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授勋制度变迁
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当金钱对于某些人而言已经只是一个数字游戏的时候，名誉、头衔这些东西反而成了他们更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尤其是在经过近百年英式教育之后，对于英国那套传统的贵族体制，更是甘之若饴。于是，在贵族的名义下，头衔的不断改变，便成了香港政界、商界许多人士成功程度的真实写照。
回归前
在97回归之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一切都是接受港英的统治。对于那些为香港发展做出贡献并且不与港英政府唱对台戏的杰出人士，英国政府便会如对待本国公民以及其它殖民地人士那样向他们授勋甚至封爵。
要说最为风光的，自然要属昔日英资太古集团的大班，前港英行政局首席议员邓莲如（Lydia Dunn）。这位以“比英国更英国”为奋斗目标的香港女性，虽然曾经被视作回归后首任特首的热门人选，但是却在90年8月24日获封女男爵（Baroness），成为终身贵族（Life Peer），并且循惯例进入英国上议院。之后她于92年选择退休移居英国。当然，此贵族不同彼贵族，我们平常谈起贵族更多想到的是那些世袭贵族（Hereditary peer）。终身贵族如今又被戏称为“工作贵族（working peers）”，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就因为伴随House of Lords Act 1999法案生效，世袭贵族失去自动进入英国上议院的特权之后，终身贵族称号往往被授予那些从重要公职退下来的人士，使他们可以进入上议院，继续发挥余热。邓莲如便是因此成为女男爵的，作为贵族当然要有封邑，邓莲如的封邑有两块，一块便是香港岛，还有一块则是伦敦的Royal Borough of Kensington and Chelsea。当然，所谓封邑也就是象征性的，不代表邓莲如对于这两块地方有真正的管辖权。虽然终身贵族感觉上不如世袭贵族来得那么尊贵，但其实仍旧非常稀少。邓莲如是撒切尔夫人从1979至1990任期内最后一位受封的终身贵族，而撒切尔夫人在这11年间一共不过封爵200名，而从Life Peerages Act 1958法案生效开始总共封爵的人士亦不过1025名。邓莲如同时还是整个亚洲唯一一名成为终生贵族的女士，也算是为女性争光了。
除了封爵以外，回归前香港的大多数杰出人士都是被授勋。英国历史悠久，在不同时期设立了多个不同的勋章系统，分别用来褒奖不同方面杰出人士。香港杰出人士获得授勋最多也最为人熟悉的便是大英帝国勋章（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这个勋章系统共有五个级别，依次为Knight or Dame Grand Cross (GBE)、Knight or Dame Commander (KBE or DBE)、 Commander (CBE)、Officer (OBE)、Member (MBE)。其中最尊贵的是前两个，获得者如果宣誓效忠英国女皇的话，就可以使用Sir（爵士）这个头衔。当然如果如比尔•盖兹那样本国法律禁止这样的行为，那么就不能使用Sir，而只可以在名字后面加上头衔的缩写。当然，香港昔日是英国的殖民地，自然不存在这个问题。
就前港英政府内部而言，一般布政司（即今日的政务司）或者财政司司长退役后都会循惯例获颁KBE勋章，比如最近刚刚上任的特区新特首曾荫权便是在97年赶上末班车获颁KBE，成为爵士。也许读者会问，为什么一般都是颁给KBE勋章呢？因为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前三个等级有总量的限制，分别为100名，845名以及8960名。GBE太稀少，轻易不会发出，香港目前似乎也只有前行政局首席议员锺士元于1989年得到过，而且因为奇勋衔在香港是最高的，因此被人尊称为“大Sir”。至于CBE虽然数量够多，但是不能称爵士，不能满足许多杰出人士对于Sir这个头衔的渴求，于是当中的KBE便成为最常用的了。除了退休的高官，商界人士中的杰出代表也会被授予同样的勋章。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长江集团的主席李嘉诚先生了。李嘉诚于1989年获颁CBE勋衔，2000年时又升级至KBE，并且因此可以使用Sir的头衔。不过李嘉诚为人低调，再加上其获得的各个国家勋衔数量也太多，因此一般从不使用Sir的头衔，而是习惯以李嘉诚先生称呼。倒是商界的另一位传奇人物，早于1977年便被授勋的电视广播(TVB)的主席邵逸夫被人称作是爵士的机会多一些。
除了大英帝国勋章以外，香港杰出人士还曾被授予过的便是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此勋章系列分为三个等级：Knight or Dame Grand Cross (GCMG)、 Knight or Dame Commander (KCMG or DCMG)、Companion (CMG)，人数分别限制在125，375和1750个，就数量比英帝国勋章更为稀少。获颁此勋章系列的香港人士中，最出名的便是前布政司陈方安生了。作为首位华人布政司，其资历胜于曾荫权，本身循惯例是应该可以获得KBE勋章的，但不知道何故却没有拿到，直到2002离开特区政府才获授勋，也许是作为补偿，陈方安生获得的是更高级别的GCMG，而非与KBE同级别的KCMG。就商界而言，合和实业的主席胡应湘也获得过此系列的授勋，不过他拿到的是低一个等级的KCMG。当然，在英国的授勋体系中，不同的勋章系列也有高下之分，根据英国的排名名单，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排名要高过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因为同样是Knight or Dame Commander，在英国的礼仪规定上胡应湘就要尊贵过李嘉诚，而陈方安生也比“大Sir” 锺士元更大。
除了以上两种勋章，另外英国还会常颁发一种不属于任何勋章系列的勋章Knights Bachelor，这个勋章没有数量上的限制，而且获得者也可以使用Sir的头衔——对于绝大多数人，Sir这个头衔意义重过勋章本身，Knights Bachelor的出现可谓是恰得其所。本港世家子弟，东亚银行的掌舵人李国宝之前获得OBE勋衔，之后升级至Knights Bachelor，便可以名正言顺的使用Sir这个头衔了。
97之后
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成立。既然主权已经收回，那么让英国政府的嘉奖来主导香港自然很不妥当，于是特区政府便制定了自身的授勋体系。
特区的授勋体系包括勋章和奖状两类共11种，如果按照颁发对象划分，可以分成一般类、英勇类和纪律部队及廉政公署类。一般类的勋章最多，包括大紫荆勋章(GBM)、金紫荆星章(GBS)、银紫荆星章(SBS)、铜紫荆星章(BBS)、荣誉勋章(MH)、行政长官小区服务奖状以及行政长官公共服务奖状；英勇类则是与一般类的紫荆星章对应，分为金英勇勋章(MBG)、银英勇勋章(MBS)以及铜英勇勋章(MBB)；至于纪律部队，则是在卓越奖章、荣誉奖章以及长期服务奖章及加叙勋扣三个大类里面针对不同的部队种类进一步细分。在有了特区授勋体系之后，对于那些同时获得昔日英国授勋以及今日特区授勋的人士来说，一般会处于政治正确的原则，在决定姓名之后一长列缩写时把特区的同等勋章放在英国的之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平日留意一下那些香港大富豪、高官的履历，验证一下笔者的说法。
虽然特区政府授勋种类不少，但其实真正引起大家关注的还是大紫荆勋章(GBM)与金紫荆星章(GBS)这两个等级最高的勋章。
虽然特区政府不像英国君主立宪这样有真正贵族的存在，但是长期殖民地浸润下来，对于贵族背后的等级制还是颇为认同的——即使今时今日的等级制度已经不具有任何特权的意义，而成为一个仅仅名义上的排名体系。在特区政府礼宾处制定的排名表上，共设置了22级，分别代表不同人士在礼仪接待时名义上的重要性。在这份名单上，整个授勋体系中的11个种类中，仅有大紫荆勋章(GBM)与金紫荆星章(GBS)出现，并且分列12和20级。
仔细回顾回归8年来9次授勋中大紫荆勋章(GBM)与金紫荆星章(GBS)的得主的身份，大致可以反映当年特区政府的主要任务以及主要嘉奖对象。
以最高等级大紫荆勋章(GBM)为例，9次共颁发与35人。97回归那年颁发人数最多，共12名，获得者大多数是为回归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其身份多是全国政协委员、港区人大代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此后98年延续97的主旋律，4名获颁大紫荆勋章的人士也多为回归作出贡献，其中电视广播TVB的主席邵逸夫先生于此年获得勋章。又如2000年可谓是文化年与法官年，当年获颁大紫荆勋章的5人中有两人是法官：列显伦法官、沈澄法官，还有两人是小说家金庸（查良镛）教授和学问家饶宗颐教授。至于2003年和2004年，由于香港先后受到SARS以及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所以这两年的大紫荆勋章便空缺。
在11个授勋种类之外，还有一个常年沿袭下来的荣誉不可忽略，但就是国人在香港电视剧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太平绅士（JP）。太平绅士除了是一个荣誉头衔外，同时也担负有巡视羁押院所或探访被扣留者的职责。虽然当年新增太平绅士一般与授勋一样均与7月1日发布，但是其并不属于香港特区政府的授勋系统。最然如此，但是就重要性而言，太平绅士（JP）可谓是仅次于大紫荆勋章(GBM)与金紫荆星章(GBS)，至少在香港特区的排名表上，太平绅士列于金紫荆星章(GBS)之后排名21级。
一般而言，每年特区授勋人数都在二三百人，而新委任的太平绅士也有六七十人，但是城中杰出人士对于头衔、授勋的渴求远超过特区政府能够颁发的，所以不少人就把目光瞄向了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