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见证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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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张军
基本信息·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页码：230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9月
·ISBN：7301158300/9787301158302
·条形码：9787301158302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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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承前启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见证与展望》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的大型公开演讲内容记录而成，由几位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在改革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这一特定的时点，以通俗的方式讲述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重大问题。演讲者以亲历者的身份，从不同角度，对诸如巴山轮会议、莫干山会议等改革中的关键时点，以及若干重大改革决策出台前后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思考，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全书涉及的问题包括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地方分权，收入分配、社会转型、产权界定与价格改革等。内容深入浅出，专业与非专业人士均可阅读。
作者简介张军，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现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担任CSSCI核心经济学期刊《世界经济文汇》的主编，国际SSCI经济学期干Joum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v、China Economic Journal、 《经济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经济学报》、《改革》、《中国金融评论》、《社会科学战线》等近二+种学术期刊的编委会成员或者学术委员。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深厚的研究，担任多个地方政府的咨询顾问，曾参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欧盟、南非等研究与咨询项目，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陈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匿名审稿杂志《世界经济文汇》的编辑， The Studi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的编委会成员。曾作为访问学者先后访问过韩国全南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研究兴趣为：行业收入不平等、中国城市发展、政治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主持过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著有学术专著多部，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Joumal ofComparative Economics、 Economic Modelling、Rewew of Income and Wealth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编辑推荐《承前启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见证与展望》：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出版物。
目录
DwightPerkins
中国未来的经济挑战
改革开放30年的体制创新与思想解放
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
重新界定权利之路
——纪念中国改革30年
中国的价格改革
——真实历程与现实意义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效与挑战
——我的参与和评价
波兰尼的《大转型》和中国的大转型
资源要素租金与国有企业改革
转轨经济学与中国30年的体制改革
承前启后
——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回顾与展望
……[看更多目录]
序言中国的经济改革，刚过而立之年。好一个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经济制度的一场变革，更是政治方向的自我纠偏。若不是有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就不会那么顺利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若不是决策者勇于承担政治风险，不合理的制度还会不断制造内耗。这场看似自上而下的改革，背后也是上上下下各种力量的角逐，是改革的十字路口前领导人一次次的权衡取舍。
能够见证甚至参与中国的这场改革应当是一种幸运。从这场改革中寻找智慧并服务社会则是学者的责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出于学术激情和社会责任感而致力于研究中国这场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作为一个以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机构，自2008年初开始，我们就着手策划这一系列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30年大型“周年公开讲座”。我们邀请的演讲者中，有海内外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权威学者，有亲历政策制订的学者型官员，有长期深入基层执着于田野调查的改革见证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一系列公开讲座的内容，包括演讲、提问以及回答。为了体现演讲的现场感，我们保留了演讲内容的口语原貌，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如临其境，与我们的演讲者进行一次次的思想交流。
当然，这是一项未尽的工作。正如本书的书名《承前启后》所暗含的那样，我们期待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够取得新的突破，期待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种种磨难终将成为一笔财富。在刚刚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又将迎来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这是我们的愿望。
文摘我认为这个体系运作情况可能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糟糕，因为许多城市近郊的农民还是愿意离开农村到城市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找到工作，居住在类似拉丁美洲的贫民窟里。
当我1961年和1962年居住在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小山坡上到处是窝棚。一场大风暴会摧毁一千多个家庭，一场火灾也会摧毁一千来户。中国某种意义上以非常高的代价避免了这一情况。如果让农民工的子女跟随父母在城市享受更好的教育，他们就可以不再做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这些孩子应学会如何在城市生活，学习城市的文化。但他们现在只能一代代地困在农村。
现在北京政府意识到这一歧视，户口政策正在变化。逐渐明朗的是政府和居民是否合作或者是否试图保持这一非正式的歧视。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所有的农民工孩子都加入城市的公立学校，谁给他们付学费？他们付不起学费。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1000元，最多1500元一个月。这些钱尽管比在农村挣得多，但也干不了什么事情。这就是问题。
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不把家人带在身边主要原因是没有地方住，他们没办法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和其他三四个工人一起住。他们应该有自己的住房。他们除了窝棚，没办法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那么当4亿农民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进城的时候，中国将有布满窝棚的城市。那如果政府提供住房呢？这样的成本是多少？
这样的住房要在农民工的支付范围之内，所以会是最低价格，同时我认为这样的一套住房供一家四口居住较为适宜。假设一家四口有一百平方米的住房。这是不错的住宿条件。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到这里来，去一位教授家吃晚饭，他家大概也就25—30平方米。所以这样的住房对农村移民而言，应该是不错的。但我不打算把住房给他们，因为他们支付不起。如果一平方米是1729元，那么一套房子大概18万人民币，没有农民支付得起这样的价格。所以，他们一定要得到补助。但如果政府为他们支付这笔钱呢？
我假设有1.5 亿家庭，那么总的成本是27万亿元，大概4万亿美元。这是不是超出了中国的能力呢？这比中国现在的GDP要高些，但我讨论的是20年以后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