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 军事家
卓越的军事家
是条汉子！
一说就到的人
曹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虽然没当皇帝，但自196年迎献帝都许，直到220年去世，牢牢把持了东汉朝政大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没有名号的皇帝。
曹操是卓越的军事家，他精通兵法，在汉末征战群雄的战争中，他用兵用计，胜人一筹，多次取得胜利，尤其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袁绍，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曹操善于用人，招揽贤能之士，凡能治国用兵者，都尽力网罗，他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人才济济。
曹操喜文学，其诗作慷慨悲凉，颇具感染力，不少名篇传留至今。他与其子曹丕、曹植以及“建安七子”对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曹操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杰出的人物，还由于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在汉末天下大乱之时，他始终以汉相自居，坚持不称帝。曹操晚年，已经占据了东汉十三州的九州，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但仍然执行“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孙权写信劝他称帝，曹操说：“是儿欲著吾炉火上邪！”意思是，这小子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曹操始终不称帝，并非他不愿意当皇帝，只是他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以天下为己任，以理智克服了个人的欲望。曹操始终奉行汉朝正朔，避免了天下再度陷入混乱，他曾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不称帝，虽然是一种政治谋略，但更主要的是出于自己的理想主义。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春秋时齐桓、晋文“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表明“以大事小”，可谓至德。曹操心目中有一系列理想人物，如周公、管仲等。他称赞周文王说：“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曹操对周文王情有独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功业与周文王有较多的可比性。然而，周文王被后世儒家美化为“圣德之君”，曹操却被视为“汉贼”，周瑜就说曹操：“虽名托汉相，其实汉贼也。”周瑜是曹操的政敌，当然不会说曹操好话。用今天的眼光看，曹操身上虽然有不少污点，但他的一生，为平定天下而南征北伐；为吸引人才不遗余力；为发展文化，精心创作。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矢志不渝，充分体现了政治家的情怀。曹操始终是的理想主义者，又具有坚定的实践精神。
我们应该剥去对曹操的种种歪曲之词，还原真实的曹操。可以说，他是一位对中国历史有重要贡献的政治家，胸怀博大的理想主义者。用《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话说：“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优点:采用军屯、民屯，增加国家实力；
缺点：多疑、刚愎自用、自私。
参考资料：个人观点。
纵观历史风去人物，从来没有哪一个人物有曹操的形象那么复杂，那么失真和具有争议。在很长一个时期，一提起曹操人们便会脱口说出对他的评价：“挟天子以令诸候的大奸臣。”“欺君罔上的汉臣贼子。”其实人们说的曹操只是文学作品中和戏剧台上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而历史上曹操其人的真实面目如何呢？这就值得认真研究才能作答了。鲁迅先生于一九二七年七月指出我们讲到曹操 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实方法。又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由于曹操 这一历史人物确实具有多重性，要还其真实面目就不仅仅是一个“是”还是“非”的问题，就必须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观点对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背境进行系统整体性的分析，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一、曹操在历史政治上的二重性
东汉未年，军阀混战，宦官和外戚控制朝政，到处是一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的惨状，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使得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发展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因而暴发了黄巾起义，出于阶级本性曹操必然害怕和仇视农民起义，他曾多次参加镇压黄巾起义军，并且战功卓越，仅初平三年（即192年）在兖州就“破黄巾三十万众”致使其在当时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农民起义军镇压者的恶劣形象。然而，又由于曹操代表的不是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集团的利益，而是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因而能够实行“摧抑豪强”减轻人民负担的开明措施，无疑从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在这一点上，他必然要受到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仇视。当然由于曹操必竟是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当他的统治地位巩固之后，又日益向大地主、大官僚、地主集团妥协，并遂步向其转化。很显然曹操在政治上是具有二重性的人物。从人民方面看，镇压黄巾起义军，受到人民的唾骂，而实行催抑豪强，减轻人民负担方面又得到人民的支持；从大贵族、大官僚、大夺主集团方面看，他“打击豪强抑制兼并”以及“屯田”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从维护封建政治统治方面又合符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需要。由于曹操在历史政治上的二重性，他的社会对立面不仅来自被他镇压的，与黄巾起义军有联系的广大农民，而且还来自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损害者。因而奠定了对曹操褒、贬不一的强大原社会基础。据文学史等有关资料显示，早在无代以前景就有人尊汉贬曹的社会基础。
二、艺术形象掩盖了历史形象
由于曹操在历史政治上的二重性背境，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巨大成功，使得曹操的形象从历史人物变为艺术典型，由于艺术典型塑造带有作者的感情色彩和倾向，因而造成艺术形象与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不统一。众所周知，在《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封建统治阶级中具有普遍性，充分典型化了的艺术形象，是一个贪欲和权欲的穷凶极恶的冷酷无情而又欺君罔上的典型的封建主义权势人物的奸臣形象。罗贯中是叙事写人的高手，仅用廖廖数语便将人物性格刻画出来，如：“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句话便揭示了这类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屠杀徐州无辜平民，向仓官借头、以德报冤杀吕伯奢全家等细节来刻画曹操的形象，引起人们对曹操的愤恨。然而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风流人物哪一个没有说过狠毒的话， 哪 一个没有做过残暴凶恶的事呢？他们镣人何止千万，而世人为何独骂曹操呢？ 很显然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塑造曹操 这一艺术形象的巨大成功， 掩盖了曹操的本来面目。加之在历代戏剧发展中“阴险奸黠”的白面奸臣的曹操形象便在世国中扎下了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清人魏裔介在《三国问答序》中指出：“世人鲜有读三国史者惟于罗贯中演义得其梗概耳。”所以人们从文学作品中得出的形象与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具有片面性。这就有意无意影响了人们对历史上曹操其人的正确评价。
当然罗贯中之所以要把曹操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也是与曹操的政治上的二重性等因素分不开的。历史资料表明。三国故事在无代之前便有流传，拥刘反曹以成定势，而特别是由于诸葛亮其人超人的智慧和军事才干，亦不允许人们和作者反对拥刘反曹的倾向，而特别是曹操的许多思想和作为有违儒家思想和以汉为正宗的文化思想倾向，更由于《三国演义》是以“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而创作的所以曹操历史形象有相吻合的地方，也有不相吻合的地方。由于罗贯中把握了历史人物本质性的特征，所以很容易使人把艺术形象与历史形象混淆起来。
三、曹操对中国文化发展上的杰出贡献
在建安时代，虽然三国鼎立而中国的文化中心却集中于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历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诗坛打破了四百多年汉代诗歌的沉寂和辞赋独盛的局面，不仅在五言诗方面，而且在四言诗方面亦有重大突破。
从曹操现存的二十多首诗歌来看，大多乐府歌辞，风格苍劲雄厚，以其四言诗歌《龟虽寿》、《观沧海》、《短歌行》《度关心》、《土不同》、和五言诗《蒿里行》、《对酒》、《苦寒行》与汉代许多文人作品相比较，显然比汉代 那些内容猥琐，词藻浮艳追求骈偶的恶劣文风有较大突破。他的诗歌既吸收了汉乐府民歌的浑厚刚健和朴素的特色，又具有激昂慷慨的悲壮情调。由于他的历史政治地位，其作品对当时的建安文学的发展是有其重大影响的。所以鲁迅先生曾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其散文亦有“清峻”“通脱”的特色。所以他在对中国文化方面是革新文体的介导者，可以说没有魏晋曹氏父子对文风的改造和革新，我国唐代的文化发展是没有可能的，所以说曹操在中国文化的发殿只上是有着不可磨灭贡献的。其中《短歌行》、《龟虽寿》等由于具有较强的哲理和影响力，而被历代有志之士用于座右铭或是引用，可见曹操对中国文化之影响的深存度是罕见的。
四、时运不济的军事家
曹操其人在军事才能上应该说是相当有造诣的，但是由于时运不济，正如周瑜之叹一样，“既生瑜而何生亮”，若没有熟读兵书，通天文懂地利善于权变的诸葛亮，曹操一定会很快取得霸业。介从诸葛亮的隆中对中，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是十分重视曹操的军事才能的。文中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 也。 ”并指出“不可与之争锋”可见曹操军事才能是很有些功力的。
曹操在历史上，他的军事思想中确实有一些辩证思想，他曾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故曰 ，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 ”也就是说力量的强弱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要了解敌情掌握时机，就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他取吕布、败袁尚，平张鲁，征鸟桓一系列的成功就足以说明他的指挥才能、军事战略思想和善于使用谋士的智囊进行决策。每当军机大事便会召集文武百官议事，听取不同意见，善于纳谏，并且十分重视谋士、智囊人物的作用。如官渡之战就是重用了原袁绍部下荀或、郭嘉等谋士的结果。
曹操生平事蹟
身性多疑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瞞、吉利。東漢末、三國時代的政治家、軍事家及文學家，魏國之奠基者。漢桓帝永壽元年(155)出生，沛國譙縣人，大宦官曹騰之孫、父為太尉曹嵩。
曹操是一言難盡的，他其實也當得起”完人”二字。若諸葛亮的”完人”體現在高尚的人格節操上，曹操則在性格的繁復、能力的全面、正邪的雜揉諸方面，顯出其最難被人蓋棺論定的豐富和龐雜。
曹操的幸運在於，由於他超卓的異秉、超人的成就、超常的性格和超邁的輻射力，講述他的故事，褒貶他的為人，遂千年不衰地成為人們的習慣沖動，他留存至今的事跡、傳奇也變得格外眾多，以至誰都不會對他感到陌生。當然曹操的不幸也與此關聯，即曹操的能力雖十倍於漢高祖劉邦，但由於他畢竟沒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江山一統的大業，也沒有像劉備、孫權那樣親身到御座上過一把癮，換言之，由於他沒有動用強力將自己宣布為正統，不領情的旁人、後人便反而將竊國大盜的咒語啐向他的面門。此外，由於曹操的後繼者一個比一個無能，大魏江山幾乎算不得一個完整的朝代，他開創的政權甚至沒能延續到培養出本朝的史官，即匆匆易手，這也加重了對曹操的不利：他的身後聲名隻能交由形形色色的失敗者、顛覆者去嚼舌根了。魯迅先生在那篇著名的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針對曹操的處境，曾如此感慨：”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麼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許是先生演講時未曾特別留意（這也是演講這一形式本身難免的），魯迅在這裡隻提到了”後一朝人”，而由於”三國鼎立”
的特殊性，事實上當時來自敵對國蜀漢和東吳史官的編派與損毀，對曹操的傷害隻會更大一些，更刻薄尖誚一些。
為什麼沒有人指責劉邦”篡秦”、李世民”盜隋”，唯獨曹操特別易被人說成”篡漢自立”的大姦臣呢？看來，曹操的背運之處在於：他想做好人卻不徹底，想做壞人也不徹底，本欲兩面討好,結果反而給自己惹上無窮後患。試想曹操若在年富力強、一手遮天之時，毅然將慵弱無能的漢獻帝推下龍床，以魏代漢，親履御殿，結果會怎樣呢？由於他有更充分的時間可供經營基業，安排後事，死後的江山想必也會穩妥許多，也更有可能遇上這一天，由本朝的史官來讚頌魏太祖的英明神武。倘如此，正如人們不會指責項羽、劉邦顛覆秦朝江山一樣，人們提到曹操時大概也會換用一種類似”想我高祖斬蛇起義”的崇敬口氣了。曹操沒有，”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這應該是他的”本志”。然而鑒於老子屍骨未寒，兒子曹丕就迫不及待地代漢自立這一事實，曹操便再也做不得”周公”了。私意以為，正是在”代漢自立”這一兩難抉擇上的狐疑不決，首鼠兩端，造成曹操最大的失策。
話說回來，曹操雖然功高震主，能夠長時間玩皇帝於股掌之間，好像也從來沒人建議他高臥龍榻，謀士董昭隻不過建議他效仿周公故事，”九錫備物”，立為魏公，就遭到個別人的反對，包括曹操最為倚重的荀彧。曹操不該（或不配）有帝王之相，這好像乃是時人的共識。在曹操的敵手那裡，”名為漢相，實為漢賊”的說法也總能得到廣泛傳播，曹操之忐忑難安，意緒難平，也就不為無因了。想來曹操那難以啟齒的出身，也是障礙之一，他本人對此也深有體認：一個”本非巖穴知名人士”的人，要想在東漢末年唯世族大姓是舉的社會選拔體系中混出點名堂，自然會有額外的難處。曹操祖父曹騰乃不具生育能力的宦官，父親曹嵩隻是曹騰的養子，一個”莫能審其生出本末”的人，所以曹操的真實背景，也就難以稽考了。曹操為什麼獨有一個小名”阿瞞”呢？為他命名時，父祖們曾有過何種難言之隱呢？曹操另一個小名”吉利”，作為與”阿瞞”的對應，會不會暗示所”瞞”之事頗蘊兇兆，故須用”吉利”二字加以消災呢？此外我們知道，曹操甚至連姓氏都缺乏家族
依據，他本該姓”夏侯”才是，他父親當年之所以改”夏侯”為”曹”，乃是為了從養父曹騰之姓。
曹操不是袁紹，缺乏龐大家族世系的有力支撐；曹操不是劉備，沒有一個悠遠綿邈的帝王譜系可供露臉；曹操也不是孫權，能夠盡享偉大父兄創下的那一片煌煌基業，所以曹操隻能仰仗自己亂世英豪的非凡才能，自創江山，自鑄偉詞，所謂”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好在他有著非常全面的才能，文才泱泱，武略滔滔，智謀傲視同儕；他的性格亦張弛有致，極具包容性。如果說曹操的陰鷙、猜忌和機變百出的權詐人所難及的話，他生命形態的舒展、開闊，也同樣是時人（乃至後人）駟馬難追的。極端的豐富、難以梳理的龐雜、兩極相映互動的矛盾，我相信既是自然界的本來意志，也是某些偉人的當然體現。曹操不僅沒能例外，還體現得尤為彰著。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