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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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冯尔康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华书局
·页码：191 页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ISBN：9787101070279
·条形码：9787101070279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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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雍正帝》内容简介：冯尔康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清史专家，其早年所著《雍正传》至今仍为关于雍正帝生平的必读之书。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60年来首次合办展览“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在台北开展之际，为襄助这个两岸文化合作的盛举，冯尔康先生再次走笔，倾尽毕生心血，采用普通读者前所未见的史料，以崭新的视角，通俗平易的叙述，从雍正帝的性格、学识入手，分析其为政、为人方式的必然性，透过重重历史谜团，生动勾勒出一个有血有肉，性格复杂多面的雍正形象。书中配有大量精美的雍正朝历史图片，其中不少为首次披露，更有22幅整面彩图。
作者简介冯尔康，1934年生，江苏仪征人，1959年开始执教于南开大学，2002年退休。现兼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著有《雍正传》、《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中国社会史概论》、《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顾真斋文丛》。主编并主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等书。
编辑推荐《雍正帝》：他是盛世之君，却为何背负着篡位戮弟的恶名？他精通医药，却为何英年暴卒？他高居帝位，却为何自称“汉子”？他，就是谜团重重的雍正帝……
目录
开篇
第一节 雍正帝小档案
第二节 雍正帝的座右铭：“为君难”
一、铸造“为君难”宝印
二、“为君难”观念的渊源
三、“为君难”的核心内容
四、虔诚的“敬天法祖”观念
五、各种祭祀天祖的活动
六、体谅臣下与勇于认错
七、强调君臣以诚相待
八、对臣工的要求
九、以民为本，推行教化
第三节 雍正朝的君臣关系
一、雍正初年的股肱之臣
二、雍正六年《古今图书集成》的受赐者
三、雍正末年的宠臣及顾命大臣
四、异乎寻常地关爱臣工
五、肆意辱骂臣工的劣行
第四节 雍正帝的学识与政策、政事
一、妙解经典，重农敦本
二、对康熙帝政策的继承与革新
三、雍正朝的“学习”秋狝
四、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
五、曾静投书案与全新的国家认同观
六、留养承祀：死刑犯裁决的新类型
七、兼顾法与情的朝审
八、《圣谕广训》与民间社会的情况
九、“异端”新解
十、君臣同乐的重阳节赋诗会
十一、雍正帝的著述
第五节 雍正帝的性格与养生之道
一、不知疲倦的工作狂
二、复杂多面的性格
三、敏锐的洞察力
四、细致入微的作风
五、雍正帝的年节
六、雍正帝的五十大寿
七、雍正帝的艺术情趣
八、雍正帝的养生之道与身体状况
九、研制丹药与服药
第六节 雍正帝的历史地位
一、从乾隆初政看雍正帝的改革
二、雍正帝改革的历史意义
三、成功改革家雍正帝
四、雍正帝挨骂的深层次原因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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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插图：
比这三位阿哥获得更高级别赐书的是福慧阿哥。他是雍正帝第八子，生母年氏皇贵妃，出生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此时八岁。雍正帝对这个儿子钟爱异常。在一封给年羹尧的手谕中，谈罢政事叙家常，写道：“尔父前月见面，竟到胖了，甚健好；贵妃、福慧俱上好，总不必一点系念于都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世宗朱谕”第十二函）这时，人们可以说，福慧受到特别爱护，是因为母亲是年贵妃，并有年羹尧这样的舅舅。可是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年贵妃已亡故两年半，年羹尧也早出事自戕，由此可见，雍正帝对福慧的喜爱是真诚的，而非势利的。
从赐书的情况来看，雍正帝心目中的福慧，地位在他的兄长弘历、弘昼之上；而且从赐书的行为来看，这是宣示于众人的，令人得知福慧阿哥的地位高过弘历阿哥、弘昼阿哥。这事有点蹊跷，其时弘历、弘昼都是十八岁的成年人，奉命办过差事，得书的等级竟然不及幼弟，不知他会怎么想，难道不心酸？没有不服气的心情吗？没有嫉妒的心理吗？特别是后来成为嗣子皇帝的乾隆帝，其时心情一定非常复杂！这是可以想像的。如果福慧没有在得到赐书后的三个月死亡，未来的皇帝还是弘历（乾隆帝）吗？雍正帝在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宣布秘密立储法，并将亲书储君名字的文件贮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这储君是弘历吗？从雍正帝对福慧的态度分析，笔者不由得不产生疑问。然而，这种宫廷秘事，今天已无从查考了。
后记研治雍正皇帝及其时代的历史，从发表论文算起，已有三十年了，可是仍在撰写，难道自己不觉得腻烦吗？不觉得写些重复的内容对不起读者吗？这两种情绪我都有。那又为什么仍然动笔不辍？
此次走笔，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将于今年十月展出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以及同期召开的“两岸故宫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为君难——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时代”。承主办方之请，约我给台北《故宫文物月刊》撰写配合“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的文章，而且邀约我出席“为君难”主题研讨会。我都欣然应承了。两岸“故宫”的合作之举，是我高兴的原因所在。
清官档案，如今分别收藏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就我们清史研究者的阅览利用而言，颇感不便。是以，我在二十多年前问世的《清史史料学初稿》一书中，就表达了希望方便读者利用的愿望。两岸“故宫”的合作，使我的愿望部分实现了，更可以预见到合作的前景，怎能不兴奋呢！此外，还在于我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数度去台湾，而今已有四年没有走动，很想去观光并会见学术界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