两本文集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是大陆迄今为止引进的内容最为全面、最为丰富的林文月散文集。
在这《三月曝书》中，林文月向读者倾诉了那个年代的往事，在淡淡的书香之中，将那些记忆中的人和事，谱写成了一支有关回忆的幻想曲。林文月的散文，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如真似幻的独特气质。台湾大学教授何寄澎在评价林文月的散文时，曾把“如真似幻”总结为林文月散文的首要特点之一。
“林先生认为生命的本质是如真似幻的。对于生命的感悟，林先生觉得似真实幻，似幻实真。生命其实充满了虚幻，但虚幻又不真只是虚幻，它确确实实会留下痕迹，因此它在本质上还是真实。”何教授如是道。
事实上，一个人的回忆就是这样如真似幻的存在，那些业已流逝的人和事，已不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中，但他(它)们以记忆的形式，脱离现实，又悄悄凌驾现实，在现实中，成为超越现实本身的永恒印记。林文月的散文，以一种细水长流的朴实笔调，将这些微妙的印记，潜移默化地呈献给了读者，历久弥新。记忆可能会褪色，但文学让它起死回生，永恒感人。
这《三月曝书》的出版，将会是所有读者与记忆的一次交谈，与时间所做的一场温婉的周旋。在这样的交谈中，一切归复平静。在这样的周旋中，时间不再冷漠。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支属于那个年代的幻想曲。幻想，又让一切回忆变得真实，也让那个年代与这个年代重新交融，抚平躁动，回归平静与美好。
这个冬天，下个春天，都不要忘记找个一个阳光温煦的午后，晒一晒自己心爱的书籍吧，就像林文月那样，给时间多留一点的角落，收藏就快被遗忘的念想，给记忆带上一点微微萦绕的温度，让一切淡然相随。
作者简介林文月，台湾彰化县人，1933年生于上海。曾在台湾大学任教，2007年与余光中等人获选台湾大学杰出校友。拥有作家、学者、翻译家三重身份。著有《京都一年》《午后书房》《饮食膳记》等散文集，译有《源氏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日本古典名著。曾获时报文学奖、台北文学奖、中兴文艺奖等文学奖项。
编辑推荐《三月曝书》是林文月散文作品集，内容包括书香岁月、往事情趣、异国游历、美食佳肴。全书充满了作者对书的情趣，对校园时光、往事故人的回忆，在异国之旅中的感悟，以及飘逸着书香的生活趣事。 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内容、题材最为丰富的林文月散文集。
目录
序一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周志文
序二 林文月散文的特点与文学史意义/何寄澎
记忆中的一爿书店
三月曝书
午后书房
阳光下读诗
一本书
往事
迷园
从温州街到温州街
在台大的日子
读中文系的人
我的三种文笔
消失在长廊尽处——追忆朱立民先生
怕羞的学者——Janles Robert Hightower印象记
J
A
H
一位医生的死
父亲
白发与脐带
窗外
翡冷翠在下雨
意奥边界一瞥
步过天城隧道
白夜——阿拉斯加印象
遥远
苍蝇与我
脸(外一章)
佛跳墙
炒米粉
烤乌鱼子
芋泥
秋阳似酒风已寒
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
后记 散文的经营/林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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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源流既深，影响又广，完全是在西方文学家的意料之外。西方有散文，但在文学的比重上，一向甚轻。举例而言，由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最多的是小说，其次是诗，再其次是剧作，几乎没有靠散文得奖的。在中国则不然，中国传统把文类分成韵、散两类：韵文指广义的诗，而无韵的就是散文。散文几乎包罗万象，经史子集全是它的范围。唐代韩愈提倡古文，是表示与当时的骈丽之风不同调，而明代中期之后所标举的“古文”，是与考试应制时所写的“时文”(即八股文)区隔，而古文指的是传统散文，都是熔铸经史、陶冶百家的。明清以来的古文选家都持这个看法，比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林云铭的《古文析义》、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坊间最容易看到的《古文观止》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散文在中国不仅包罗广大，甚至是文学的主流。当然，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诗”是言志的，志比较个人化，所以诗中容许有自我意识；而“文”是载道的，道往往是由社会集体所形成，所以论文时多重视文中所含的道理是否充足、是否客观，作者的个性反而较为淡薄。这使得中国传统对诗的态度较轻松，而对散文的态度则较严肃。
然而“五四”之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散文改变了熔经铸史的传统，从而向纯文学靠拢，变得更纯粹、更有艺术性——简言之，是所谓的散文“诗化”。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有所建树，它使得散文摆脱历史的纠葛，重新在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然而也有缺点，散文在无形中被窄化了，邯郸学步地跟随着诗的脚步——作为纯文学中的一个文类，其存在的意义都不禁令人怀疑了。
有人说“五四”以来的文学解放，是自明代晚期的文学中得到启发，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晚明文学有一特色是诗论发达，大部分有特色的文学见解是在诗的讨论中发展出来的，譬如公安派的主要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原是诗论。然而，晚明甚至整个明代像样的诗人很少，真正能够流传百世的诗作也不多，倒是晚明文人在散文革命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把传统散文“载道”的观念扭转了回来。“五四”时期的文人强调晚明的“小品精神”，其实是有点弄错了，小品并不是指散文要轻薄短小，去表现“小处的美”。晚明文人搬出小品，其实是要与经邦济世的传统散文信仰相对抗，因为过分耽于大道，往往会丧失自我。所以，这种“小品精神”即自由创作的精神，强调自我意识与自我风格，与形式上的大小长短反而没有什么关系。
“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延续了晚明的精神，部分散文的“诗化”，其实可视为散文朝“言志”方向发展。然而散文并不等于诗，不论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比诗更宽广的空间，“言志”固然可以，“载道”亦无不可，不过“道”不再是以往集体认可的圣贤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五四”之后的散文，如果仅以文学的范围来讨论，比以前有更大的创作和发挥空间。但事实上，中国的散文舞台看似热闹，其实岑寂，在散文创作的质与量上反而无法与传统相提并论。
台湾的文学，基本上是承袭着中国传统文学的源流而来，但因海峡的阻隔，从上世纪中叶之后又逐渐发展成一种与大陆不太相同的文化与文学环境。台湾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价值从未受到大的冲击，学校语文教育的古典部分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仍然使用传统汉字，并没有使用后造的简化字。其次，台湾为一海岛，与海外接触是生活中的必要。台湾人虽不抛弃传统，但通过与外界的频频接触与碰撞，在很多方面可能更加多元和开放，文学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尽管海峡两岸的文化与文学环境有差异，然而文学不见得都会依照一定的公式来发展，何况文学也没有公式。整体而言，近六十年来的台湾社会虽有起伏，但起伏不大，也不险峻。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这样的环境不见得都值得庆幸，因为处在这种环境的人，比较缺乏惊涛骇浪式的生活经验，激荡不出昂扬愤激的生命力，因而也难以创造出开阖宏肆的有“伟大力”的作品。欧阳修就说过，“文必穷而后工”，生活上的跌宕有时反而是文学追求上的宝贵动力。
在这套“台湾学人散文丛书”中，我们邀请了几位台湾著名的散文家，挑选和整理了他们有代表性的作品，希望借由这套丛书，让大陆读者来了解台湾的散文。为什么这丛书上面冠以“学人”一词呢？这是为了有别于一般的文学散文家。这批“学人”散文家，他们在文学创作之外还有另外的学术本业，或者在他们的散文作品中透露出更多的知识分子的关怀。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关怀不见得只放在“经邦济世”上面，在如今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他们的关怀也是多方面的。这套丛书挑选的“学人”中间，极少数出身于中国传统文学，但大部分不是，比如有研究外文的专家，有历史学者，有建筑家，还有研究环境科学的科学家……他们的文字都好，创作也丰，在台湾都被视为重要的散文作家，而且可能比一般的文学散文家更具有文化意识和终极关怀。他们的作品往往会更多地引用典故，乃至最前沿的知识，所以更容易反映台湾社会的多元状况。
当然，文学有自己的生命，文学不见得为其他事物而存在。透过文学来了解社会当然可以，但文学的目的似乎远不止如此。文学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社会，有时候，文学更影响了社会，左右了社会的价值，甚至于自己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顺利问世，一方面使得台湾的文学作品有机会让更多的大陆读者读到；另一方面，也使得海峡两岸的当代文学彼此激荡，生生不息。
文摘台北的冬季，阴雨连绵时居多，今年冬季雨水尤多，开春以来几乎就没有爽朗晴天过。
今日难得忽然放晴，太阳熙暖而无风。我看到院中的一方，春草细柔，另一方，红砖干净，红绿对比相映，心境不觉地也明朗起来，遂兴曝书的念头。
这无意间兴起的“曝书”念头，自觉十分古雅。
东汉崔实《四民月令》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
其实，现在的读书人已经用不着曝书了，原因有二：其一是出版业的兴隆，许多古书已改为精装印刷本，而现代的纸张与装订都十分牢靠耐潮，不必曝书也不致生霉蠹坏；其二是都市的生活空间愈来愈小，读书人偶尔到阳光下去晒一下自己已属不易，更遑论曝书！不过，现代的生活也自有保护某些书籍不受潮湿之害的方法，譬如说冬暖夏凉的空气调节器，就附带有干燥的效果。此外，另有专门对付潮湿空气的除湿器。
我的书房虽小，却也有空气调节器，其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我自己读书时冬暖夏凉之便，倒不是为了保护众书；但是，书桌右侧下的一具方形除湿器，则是护书之目的高于护人之用途。近日来，我每晚就寝前都转开那小机器的开关，翌晨总可以倒出一脸盆的水。三月的台北，空气间弥漫多少水气，可想而知，怎不令人心惊？
照这样看来，三月份的台北虽然十分潮湿，书房有赖这具小小的除湿器，理当可以高枕无忧，不必担心群书受潮了。可是，我仍然挂虑右侧书橱最高处的一批线装书。那些古旧的线装书重重堆叠，有些又外加函套，难免会固执地藏匿着湿气吧？所以，习惯上每年总要晒一次书，只是，我并没有遵循《四民月令》的记载。亚热带初秋的阳光太热，曝书未必合宜，薄薄的纸张酥脆过度，反而有害于书，而旧式的书箧不堪艳阳，也容易晒翘。初冬或春天若逢有阳光的日子——像今天，是最宜于曝书的。
说做就做吧，否则台北的三月，谁预料得准明天是晴是雨？
我开始借那一只取书用的高脚木凳，上陟下降，分成好几回，才把放在平时伸手不及处的一堆线装书搬下来。
坦白说，我平时很少取阅这些线装书。因为同样的书，在我书房较低而便于随手取放处，差不多都有了现代式的铅印平装本或精装本，有的还不止一种版本。我保留它们，是因其纪念的性质或赏爱的性质远超过实用性，所以在有限的书房空间内，只得将其“束之高阁”，置于“边陲地带”。
我又几次往返于书房至侧门之间的走廊，才把这批由高处取下的老书搬出阳光之下。
我不是藏书家，我的线装书不多，也没有甚么名贵的版本。不过，耐心地将成叠的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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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写散文和写其他文类一样，首先要有好的内容。如果没有好的内容为骨髓，一切外在的经营安排都无意义了。甚么是好的内容呢？在我看来，无非在于“真挚”二字。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皆不足取法。只要是作者真挚的感情思想，题材小大倒不必分高下，宇宙全人类的关怀固然很值得入文，日常生活的细微感触也同样可以记叙。
我不太相信灵感。写文章的灵感，其实乃是来自日积月累的感思经验与读书学养。读古今人的文章，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同时也指示我们多样的写作方向。
散文的题材内容，其实多半来自日日生活的耳闻目睹诸现象，所以细心的观察与关怀是写作的人不可缺的起码态度。《世说新语·伤逝篇》有言：“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圣人已达忘情之最高境界，本无待于文学艺术之感动，最下者不及情，则又不为文学艺术所感动；所幸，这世界上忘情之圣人与不及情之最下者不多，我辈多数人都是在喜怒哀乐爱恶欲的情界浮沉，故而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但一个有志于写文章的人，除了要有较常人更敏锐的心思联想力而外，更需要经常保持非常的好奇心。心如止水无动于衷，不但不能创作，恐怕也有碍于欣赏他人的作品。对于周遭发生的大小事物恒常保持极大关怀与好奇，将日日的感思经验贮蓄于方寸之间，复配合勤勉谦虚的读书心得，一旦而执笔，始有汩汩不竭的灵感泉源，便也庶几可称为好内容了。
写散文又和写其他文类一样，好的内容须待好的形式技巧，然后才能骨肉均匀，呈现文质彬彬的完整效果。
白话文草创时期有过一个口号：“我手写我口”。当初是为了反对以雕琢造作的文言写作，才会喊出这样的口号。事实上，今天任何读过一点书的人写出来的文章，都不太可能与口里说出的话完全一样。我们时常听别人称赞一篇好文章为：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但文章如何能像行云流水一般自然无滞，那无疑是作者把文章写成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的结果。文章之所以自然流畅，其实与文章之所以雕琢造作一样，都是通过作者经营安排所致。自居易的诗“老妪能解”，姑勿论其真实性如何，但传说中乐天一改再改至老妪能解而后录，便知乐天诗的浅白易晓并非天然本成，而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结果。
现在大家都用口里说的白话写文章，但只要是在白纸上记下黑字，即使是一张普通便条，绝大多数的人都不可能跟讲话一样脱口而出，总会思考之后才动笔。这种或考虑字句先后次序，或犹豫遣词妥否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经营安排了；何况散文的写作，经营安排是必要的。
有人认为散文不同于诗，可以随便挥洒不拘格律。其实，散文虽篇幅较诗为大，形式也较诗为自由，却也未必是松松散散毫无组织结构的文体。好的散文，也自应有其结构布局才对。事实上，一切艺术都讲究结构，绘画如此，音乐如此；而散文之佳构，有时可以具备绘画性的视觉美的结构，乃至于兼具音乐性的韵律美的结构。古人深明此理，乃有起承转合之要求，甚而八股文章的僵硬规律。古文之道虽然不一定要看作写散文之惟一标准，但作者心中有了一个好的题材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表达出来，是采取正面的平铺直叙娓娓道来？还是先从结局落笔造成悬宕气氛再予以追述？文章之道千变万化，内容与结构之巧妙配合则有赖作者的慧心安排。有时小小一点个人的感喟，却因为懂得布局安排之奥妙，而造成引人兴味、精致玲珑的效果，作者在结构上所费的经营心血最是有助益之功；但如果所要表现的是道德气节学问一类的严肃内容，便适合用传统的正面笔法，起承转合，甚至八股新用，都有助于文章气势之建立，反之，若过分运用花俏的布局技巧，则徒然干扰读者认清主旨而弄巧反拙了。
剪裁与割合，也是写散文时很重要的一端。一般说来，散文的篇幅不宜过长，超过六千字便会予人累赘之感，是以在数千字以内，作者便须考虑自己所要表达的主题为何？为了求得突显该主题，不相干的部分应予尽量割合剪裁，否则就会呈现表现过多，或宾主不分，或枝节掩盖主干之嫌。画家在绘制一幅风景画时，往往会减少几株树，拔除多余的电线杆，或无视于路上的男女行者，那是因为要求画面的结构美，及突显主题所作的安排。摄影家在这方面比较受制于相机镜头，不如画家之任性自由，但他们仍可以自行调整角度，或左或右，或俯或仰，避去无谓的琐物干扰主题，他们甚至还可以在冲印底片之际切割或冲化以求补救。散文作者在安排文字的时候，也应当有充分的主宰权去一方面布置我们所需要的部分，另一方面割合我们认为会干扰主题的一些枝节。所以读者见到一篇记事的文章或写景的文章时，不应指责那里面少了一些人物或一些细节或一些草石等琐碎片断；而作者方面也不必为此耿耿于怀引为歉憾，因为散文的写作乃是艺术的经营，不是展示日记，也不是向神父告解，所以没有必要一一全录。反过来讲，不懂得割合剪裁的散文，往往会呈现芜蔓不清致主题欠彰明之弊病。
散文一词，在我国早期是相对于骈文而言，所以本来是指不受四六规矩的长短自由句式之文章。我们今天写作白话的散文，当然要灵活运用语言，长短虚实交错使用，但是偶尔于其间散布适量的对仗整齐之句式，只要不过量而显得不自然，亦无道理反对，有时更由于对句之羼入，给予极度自由的长短句式做一种适度的收紧调整，无论在视觉上或听觉上，都能得到美感效果。骈文乃是中国文字的独到艺术经营，今天以白话写文章，过度使用，固嫌造作，倘能巧妙活用，则不失为文化遗产之传承功劳。
说到文化遗产之传承，其实现代人写白话散文，可以活用古诗文之技巧者正多。譬如引用典故，是最直接明显的办法，典故之引用，能够增加文章深至之美，同时也可以给过于流畅的白话文适度地变换气氛。然而引经据典过多，则难免于掉书袋之嫌，古人作诗填词尚且忌讳，何况写白话散文。此外，引用古诗文太多，也往往会弄巧成拙，不但显得酸气，又易流于油俗。因此诗文典故之引用，必须在自我节制之下妥为安排，才能收婉转表意、事半功倍之效。
声韵气势的讲究，虽为古今诗人所注重之事，但散文作者若于此方面小心推敲，也能令文章更臻琅琅上口之目的。譬如平仄字的配合，双声词与叠韵词的偶然出现，看似无意却颇具功效，可以提升文章的音乐美感受。即使只是一般口语化的长短句交错布置，由于短句易造成急促紧凑的感觉，长句常有绵延不绝的印象，故而配合文章内容，该长则长，宜短则短，掌握其间的性格，更能突显文意情景。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写荆轲刺秦王的紧张场面便十分圆熟地驾驭了句式。举其一例：“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椹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这里一连串的短句，或两字，或三字，读起来不由得声音急迫，极能衬托“说时迟那时快”的高潮紧张气氛，设若换写为普通句式，必然逊色不少。
又有时并不改变文意，但是换一个字即能达到文章更顺畅，或者反过来，故意制造出涩滞的趣味，则小小一字之为用，又岂是可以忽略的。散文作者，不仅要在大处经营布局结构，中间又要照顾前呼后应，文气连贯诸节，小至一句一字都不可掉以轻心，实在是劳心费神之极；但一切的文学艺术岂有不劳心费神的呢！
以上所谈，只是散文写作的一些较重要问题，比较侧重于由古文到现代文的传承。当然，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交通发达，视野拓广，无论在文章的题材内容与形式技巧方面，都不可能不涉及外国。而语言正不断地在扩充改变，散文也和其他文类一样，很自然地会受到外国语法及文学的影响。如何多方妥善地吸收新的外来因素，复将其灵活巧妙地消化运用而表现出新面貌，正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应该警惕与努力的方向。但这些问题，需要另辟篇幅来讨论，此处暂不赘言。
散文的经营，是须费神劳心的，作者万不可忽视这一番努力的过程。但文章无论华丽或朴质，最高的境界还是要经营之复返归于自然，若是处处显露雕凿之痕迹，便不值得称颂。南朝宋代颜延之与谢灵运俱以华丽的诗风见重于世，江左称“颜谢”，但南史记载延之尝问鲍照(一作汤惠休)己与灵运优劣，照日：“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绩满眼。”颜延之闻后深以为憾！颜谢二家的诗，便足以说明经营的成败不同结果。至于由经营而出，达到行于当行，止于当止的化境，那是一切文学家艺术家要穷毕生精力追求的最崇高目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