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文化
举例来说，“端午文化”首先是一种兼容性很强的民俗文化。端午节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是否一开始就是为了纪念某一个人？这些问题，自有专家研究，民众并不需要等待一个标准答案，才能拿到过端午节的门票。观察各地的端午节，从来就有各自的内容。湘江流域纪念屈原，苏州地区纪念伍子胥，浙江一些地方纪念曹娥，别的地方或许另有其他说法，这有什么要紧呢？大家从来就是相互并存，端午节也因此过得丰富多彩。从来没有你死我活的纷争，也从来没有惟我独尊的专横。不狭隘，不偏窄，不具有排他性。民俗是什么？民俗从来就不是皇上颁布的口令。老祖宗传下来，说法越来越多，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有什么必要非得统一标准，弄一个“正宗”端午节呢？
同时，“端午文化”是一种参与性很强的赛事文化。它并不规定，什么人可以过这个节日，什么人就不可以过这个节日，谁都能够参与。钱多的，是钱多的过法；钱少的，也有钱少的过法。与农事的关系，它也调节得很好。民间有所谓“忙端午”、“闲端午”的说法，就体现着这种调节。有人说，端午节祭祀屈原，屈原是爱国诗人，所以端午节就是提倡爱国主义，就是爱国文化。我欣赏这种努力，但是并不觉得这是端午节的惟一主题。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端午不仅是吃粽子、喝雄黄酒，而且是一个组织龙舟竞赛的好日子。这就是他们爱好的体育运动，也是他们能够亲自参与的体育竞赛。这种赛事活动其实是民间健身运动的雏形。它在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延续的历史之悠久，令人惊叹，也让人无法视而不见。
总之，“端午文化”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传统文化，简直就是一座文化宝库。它的多样性、发展性，人们有目共睹。有人弘扬它，固然热热闹闹；有人扼杀它，也难斩草除根。它顽强的生命力，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气魄。以我的孤陋寡闻，就在20世纪之中，至少曾经发生过两次对它的“禁止和打断”。一次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陈洵1921年端午节后写过一首词《西平乐》，小序云：“竞渡吊屈，废且十年。今年三月廿八日，江上忽见旗鼓。居人走告，惊若非常，意既不解，则以为岁时风物之异而已。”大意说，端午节赛龙舟怀念诗人屈原，这种活动已经停止10年。今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江上忽然看见旗鼓喧天，居民奔走相告，惊喜得不同寻常。刘斯翰《海绡词笺注》云：“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作端午竞渡，以迄于今（1921）。”另一次在上世纪60年代。2004年7月26日《大公报》发表邵燕祥《端阳的尴尬》，邵先生说：“尴尬的是，我们大陆从1949年起不但要‘破除迷信’，而且要‘移风易俗’，民间的风俗，民俗的节日，至少是淡化处理……人们过端午、中秋，只是因为‘习惯的势力是顽强的’，也简化到只是吃粽子、吃月饼了。”他说：“在那狂风暴雨般的革命形势下，横扫一切，稍有违抗‘格杀勿论’，多少有形的国宝毁于一旦，谁还管得了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何况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新年春节没有废除，但强调要过‘革命化的新年’、‘革命化的春节’，而五月初五、八月十五，无革命化之可言，也就不在话下了。”看看这种“经过暴力的禁止和打断”的端午节，今天竟然过得这般有滋有味，可见，它的生命力多么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