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北洋舰队右翼总兵、主力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是文学界意见分歧最大，讨论最为激烈，也最引入关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很多有关甲午战争的论著，大都对刘步蟾在战争中的表现待否定态度。如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刘步蟾违反议定的阵势，发出信号，令舰队横列，主力舰(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居中他是卑污的懦夫，企图居中躲避炮火。”这种观点在史学界被普遍采纳。1957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汪伯岩《中国近代史讲话》也认为：“由于刘步蟾畏缩怯懦，违反规定，以致中国海军陷于不利地位。”这些否定刘步蟾的主要依据只是英国人泰莱的《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张荫麟译)中的一些记述。当时郭毅生、汤池安已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在《论甲午中日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舰队》(《文史哲》，1957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泰莱回忆录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认为他对刘步蟾的指责，“都是含血喷人之词”。戚其章在《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中也曾提到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的“奋勇督战”一事，但没有引起进一步讨论。1977年11月，在沈阳举行的《中国近代军事史》书稿讨论会上，戚其章再次提起刘步蟾的评价问题，认为刘步蟾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并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英勇战斗而最后献出自己生命的将领”，指出：“过去，一些帝国主义分子诬陷、诋毁他的种种不实之词，都是不足为据的”(该文发表于《破与立》杂志l978年第5期，题为《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1978年孙克复、关捷在4月1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一文，认为刘步蟾是甲午战争期间奋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杀敌立功，最后自杀殉国的爱国将领。他之所以在半个多世纪里被歪曲为临阵退缩，贪生怕死的懦夫，主要是人们误信了泰莱对刘的歪曲和攻击。上述文章发表之后，引出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文章，从此两种观点展开热烈地讨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
(1)刘步蟾在黄海大战中是否擅自下令改变阵形。对此，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刘步蟾为了躲避炮火，违反命令，故意发错信号，改变议定的阵形。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采纳了泰莱的看法说：“丁汝昌偕右翼总兵刘步蟾在定远舰之飞桥上，与汉纳根及英员泰莱，共商应敌之策，决定排人字形阵式，分段纵列，以定远、镇远居先，充战斗之主力。时已至矣，乃起锚，船应机声而博跃，发出指挥舰队排布之信旗，而信旗所示，为诸船相并横列，以主舰居中，并非适所议决之阵势，泰莱见阵势已错，欲请更改，恐益涣散而不可收拾，两害相权，以保持现状为轻，乃自晾望台跃下，谓刘步蟾曰：‘总兵已错误之信号，请观众舰，然若更改，纷乱益甚。’然即直线之排列，亦未完全，盖两翼弱舰，觉其位置之危，逗留于后，船队因成半月之形，定远、镇远二主舰自然居于前方……此时，我舰所需要之号令，为全队向有移四度，或可使主力舰最先与敌舰接触，刘步蟾实胆怯，虽知此需要而不为，丁汝昌及汉纳根不习海事，均见不及此。”郑昌浚在《中日甲午海战》一书中，把“相并横列”视为“一字形阵势”，而吴如高在《略谈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的议定队形》(《江苏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是“一种交错配置的双横阵”。戚其章在《建国以来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述评》中对此评论说：这种解释是试图把泰莱的说法与丁汝昌的海战报告牵强地拉在一起，以增加泰莱回忆的可靠性，因而离开了泰莱的原意。在黄海战役中，北洋舰队的确交换过阵形，但阵形的改变者是谁呢？很多材料证明是丁汝昌而非刘步蟾。孙克复、关捷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一文和《再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辽宁大学学报》l979年第l期)，以北洋舰队员高领导人丁汝昌和汉纳根的报告为根据，认为“阵形是由丁汝昌所采取，并非刘步蟾所擅改。”进而又指出：假如北洋舰队阵形不是由于丁汝昌所定，而是刘步蟾擅改。那么根据中外交料记载，泰莱发现刘改阵的时间是午前ll时左右，而海战开始是在午后12时50分，这期间相隔二个小时左右，双方舰队又相距二三十海里，为什么不把刘步蟾改的阵形再改过来呢？由此可见，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根本不是刘步蟾擅改的。另外，台湾学者郑天杰、赵梅卿在《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一书中，针对萧一山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文中对改变阵形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把它视作第三种意见。书中写道：“查萧先生之此段叙述，大部采取自张荫麟所译之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泰莱本人学历、经历、经验均较刘步蟾为差，惟年轻气盛，且具欧人的优越感，奉命为汉纳根之秘书，在刘舰上，无法显耀其才华，而由于自卑感作祟，行文自不免夸张自己能干，萧先生引用其文词，又加‘刘步蟾实胆怯……’之己见申述观感，以致一误再误，且参阅《冤海述闻》：‘我军阵势初本犄角鱼贯，至列队时，复令作犄角雁行，丁提督乘定远铁舰为督船，并镇远铁甲居中，致远、靖远为第二队，经远、来远为第三队，济远、广甲为第四队，超勇、扬威为第五队，分作左右翼，随督船而行。’再由各方搜集的双方初战阵势图，大抵有如上篇第三章所附者，日舰是以鱼贯阵(即单行纵队)，我舰队原拟以单雁行阵向敌，亦即单横队，只是各舰速力参差，两翼不及赶上而形落后，终成为不规则之队形。萧先生对此所不甚了了，而亦不加参证。查我方主力舰定、镇两舰于建造时，尚注重巨炮厚甲政策，而巨炮则多安装于舰首。此时采用双翼雁行阵，可以充分发挥火力，实为最有力之队形。至于日舰队，由于全部已改换新式快炮，可以两舷发挥炮力，故采单鱼贯阵。双方炮备不同而阵列各异，是泰莱亦不甚了了也。海上交锋，无前方后方可言，岂可以加罪于不能辩白之死者刘步蟾，谓其胆怯，而令其承担战败之咎”(《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华顾文化事业中心1979年版，第161—162页)。
(2)刘步蟾是临阵畏惧的懦夫，还是英勇抗敌的战将？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刘步蟾是临阵丧胆的懦夫。持这种观点的人比较多。如范文澜在《中国近代灾》—‘书中也认为，他是“卑污的懦夫”。汪伯岩的《中国近代史讲话》中也认为他“畏缩怯懦”。而董蔡时在《有关甲午中日黄海海战的两种史籍记载的考释——再论刘步蟾在海战中的表现》(《江苏师院学报门982年第2期)一文中更认为“刘步蟾畏葸怯懦是一贯的”，并认为当时的抵抗派人士张百熙奏效他“怯懦昏庸，情尤可恶”，或斥其“尤为庸懦无耻，调遣赴援之始，该总兵即战栗无人色，开轮后即匿伏内舱不出”，黄海大战的实践证明，刘步蟾“确是贪生伯死的家伙”，甚至说：李鸿章之所以用刘步蟾担任右翼总兵，就是因为他“贪生怕死”，有利于推行其民族投降主义”。
另一种意见认为，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说明他是爱国抗敌将领。孙克复、关捷在《再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一文中指出：刘步蟾“绝非畏葸怕死之徒，而是奋勇杀敌的爱国将领。”认为。丁汝昌受伤之后，刘步蟾代替他指挥，定远舰上全体官兵奋勇杀敌，多次重创敌舰，如炮打日舰吉野号，炮弹穿透甲板爆炸，击毙日军军官浅尾少尉及水兵一人。接着又击中比睿号大樯，打死水兵多人。不久又击中了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的西京丸号的甲板，打穿军官室。击中日舰赤城号时，还击毙了正在观看海图的舰长板元少佐。当海战最后阶段，定远舰甲板失火，烈火燃烧，几乎漫延全舰时，刘步蟾仍然沉着应战，指挥全舰官兵“一面救火，一面抵抗”，毫不退避。何仁在1981年7月2日《北京晚报》上发表的《刘步蟾并非懦夫》一文，根据《清史稿》和山东巡抚李秉衡的奏折，认为刘步蟾在海战中“表现很好”，在威海危急时，为避免舰只资敌，毅然炸毁已不能作战的定远舰，随后自尽，“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许华在1982年第2期的《航海》杂志上发表《清代海军宿将刘步蟾蒙冤考》中认为，刘步蟾在险恶的激战中，沉着地指挥定远舰战斗，时刻抓住战机打击敌人，是一位中国海军中最早的杰出将领。在近代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上，用自己英勇悲壮的行动和生命，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诗篇，他的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不可磨灭的。朱兰英在《刘步蟾爱国主义思想浅析》(《理论学习》月刊1989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刘步蟾作为清朝政府的一个高级将领，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勤奋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谋求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在帝国主义挑起武装侵略的紧急关头，奋勇抵抗，宁死不屈，最后自杀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无愧是一个爱国将领。”戚其章在《建国以来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述评》中对翰林院编修张百熙的奏疏进行了分析，指出张百熙在奏折中揭发刘步蟾的话“纯系捕风捉影之谈”。因为“张百熙上奏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日，而黄海海战发生于八月十八日”，他怎么会预见到十七天后发生的事呢？另外，“关于刘步蟾在海战开始前后所司何事，泰莱的记述非常清楚：当发现敌舰后，‘提督、总兵及汉纳根皆聚飞桥上’，‘共商量尚有苦干预备的时间’，临阵之前，泰莱又亲见刘步蟾‘立塔内之梯口，其旁为舵师’，密切观察敌舰行动，以指挥战斗。这进一步证明张百熙的揭发是毫无根据的。”
归纳起来，对刘步蟾进行否定的学者，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的：
第一个问题是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提到的，认为刘步蟾擅改阵形目的是“企图居中躲避炮火”。对这个问题，戚其章在《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和《述评》中进行了驳斥。文中列举北洋海军章程》中“提督在何海口，该口北洋兵船概听提督一人之令，总兵不得与提督平行”诸条文，指出刘步蟾作为总兵无权布阵，不可能自己决定舰只居中与否。另外，许多中日双方参战音及大量史料已经证明当时定远舰的位置并不居中，而是居前，并且是“当先迎敌”的。那么所谓刘步蟾贪生怕死把自己指挥的定远舰置于居中地位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
第二个问题是董蔡时在《也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一文中所谈到的，认为刘步蟾“远在大炮有效射程之外”发炮，“是临阵畏葸怯战的表现”。对此，孙克复、关捷在《再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兼答董蔡时同志》一文中指出：“战争中总是要争取主动权，先发制人。”当时定远舰上的主炮为三十公分半，敌舰完全在有效射程之内，而且日方的有关记载也承认定远发的第一炮落在吉野左舷附近。接着发出的炮弹先后击中吉野、高干穗和秋津洲三舰。因此，把定远先发炮争取主动说成是“临阵畏忌怯战”，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个问题是董蔡时在前文中所提出的关于刘步蟾为了逃避与敌舰相接，反对北洋舰队转换航行角度。董蔡时在文中引证泰莱的话说：“当旗舰定远号发出向有移转四十五度的旗今后，他到了望口处，催促刘步蟾转舵，刘步蟾阳奉阴违。”竟下令盲目发炮，以致舰队未能向右转四十五度。对这个问题，戚其章在《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中给予了否定。戚文中引证了汉纳根的海战报告以及日方海战日记，否定了泰莱的回忆，由此证明北洋舰队“在接敌之初，确实向右转换过航向角度”。
第四个问题是董蔡时在《也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一文中所开列的有关其“唯权是夺，唯利是争”的罪状。对此，关捷、孙克复在《甲午战争中的几个问题》(《中学历史教学》1980年第3期)中认为：刘步蟾为维护北洋舰队的主权，同总教习英人琅威理及洋员泰莱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是应该肯定的。琅威理企图独揽水师大权，屡为刘步蟾所阻，因野心不遂，“愤而去职”。泰莱曾怂恿汉纳根到智利购议快船，由他指挥，李鸿章已表示赞同，也因为刘步蟾的反对而未遂。结果泰莱“每寻机诋毁之”。文中指出。刘步蟾与琅威理、泰莱之争，决不是个人之争。刘争的这个权，不让琅咸理掌握，“具有反对洋人控制海军的性质，是具有民族自尊心的表现”。朱兰英在刘步蟾爱国主义思想浅析》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北洋海军初建，帝国主义就力图控制它的生存和发展，李鸿章还用重金礼聘了许多英、德等国的洋员……这些洋教练、洋顾问实际上掌握了训练中国海军的全权。”因此，“刘步蟾与琅威理、泰莱的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分子控制中国海军的斗争，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斗争，表现丁强烈的民族自尊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