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这句话在武汉流传很广。过去，黄陂、孝感、汉川三地，正好围绕着位于武汉北边的汉口、汉阳两大城区。这三个地方的人，来武汉做生意的特别多，中国封建社会重农轻商，认为无商不奸，所以就有了这句俗语。其实，这三个地方的人为武汉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汉口六渡桥、汉正街的居民，被公认为最正宗的武汉人。而他们的前两代或三代，大多来自这三个地方。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童蒙开始，我便接受了这教诲，于是，我们都希望“学而优则仕”，而漫长社会也确实通过儒学主政。鸦片战争之前不说，就是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还是一味按士农工商排列三教九流。墨子虽然有些商业头脑，但人们还是以他为异说；幸好陶朱公在功成名就之后才退隐，不然，人们还是要批评他的。
吕不韦虽然富可敌国，但他还是不甘心于做一个商人，宁可倾家荡产，也要进入“仕”的行列；胡雪岩的经营多有成就，也要换顶“红顶子”戴，商人的苦衷在二人身上表现无遗。这也难怪，人们对商人的评价都是“无商不奸”的，还有白居易，说什么“商人重利轻别离”，更把商人说成“无情无义”了。
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自由市场的冲突可能由来已久，因为传统都是提倡“重义轻利”的，孟子吓梁惠王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又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商要“儒商”，将要“儒将”。梁惠王可以有权力和孟子百家争鸣，尚且没有说什么，更何况以后的孔孟之徒了。但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商业精神追根溯源，却不知比外国早几千年。东汉时期，我们最早使用纸币；明朝时期，我们曾经垄断了东南亚一带的贸易。我们的商业理论，在《史记货殖列传》说得明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说明人们追求财富和利益几乎是一种天性，开明进步的政府在对待这种情况时应该遵循“善者因之，其次利通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下者与之争。”但在“家天下”的时代，还是造成“交征利而到危”的局面。
参考资料：http://www.shaanxijs.gov.cn/modules/contents_51/search/search_content.asp?id=51&leaf_id=3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