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2009.07总第3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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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岩 主编，胡友鸣 副主编
出 版 社： 《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杂志社
出版时间： 2009-7-1字数：版次： 1页数： 160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71002986005包装： 平装目录
特别关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弘扬民族精神 探寻发展规律——古典文学研究六十年感言
文史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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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知识
诸侯之长，君子之国——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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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里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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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实录
《论语》“学而时习之”章解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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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苑
中国少数民族戏曲
北京文化史谈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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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两个女人的生死联盟——趣话王熙凤（七）
说文解字
“序”的含义
教学相长
如何理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书画欣赏
王齐翰《挑耳图》
信息与资料
书摘插图
特别关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弘扬民族精神 探寻发展规律——古典文学研究六十年感言
伴随着共和国的创建，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已经走过六十年历程。近几年，值得纪念的年份比较多，百年回顾、三十年纪念之类的学术史性质的论著出版多种，卢兴基《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7）、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等都有或详或略的论述。其中，黄霖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煌煌七大册，分总论卷、小说卷、诗歌卷、戏曲卷、文论卷、词学卷、散文卷等，几乎涉及到百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所有重要问题。更何况，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作家和作品，也多有专题研究史。阅读这些论著，感受很深。在整个20世纪学术发展的总体框架中，建国六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确实有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发展与停滞，经验与教训，无不涂抹着浓郁的政治色彩，也蕴含着复杂的文化心态。
一、六十年回顾
六十年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大致可以197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从1950年围绕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到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学术问题便与政治思想运动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前三十年研究的显著特色。20世纪50年代，还曾开展过关于《水浒传》和《西游记》的讨论，关于屈原和楚辞的讨论，关于李煜词的讨论，关于《琵琶记》的讨论，关于李清照的讨论，关于陶渊明的讨论，关于中间作品问题的讨论，等等。这个时期，讨论的范围虽然广泛，但主要还是围绕着文学作品的阶级性、人民性、爱国主义等问题，还涉及到文学史的主流与分期问题。讨论的结果，逐渐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概括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条主要线索。凡是具有人民性、阶级性的作品，自然就是现实主义的。随着讨论的深入，又引发出山水诗、山水画等表现自然美的作品，是否也会具有阶级性，其人民性又如何表现；还有，文学是否有超越阶级性的共鸣等问题。
20世纪60年代，古典文学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当代性和评价的政治性，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民主性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由此引发，推向极致，便有了1965年末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学研究终于成为政治运动的急先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从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1972年林彪事件后全民开始的《红楼梦》讨论，到l975年开始的全民评《水浒》的热潮，古典文学研究完全成为了全民运动，人人谈《水浒》，家家评《红楼》，古典文学红得发紫，当然也被抬到学术政治化的极端位置。
古典文学研究逐渐由政治化倾向回归到文学的本位，客观地说，应是从1977年发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开始的。此信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于形象思维的大讨论；在古典文学界，这场讨论主要是围绕着“比兴”问题展开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古典文学研究界再次围绕着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展开新一轮的讨论。当然，这次讨论与20世纪60年代初有着本质的不同，人们已经逐渐从政治的视野回归到文学的本体，回归到文学方法论的问题上。
20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代。在文学研究界，1985年非常特殊。这一年，人们戏称为“文艺方法论年”。3月，《文学评论》等单位在厦门组织召开“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扬州组织召开“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10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在武汉召开“文艺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古典文学研究界关于新方法论的讨论相对滞后。1986年《文学遗产》第3期刊发《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示》，反应强烈，波及面很广。1987年，《文学遗产》、《文学评论》、《语文导报》等单位在杭州召开“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此后，又陆续在桂林、大连、漳州等地召开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这种热潮一直持续到1989年，方法论的探讨才逐渐退潮。
20世纪90年代，曾有过一段相对沉寂的过渡时期。世纪之交，古典文学研究界逐渐呈现一种“回归文献、超越传统”的发展态势。当然，任何一种学术思潮的发展演变，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就在理念先行、方法优先的那段历史时期，古典文献研究也获得许多成就，迄今仍沾溉学林。不仅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研究，也加大文学史料研究的力度，组织编写过“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等大型文献资料丛刊。很多学者还从理论上阐述了文学史料学的价值和意义，一些重点大学和学术期刊联合举办了多种文学史料学研讨会，到2005年形成一个高潮，媒体甚至用“2005，见证文学研究‘史料年’”这样醒目的标题概括近些年来文学研究观念的巨大变化（祝晓风《2005年，见证文学研究“史料年”》，《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18日）。
六十年的研究，林林总总，眼花缭乱，但是归结起来，无外乎两条线索，前三十年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的层面；后三十年的研究则主要以学术为主。当然，任何一种概括都难免挂一漏万。前三十年的研究尽管政治色彩浓郁，但是也有很多讨论具有学术史价值，譬如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和盛唐气象、关于蔡琰和《胡笳十八拍》的作者、关于中国戏曲起源与形成问题等等的论争，就有着相当的学术价值；后三十年的研究彰显学术本色，而在宏观文学史研究以及回归传统、回归文献的热潮中，又彰显出民族的自信与骄傲。
二、彰显坚强乐观的民族精神
从政治层面上说，建国六十年来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深刻地影响千左右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而且，这种决定性影响还将继续下去。这是由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意志所决定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建国之初，随着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古典文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清理文学遗产。从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中国文学史撰写与评价的广泛讨论，到1957年《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出版问世，应当说初步解决了这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参见李舜臣、吴光正《（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及其影响》，《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并催生了20世纪60年代两部重要的文学史，即以游国恩为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纂的《中国文学史》。1954年，《文学遗产》创刊，发刊词这样写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的文学遗产，由于很多卓越的前代作家的不断地创造和努力，也是极其光辉灿烂的。从《诗经》《楚辞》起，一直到‘五四’时代新文学奠定者鲁迅先生的作品为止，差不多每一朝代都有杰出的作家，在不同的文学种类中都有独特的成就。但是，这些文学的宝藏，不仅在封建社会里面，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评价，就是到了‘五四’以后，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也还未能获得充分的科学的阐明。因此，用科学的观点来研究我们的文学遗产这一工作，就十分有待于新中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认真进行。”这里所说的“科学的观点”，外延和内涵都很明确，就是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当年，古典文学研究围绕着文学史编写目的、文学史编写原则、文学史研究对象、文学史的主流、分期等问题，围绕着古典文学作品的阶级性、人民性等问题的讨论，都应当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理解。人们在总结这段学术史时，往往对这种探讨持批评否定的态度。不可否认，有一些论争脱离学术实际，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和政治意图。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国内外极其特殊的政治形势以及20世纪前半叶思想文化界极力推崇进化论思潮的复杂状况（参见拙文《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历史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2期），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讨论的指向和目的。“文革”期间，一度以儒法斗争为主线来涵盖几千年中国文学的发展，确有明显的政治图谋，暂且不论，就多数讨论而言，归根结底还是如何看待民族传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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