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花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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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炜 著，泠风 执笔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6-1字数：版次： 1页数： 369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9708644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西花厅岁月》中没有“猎奇”和“揭秘”，打动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亲切，从容和真实。该书作者赵炜曾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工作了37年，书中，她回忆了当年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也以细腻的情感回忆了她和周恩来、邓颖超在一起度过的美好的日子。看过这本书的人无不为周恩来、邓颖超的精神所感动，很多读者看后都感慨：“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亲情友情，普通人的烦恼和心焦，这样的领袖少了仙气，却多了人民的爱戴。”
作者简介
赵炜，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生于辽宁省新民县，1951年参军，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机要干部学校，后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 1955年起调至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先后任干事、秘书；1965年任邓颖超秘书。1983年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是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顾问及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顾问。
目录
第一章
三次偶然的选择
意想不到的调动
走进西花厅
第一次见到周总理
周总理参加我们的婚礼
进入周总理办公室
“你走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第二章
直接为周总理服务
周总理日常的工作生活
西花厅的党支部
难忘的几件事
周总理的保险柜与红电话
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感情
周总理严待自己和家属
周总理对我家的关心
同周总理的三次照相
第三章
调到邓大姐身边
走进邓大姐的生活
听邓大姐讲那过去的事情
邓大姐和周总理的婚姻
我和恩来都是幸存者
我们也曾有过两个孩子
邓大姐保下了我的女儿
我认识了“李知凡太太”
周总理的两个干女儿
第四章
重回总理值班室
在红卫兵大串联的日子
一个阴霾密布的冬天
我们给总理贴了大字报
寻找伍豪事件的真相
“我哪儿也不去，就住在这里”
“我的电话号码没有变”
对宋庆龄、何香凝和郭沫若的爱护
周总理对贺龙的感情
周总理与陈毅的交往
“九一三”前后的周总理
第五章
周总理病重了
周总理亲自向我交代后事
提前得知了周总理病危的消息
周总理让我去医院
周总理生命的最后日子
巨星殒落
同周总理告别的时刻
寻找撤骨灰的合适地点
最后的送别
第六章
邓大姐召集我们开会
一件特殊的小棉袄
难忘的1976，从清明到金秋
当总理的夫人很难
邓大姐称我是八大员
邓大姐对我父亲说：我占有了你的女儿
邓大姐的遗嘱
邓大姐与“午间半小时”
晚年病中的邓大姐
最后的送别
书摘插图
第一章
三次偶然的选择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层领导人物，周恩来的名字在解放之初就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妇孺皆知。然而，对于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则是块谜一般的圣地，那里的绿荫，那里的砖房，在高大红围墙的掩映和威武警卫的守卫下都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52年前，沈阳市第七女子中学的一名叫赵炜的普通女学生从未曾想到过，她在求学和从业中一个接一个的偶然选择，会把自己推进了中南海；而后，又是一个谦让般的选择，最终把自己送进了西花厅。在这幢古朴秀丽的大院里，她一待就是37年，她生平的工作和中国革命史上一对功名卓著的伟人夫妇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穿上军装当兵，对我来说，是第一个偶然。我在沈阳市第七女子中学读初中的时候，正赶上抗美援朝征兵的高潮，那时候，每个学校都有规定的征兵名额，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求必须完成任务。虽然每次征兵我都报名，但学校从全面考虑没有让我走。到了我毕业那年，就是最后一批征兵了，当时我们学校分配到10个名额。这次征兵我也报名了，但学校确定的名单依然没有我。因为此时学校已经把我和另一个同学分配到师范学校继续读书，想培养我以后当教师。不过因为我挺想当兵，在放假前也向学校领导表示过：什么时候需要我就随时通知。
放了暑假，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因为要等在沈阳第六中学读书的弟弟，行程就比别人晚了一天。第二天我正准备下午回家，忽然班主任老师通知我先不要走，说是有两位同学家里不同意他们去当兵，把人藏起来了。而学校当兵的同学明天就要出发，现在大多数同学都已经离校了，只能让我和另一位同学去补缺额。我当时在学校算是一名听话的好学生，再加上家里困难一直都是靠奖学金读书，所以听老师一说让自己当兵也没讲任何条件，反而心里还有点说不出的骄傲。中午，我跑到弟弟的学校告诉他我决定去当兵，让他回家说一声，第二天就穿上军装入伍了。
因为我当兵没和家里打招呼，我父母一直都不同意，母亲后来还被父亲逼着到过部队驻地劝我回家。我当然不愿意回去，领导也让母亲在部队参观。看到我在部队生活得挺好，母亲很放心地回家了，倒是我那倔犟的父亲气得不得了，他来信说：“把你供到初中毕业，你自己有主意了，不要家了，那好，咱们脱离父女关系。”说过这话，父亲的气一直不消，有好几年都不理我，连我寄回的家信他也不看，有时一把火就烧了。但我却不管这些，每月照样给家写信，照样寄上几块钱，也照样在兵营里过着无忧无虑的集体生活。
虽然是因为抗美援朝当的兵，但遗憾的是，我当兵后却从来没去过朝鲜。我所在的部队是东北防空部队，在新兵连经过一个月培训后，不少同志都被分到团里当文书，随部队去了朝鲜。分配的人一拨接一拨地走了，只有我一个人留了下来，我心里挺着急，想不通为什么要把我留下。后来过了很久才弄明白，解放初期部队新兵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初中生就算是高学历了，所以我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小女兵就被留在总部机关当了一名办事员。
在部队干了一年多，到了1953年，朝鲜战场停战了，部队机关中没有技术专业的女同志都面临着转业，我的名字列在第～批转业名单之中。根据组织当时的安排，我们这批转业干部有两种选择，一是就地转业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作，这样可以留在沈阳；二是先到部队院校学习一段时间再转业。我当时年龄小，自己没什么主意，干部科的同志都主张我先去学习再转业，我听了他们的话，就决定先学习一年再说。要说学习。当时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到南京，二是去长春，我因为小时候在长春住过，不想再回到那个城市，就选择了去南京，那里是古都，对我的诱惑力很大。可后来再一打听，去南京学习的时间一时难以确定，去长春的可以马上走。大家又都帮我出主意，说是到南京好是好，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走，万一要是最后情况有变化怎么办7我一想也是，夜长梦多，干脆就去长春好了。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几个偶然使我在1953年3月走进了位于长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干部学校。经过一年的学习，我于1954年3月正式脱军装转业。
我从干部学校毕业的前夕，恰好国务院来学校要人，学校挑选了80人去北京，我也被选上了。于是毕业后，我们就收拾行装坐上了火车，没几天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我们这批人的落脚地是位于中南海里的国务院工字楼，在这里，我们面临着又一次的分配。这次分配，有的同志去了外地，一部分人留在北京。当时北京有两个单位都挺让人心动，一是国务院，二是外交部。我在上军校时有一个很好的同窗女友，我们俩私下里商量如果征求意见时就一起提出去外交部，当时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理由，就是想到外交部以后出国的机会可能多一点，能见见世面。没想到，领导说：“你们俩不能在一个单位。一个去外交部，一个就留在国务院，两人再商量商量吧。”再商量的结果是，我的朋友特别想去外交部，而我因为谦让了一下就自然留在了国务院。
我当时根本没想到，从参军到上学到北京这一连串不经意的选择使我最后成为一名周总理和邓大姐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使我在西花厅一干就是37年。
意想不到的调动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的创业者，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实际上是为新中国建设操劳最多的高层领导人，因此，他身边的秘书和服务人员也一度很多。但实际上，直到1958年以前，总理办公室的工作范围不仅是为周恩来总理服务，而且还担负着为国务院的陈云、陈毅副总理和习仲勋秘书长服务的任务，因此，在那期间，总理办公室实际上是国务院一个直属机构的名称。1955年，正是中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时刻，这年，周恩来总理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很是关注，正是在这样一个国民经济发生根本变革的特定时期，赵炜被调到总理办公室的财经组工作。
留在国务院之后，我在机要处做了几个月的译电员，又被调到校对科，干了不长时间，机要处要合并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去，我调到秘书厅的秘书科。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次工作变动，我对组织的临时调动已经习惯了，但一个多月后，当秘书科长找我谈话再次调动我的工作时，我还是吃了一惊。记得那天，科长把我找去说：总理办公室让我们选调一个工作人员，经过研究我们送过去几份档案，他们最后选中了你。
什么，要调我到总理办公室去，我这水平和能力行吗？我有点发楞。说实话，到中南海国务院工作后我们经常从西花厅门口过，望着那扇青灰色的大铁门，我只知道里面就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办公的地方，至于其他，则是一无所知。虽然，我也曾希望偶然从那门口路过时能见上一次周总理或邓大姐的面，可我从未想到过自己要去那里工作呀！
“怎么样，没想到吧？”科长问道。
“我到哪儿去干什么？”缓过神来，顾不得回答科长的话，我就急火火地问。
“他们只是简单地说到组里当干事，”科长说，“实际上就是组里的秘书吧。”
“那，我能干好吗？”
科长笑了，他说：”你到那儿的工作也就和咱秘书科差不多吧，都是接电话、收发文件这样的事儿，我想你能做好。”科长的话给了我一颗定心丸，可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甭管怎么说，在秘书厅这边工作，不管调到哪儿都是熟人熟脸，这猛不丁调到西花厅去，人生地不熟的且不说，万一在首长面前有点差错怎么办？
“别害怕，心细点，不会就多问嘛。”科长鼓励我。
“好，组织上的调动我服从，实在不行就退回来吧。”我笑着对科长说。
“去就干好，可别让人家退回来啊。”科长倒认真了。
说是说，其实，我对自己还是有点自信的。什么事都要人去努力干，只要大胆、认真，不会做的事多请教，我想我还不至于让人家给退回来吧？那一天，当我向秘书科的同志们告别时，所有的人都鼓励我，这样一来，我的信心就更足了。
对于这次调动，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其实，自从到中南海工作后，我就知道周总理和邓大姐就住在与秘书厅办公室一墙之隔的西花厅，但西花厅是什么样子，我们中却没几个人知道。平时，大家都盼望能在中南海的院里偶然见到一次周总理和邓大姐，现在，我算得上是捷足先登，要知道，能有机会在西花厅工作，当然也就有机会见到周总理和邓大姐啦。
就这样，在喜悦、兴奋和不安中，我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第二天一早，科里给总理办公室通了个电话确定我过去的时间，我和同志们招招手，就一个人走向西花厅，走上了我的新岗位。
记得那是1955年1月，我当时23岁。
……
书摘与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