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哥华冬奥会结束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１８岁的新科奥运冠军周洋两次成为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在早些时候的“感谢门”事件中，周洋夺冠后感谢父母的发言以其率真、孝顺赢得普遍理解和尊重；而这次长春市领导问及她家里有何困难时，她的一句“父母还没有工作”的回应却引来很大的争议。一时间，民心之向背为之逆转。
周洋出身贫寒，父母卖彩票为生。在周洋夺得奥运冠军之前，家人生活殊为不易。因为体恤父母的辛劳，希望他们有份更为轻松、稳定的工作，周洋之孝心令人感动，其情可嘉。然而，在全国就业压力人口高达两亿、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热点难题的背景下，这样理所当然地提出要求，难免被人视为利用奥运冠军的身份“走后门”，也就难以赢得广泛的理解和同情。
两件“小事”尤其是后者，反映了奥运冠军持有不该有的特权意识，同时却缺乏社会公平意识和竞争规则意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模式和在社会转型时期国人价值观的转变值得深思。
以中国短道速滑现有的发展模式，周洋的成功离不开个人的勤奋、刻苦，也离不开国家在经济上、政策上的支持和投入。周洋在夺冠之后获得方方面面的奖励，据估计价值高达数百万人民币，而这和现有的举国体制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些都视为培养奥运冠军的投入，那么在有可能牺牲社会公平的情况下为周洋的父母解决工作是否也是这种投入的一部分呢？如果以前是的话，那么现在应该结束了。
周洋在这次为父母要工作的事情上受到的来自网友的批评，集中体现了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诉求。奥运冠军为国、为民争光，荣誉和奖金都是应得之物，但也应仅限于此。奥运冠军光环再亮，也不能成为逾越底线、索要特权的资本。
我们并不是说不该给周洋父母解决工作，相反各级政府始终应该把解决就业作为民生工程的大事来抓。关键是我们应该把普通百姓的父母与奥运冠军的父母同样看待，而不是残存“母凭子贵”的封建特权意识。因此，如果长春市的领导能够把为奥运冠军父母安排工作的效率用到平常解决民生、就业问题的工作中，相信肯定会引起网友的欢呼。
虽在奥运冠军的光环笼罩下，尽管在体育方面拥有天赋异秉，周洋其实只是个普通的孩子。在中国竞技体育的大背景下，她所受的教育和见识、视野也很有限。对她而言，夺冠后先感谢国家、成功后仍知克己复礼的要求未免太高了些。对这些孩子而言，“多说话”哪怕“说错话”都应该鼓励。倒是她不经意流露出的特权意识和对社会公平、按规则竞争意识的缺失，反映了中国体育界乃至社会拥有的体育观的扭曲和错位，也反映了年轻一代运动员的素质教育、人文教育有太多需要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