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第6辑——幸福天上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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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良友书坊编
出 版 社： 文汇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7-1字数：版次： 1页数： 271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807413707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良友》第6辑《幸福天上寻》可以说是中国半个世纪的生活缩影，从50年代的“反右”（民主统战人士的遭遇）、“文革”、青海建设兵团、到“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和80年代的“理想年代”，直到当下的生存状况，尽管每个人的记忆有着泾渭分明的差异，但却都真实地呈现了每个不同年代的历史烙印，“幸福天上寻”这个书名也就有了另外的寓意。
内容简介
该辑《良友》有两篇长文，一篇是《机关大院的故事》，一篇是《读书7》。前者记叙的是北京一个民主人士生活的大院里的故事，从50年代直到80年代，在作者张华的记忆里，一幕幕悲剧与闹剧曾轮番上演，看多了，心凉了，后者是原《读书》编辑扬之水当年的日记，从这片断里，以《读书》为舞台，80年代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另外，该辑《良友》中还有一篇文章值得一提，这就是蔡朝阳的《我所认识的范美忠》。汶川5?12大地震后，“范跑跑”成了网络上的“明星”，更成了教师道德底线的争议“标志”。这篇蔡朝阳的“旧文”告诉了我们范美忠如何“一路走来”，在蔡朝阳的描绘里，“失败的中学教师”范美忠如何面对“物质生活”，又是“为什么流浪，流浪到远方”，这一切也昭示着从“网友范美忠”到网络上的“范跑跑”有着内在的存在逻辑和生长缘由的。
目录
壹 机关大院的故事张华
向西，向西，向西王立玮
贰 我所认识的范美忠蔡朝阳
叁 急诊科医生的手记陈阵
肆 父亲的工棚吴佳骏
《语文小报》与我傅国涌
幸福天上寻苦丁
伍 文坛里的那些事儿3周昌义
陆 一本书的写作与出版戴煌
柒 《读书》日记1987扬之水
良友稿约
良友余话
书摘插图
机关大院的故事
每次回娘家，都特别怕遇见机关大院的旧人。老远看见了，我会下意识地立刻绕到马路对面，假装没瞧见。
我一直对自己的行为困惑不解，又不是饿鬼拦路吃人，怕什么怕！然而，我终究战胜不了自己的恐惧。
大院是民主党派的机关宿舍，我从小在那里长大。
大院中活着的长辈已寥寥，曾经的玩伴不少也都离去。他们却始终是我过去的一面镜子，我怕在镜中照到过去的自己。一幕幕悲剧与闹剧曾轮番上演，看多了，心凉了，内心刻满深深的恐惧，犹如不愿做的噩梦始终徘徊难去，偶尔还会将我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
我过去的魂失落在了机关大院。
“老虎”
此处所言的老虎吓不着人，不是真老虎，而是“三反、五反”运动中的纸“老虎”，一捅就破。
运动开始于1953年左右，半个多世纪以前，我还未上学。如今，留在脑海中的只剩一句歌谣和三字组成的中国特色自造词语。歌谣如下：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反对。词语则为“打老虎”。
根据父亲回忆，“三反”运动主要是反贪污腐化。当时，天津地委书记（相当于市委）张青山和专员刘子善因贪污公款被处决，对全国人民震动很大。之后，运动逐渐波及百姓，扩大为“五反”运动，各机关都开始动起来，民主党派自不能例外。
我认识史英的时候，“打虎”运动已属过去时，他且成为了鳏夫，独自带一男孩儿住在大院。此时的史英与人合住一单元。由于无人料理家务，衣服总穿得邋里邋遢，手中牵的儿子很是黑瘦，没有精神。
他们常到机关食堂解决中餐，而我也是食堂午间常客，遂与他们磕头碰脑。那男孩不理人也就罢了，这位史叔叔则脾气怪异，不好相与。每每遇到我等非但不笑，亦不扭头装看不见，而是无故出口伤人，态度极不友好。
记得我曾与他打招呼，史叔叔，你今天买了什么好吃的？他脑袋一扬说，我买什么菜还用向你这小孩子汇报？噎得我呆立当场。
见到父亲，他则更是横眉立目，说话连损带挖苦。像发连珠炮弹。父亲虽不撕破脸皮，却也弹来枪挡频频出招。没闹到抱在地上打滚的地步，也该算剑拔弩张了。我一直不得其解，为何两人像有深仇大恨似的，这仇恨又从何处而来？
直到近年，我问父亲的历史，他才告以实情。原来，“三反”“五反”中，他曾做过光荣的“打虎”队员，而史英则不幸沦为他棍下的“老虎”。
解放后，父亲没机会接近财物，又是平头百姓一个，运动一来，当然轻装上阵。饶是如此，还是被粒小石子敲痛过脑袋。
解放前，江西城工部曾向“小民革”借过钱。解放后，城工部还了“小民革”一部分钱。事后，“小民革”组织发给每人十元。因那时许多人失业，钱虽不多，也可应急。
“三反”中，江西地方组织给机关来了一信，说父亲和李叔叔在这件事上经济不清楚，要求他们写检查。
此时的李叔叔已是宣传部代理副部长，既然身为领导，当然要识得进退，他立刻写出检查交给组织。父亲却为此愤愤不平，回想当年，为“小民革”工作时花过很多自己的钱，困难时组织上不过还了区区十元，这能算贪污吗？他决定不写检查，不过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在见到负责运动的副秘书长时，他主动说明了一下情况。所幸机关并未鸡毛当令箭，没有整他，还让他光荣忝列宣传部“打虎”队员之列，莫非沾了倪叔叔的光？大约为了表现自己（这是我的分析），以免为前事惹火烧身，他主观与客观都必得表现出积极。
那时，宣传部一共揪出两只“老虎”，一个图书资料员将看过的报纸统统卖掉，钱则据为己有，说他“监守自盗”还算贴谱。处罚难以承受也’不得不承受：开除工职，发回老家。
史英当时是部里的文书，被揪出来则是外面有人写的一封揭发信。一张几分的邮票，所谓罪行子虚乌有，却整整将他拘禁了几个月，吃住全在机关的一间小屋，昼夜不得回家。“打虎”队员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知识阶层，或许还有学过法律的，视这等变相私设公堂为正常，法不法的早丢弃了，只剩革命在胸。因揭发实属捕风捉影，当然搞不出任何名堂，最终只能草草收场。
在史英遭关押的几个月中，他的老婆忽然查出得了子宫癌。病中无人照料，又终日提心吊胆，更顾不得及
时治疗，病情当然只有加重一途。待获自由的史英回转家门，老婆已是病入膏盲，回天无力。几个月后，她终于撒手人寰，丢下的儿子仅三岁。
史英气愤难平，从此变成一只“乌眼鸡”。有好一阵，他在宣传部大发牢骚，说就因他遭无辜拘禁，才致使他家破人亡，这些整他的人要负责任！但整了也就整了，整得家破人亡也只能发发牢骚罢了。
我不清楚父亲是如何积极操棍“打虎”的。但每每见到史英的模样，他一定将人家伤得不轻。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不幸成为一只“老虎”或“老虎”的儿子，被搞到家破人亡，那会是怎样的心境？譬如史英，若告诉他的儿子，自己被关起来时，你母亲得了重病，最后忧伤过度，不治去世，他能不耿耿吗？
不久，史英搬出了大院。再后，便听说另组了家庭，对方是位小学老师。中午吃饭，仍常在机关食堂见他，还是比较邋遢，说话也照旧阴声怪气，看来难改了。
冤冤相报。到了“文革”，史英首先跳出来贴我父亲的大字报。很快，又有人整他，说他在日伪政府工作过，是汉奸……所幸风只吹过一阵，斗争矛头便转向走资派了，双方都没遭遇大难。
自插队回京，我便再也没见过史英，不知他过得可好，现在是否健在。知道他的遭遇后，真想替父亲对他说一声对不起，但估计他已作古，似父亲这样活到九十八岁毕竟罕见。
举案齐眉
梅彬夫妇属于姨表亲，男方是女方的表弟，相差两岁。因为青梅竹马，两人感情甚笃，但是旧式举案齐眉的那种。家务均由女方料理，男方是家中甩手掌柜。
他们共有两儿三女，搬入大院时除最小的儿子，都已参加工作。前四位均系大学文化，有做科研的，有搞艺术的，其中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在外地。梅彬的夫人岑老师每每提起他们，都是满脸自豪。
大约由于血缘太近之故，他们最小的儿子是个聋哑人。大院中的孩子都叫他哑巴，大名已然不记。哑巴长得异常英俊、高大，聋哑学校毕业后分到工厂上班。因不能与我辈交流，见面只是咿咿呀呀点头，如同隔着两个世界。
梅彬身材适中，在夫人的料理下，头发花白却梳理得一丝不苟，戴副金丝边眼镜，平日总穿一身整洁的西服，不扎领带。想象着他若拿根文明棍，十足就是国民党的高级文职人员，如夹本书，则似儒雅、清高的高级知识分子。父亲说，解放前他确实不是普通职员，而是国民党政府最大报纸之一的社长，铁定的高级干部，不过须加上“反动”二字。解放前夕，他识时务地及时登报声明脱离了国民党，算是弃暗投明，这才有资格参加民主党派。当时，给他的待遇为处级科员，没有处长实职，与解放前的职务级别相差甚远。父亲于是做结论道，他必是因此原因才对组织心生不满的。
平素，他在大院出入，均属上下班时间，除与熟人打声招呼，从不多言。
“祸从口出”，这是老祖宗的四字真言。谁成想，1957年他却将上述真言抛置脑后了。
据父亲这个反右积极分子说，鸣放时他居然跳出来给组织提意见，为别人鸣不平。其实，反右前夕，他已被提拔为国务院参事，相当于司局级了。连升两级，本该感恩戴德，没想到他却不识抬举，说好多人革命工作干很久了，有成绩也有功劳，都该提升。河边无青草，不要多嘴驴，领导最这种替别人说话，所谓为民请命的角色，因为最具煽动性。果然，“引蛇出洞”之后的大批判他就倒了大霉，将他的罪名定为“煽风点火，挑动革命群众”。别看梅彬平素一派知识分子的儒雅，骨子里却拧，都到这步了，他竟拒不检查。群情激愤下，成为受批判的重点。
机关的反右斗争与全国一样，都在组织的绝对领导下。具体就是在两位公开身份的党员指挥棒下转。一次批斗会前，其中一位向父亲授意，让他在当天的会上质问梅彬。尽管他与梅彬从没红过脸，私人关系还算不错，却毫不迟疑地照办。
由于梅彬对党代表的抗拒，结合他的反动历史，最后当然被定为极右分子，送往东北劳动改造。用父亲的话讲，到东北充军去了。
多年后，他见到父亲，显得非常大度，对父亲充当批判他的积极分子仿佛早丢到九霄云外，两人还很亲热地话家常。提到东北，他只说那里太冷。还举了个例子：房间里没火，墙上只要有针孔大的一个洞，室内外的温度就差不多，人几乎要冻成冰棍。晚上睡觉，他从没脱过衣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