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政治：大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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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唐晋主编
出 版 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6-1字数：版次： 1页数： 273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802088511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美国不喜欢跟中国打交道，因为它把中国看作是体制上的异类。美国又不得不跟中国打交道，因为没有中国，美国在许多问题上绕不过去，比如说反恐、朝核问题。两个最难打交道的国家，又必须打交道，这就是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复杂的大国关系之一。亚洲目前的外交现实：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崛起”正在同时发生。这两种崛起，不可避免地引起双方的猜疑，甚至是敌意。
内容简介
中国的崛起是在失去世界政治、经济、文明控制权150年之后的再度崛起。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创下，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战略格局面临新一轮洗牌。在千年一遇的机遇面前，中华民族、中国国民、中国政府应以怎样的大战略、大视野、大谋略、大胸怀应对新的世界秩序、迎接新的挑战？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智库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发改委、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这些机构作为政府“外脑”，为中国最高决策层分析全球走势，为中国策，为国是谋。
《大国策》丛书集结当代中国顶级“谋士”和“智囊”，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进行考察，立足中国崛起道路上的大战略、大课题，对崛起进程中的中国经济、政治、民主、软实力、民生、环境、能源、人口、国家安全等领域所涉及的战略问题发表国策诤言，直陈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危机和挑战，试图超越西方设定的现代化标准，跨越西方现代化“陷阱”，提出中国崛起的大对策、大方略。
目录
法治成就大国——《大国策》系列丛书导言
外交姿态的演变
中国外交30年：对进步与不足的若干思考
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
“中国责任论”考验和平发展
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霸权不是一个好东西
中国对美战略的历史演变与未来趋势
中美关系基本透视和战略分析
中美外交“误解”何在
中国经济崛起和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国会的认知与反应
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
中国的“经济崛起”与日本的“政治崛起”
从大历史观看地缘政治
从海陆二分到海陆统筹——对中国海陆关系的再审视
权力变更、认同对立与战略选择——中日关系的战略未来
中日东海争端及其解决的前景
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
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与东北亚政治结构
中国的外交斡旋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什么外交解决朝核问题这么难？
中国的南亚外交与克什米尔问题
因能源而外交
“非传统安全”解析
中国与非传统安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政治外交效应
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国际政治课题
书摘插图
中国外交30年：对进步与不足的若干思考
自1978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在过去的30年，中国日益成为当代世界事务的重大参与者、建设者和负责任者，国际关系发生的重大进步多少来自中国的新贡献，国际环境的变迁同样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在外交领域，中国正在出现静悄悄的转型与革命，其内容和演进的方向与全球进步的潮流是一致的，即：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更加慎重，越来越看重全球市场和贸易等提升国力的经济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与国内大力强调民生的态势相一致，越来越注意对中国公民海外权益的保护；强调“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的重要性，重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协调过程，越来越积极地介入各种国际组织和法律的制订和执行过程；在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之必要性的同时，自身也更加注重外交学习与制度创新，越来越认真地在国内推进外交决策民主化（特别是大众参与的进程）。虽然这些动向尚处于“进行时态”，说明中国外交转型无疑已进入新的长征征程。思考和总结这些进步，对于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均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能够见到的一点是，在这30年里，中国人对国际安全环境有了越来越积极乐观的认知，此前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焦虑心理和造反意识，逐渐被更加自信、开放与合作的态度所替代。旧中国是谈不上得到国际承认的大国外交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形态制约了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角色、“东亚病夫”的形象提示了内忧外患煎熬下的困境。新中国建立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列强支配和凌辱中国人的局面，一盘散沙的旧中国代之以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这时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外交。然而，建国以后在不同阶段上由于国内外因素的不同影响，中国外交的主题和立场是不一样的。新中国早期的中国外交适合了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特点，一方面是向老大哥苏联学习和政策上的“一边倒”，另一方面竭力保持自主性，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革命”与反霸的弦始终绷得很紧。1978年是一个新的起点：从邓小平始，最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截然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变化，离“战争与革命”的意识及“造反者”的形象越来越远，而与当代多数国家的追求及认同逐渐接近。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指出“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与极“左”年代的思维拉开了距离，为改革开放事业的启动奠定基础；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更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和观察世界大势的出发点。在（2006年中国国防白皮书》里，对此就有权威而系统的阐述。例如，白皮书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的基本态势进一步发展，世界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它强调：“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局面有望改善；各主要力量既相互牵制和竞争，又相互协调、彼此借重和务实合作。一些发展中大国和区域集团实力增强，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上升；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分工体系深刻变动，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生机勃勃，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逐步加深。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不断增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深入发展。各国更加重视通过国际协调合作和多边机制解决发展和安全问题。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维护和加强。世界大战和大国全面对抗在较长时期内可以避免。”它指出：在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保持基本稳定。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平等、多元、开放、互利的地区合作局面正在形成，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逐步深化”；“全国的安全环境总体有利”。针对外界对中国国防费用增长的批评和担忧，这本相当于中国党和政府对外重大宣示的文本解释道：“这种增长仍属于弥补国防基础薄弱的补偿性增长，是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适度增长。20世纪80年代，国家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展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增信释疑、携手共进的基本态度。显然，作为当代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和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前景，相对于一些国家而言，持有更加乐观看好的态度。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对国际时事非常关心，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政府现有立场的社会基础，体现了近几十年的持续和平发展培养比来的大众心理。21世纪初中国人的世界观，已远离了20世纪50年代或“文革”的一代人。
其次，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以来，中国更加乐意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其作为国际成员的意识得到明显增强。试以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为例：在这本对外公布的中国国防事业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重要举措，说明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它指出：中国“认真履行《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所附经修订的《地雷议定书》的相关义务。人民解放军积极开展履约宣传教育，落实议定书相关技术要求，已对不符合规定的杀伤人员地雷进行全面普查”；“坚决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支持联合国在防扩散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参加了防扩散领域的所有国际条约和相关国际组织，建立了涵盖核、生物、化学、导弹等相关敏感物项和技术及所有军品的完备的出口管制法规体系，实行严格的出口审批程序，确保有效管控”；“1990年以来，中国已参加1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派出维和军事人员5 915人次”，“2000年以来，中国向7个任务区派遣维和警察893人次”。假使观察中国在其他领域开展的国际合作，如国际金融合作、国际商务合作与国际能源合作，情况会更加显著。不难察觉，通过最近几十年的栽培和熏陶，在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中，以及在中国公众和舆论那里，“国际社会”观念正在逐渐形成和获得重视，拥有了更大的合法性和道义权威：它不只是引导中国外交官行动的要素之一，也越来越多地内化为普通百姓判别政府外交政策成败的一把尺度。还应看到，在近些年中国对外政策实践中，与“和谐世界”指导性理念相关的一系列新方针新提法，通过和平合作、共同发展、文明对话等内容。增强了审国人和中国外交的国际共同体成员意识：1997年前后，中国在与东盟对话过程中，提出“新安全观”思想，包含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等内容；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正式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倡议；同年12月6日，温家宝在法国发表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提出推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理解和交流的倡议；在与邻国关系方面，中国领导人最近几年多次重申“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致力于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把它作为合作共赢的新发展观；在前述中国政府第五本国防白皮书里，不仅多次提到“国际社会”的概念，而且强调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的坚定力量。总之，从中国主要领导人在外的主要政策性演讲以及国内媒体和公众关于这些政策方针的理解评判等方面观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见到当代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国际责任意识。不管中国对国际承诺的大小怎样、进展如何，也无论关于这种承诺存在哪些内部争论，中国人的合作意愿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现在的外交领导人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方针，社会和公民个人日益成为国家外事服务的中心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几十年间，对外关系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比较识大体、看大事、讲大局，但不太重微观、不太看小事、不太讲个人。尤其很少把公民个体的需要放到重心和焦点位置。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比如，在毛泽东时代，外交工作特别看重大国关系（先是苏联、后是美国），重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强调军事斗争的优先性（“文革”时一个流行的动员口号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追求“解放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的世界革命目标，要求所有人（无论干部、军人或普通百姓）有义无反顾为之献身的思想准备；中国那一时期的对外经济和其他援助，例如对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援建项目，基本上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自豪于国际责任义务的同时，疏于考虑投入回收和等价交换的问题，更不必谈评估其对中国国计民生的潜在消极影响。显然，它与国内当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氛围不无关系。……
书摘与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