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是茅盾小说创作中的一部力作。
茅盾的小说处女作是《蚀》三部曲，它包括三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幻灭》、《动摇》和《追求》。这三部作品是作者于1927年9月至1928年6月间创作的，它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大革命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心理历程，表现出了他们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理想幻灭的过程和内心苦闷。30年代，茅盾的小说创作进入收获最丰富的时期。仅1932年前后，他就先后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子夜》和短篇小说《林家铺子》，以及“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林家铺子》以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前后的现实生活为背景，描写了江南小镇的林家铺子由挣扎到倒闭的过程。它真实地反映了江南城乡经济破产、人民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国民党腐败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林老板这一典型形象，并通过他的悲剧表现出了当时城镇小商人的共同命运。抗日战争爆发后至40年代，茅盾在积极从事抗日救亡以及其他工作的同时，创作出了长篇小说《腐蚀》以及《霜叶红于二月花》等作品。
茅盾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小说常常注重选取那些最能反映社会生活本质、时代性强的重大题材来表现，因此，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同时，由于茅盾的作品常能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地揭示出社会发展动向，回答时代提出的某些问题，因此，他的作品又具有鲜明的理性色彩，被称为“社会分析小说”。
《子夜》以年代初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了雄心勃勃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相抗衡以及吴荪甫的最终失败。作品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展示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各种复杂的阶级关系、社会关系，并以吴荪甫的失败有力地说明了中国没有也不可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作品概括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都市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预见了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
《子夜》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人物形象。这些艺术形象是作者匠心独运的艺术创造，他们在我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在这一系列人物形象中，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形象塑造得最为成功。
吴荪甫是3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上海这个典型环境中的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典型。这位野心勃勃的资本家不仅拥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精明能干，有手腕，具有极强的冒险精神。在作品中，这位一心要振兴民族工业的铁腕式人物一出场，就充分显示出了他非凡的胆略和手腕。他略施小技，就挤垮了陈吟秋的丝厂和陈君宜的绸厂，又和孙吉人、王和甫合伙组建了“益中公司”，一口气吞并了8个日用品制造厂。这些事实证明，吴荪甫完全具备了现代企业家的素质，是一个极富有竞争能力的强人。假如吴荪甫生在一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中，也许他会大有作为。可他偏偏生不逢时，生存的环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当时，在国内，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政权，根本不实行扶植民族工业的政策，反而压迫、排挤民族工业，再加上军阀混战，使交通阻断，农村经济凋敝等，这一切使经济发展遇到严重困难。在国际上，帝国主义也因要在中国拓展市场等，对中国民族工业采取扼制的政策。这样，一心要发展民族工业的吴荪甫，就不能不面临着重重阻碍。
首先，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要发展本民族工业，吴荪甫必然会与帝国主义以及他们在中国豢养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产生很深的矛盾。作品中赵伯韬就是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买办资本家的代表。吴赵斗法，互相较量，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的主线。吴赵双方都有雄厚的实力，又都善于使用手腕，如制造谣言、刺探情报、收买亲信等。但双方交战中，尽管吴荪甫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将益中公司办成了反赵大本营，但他显然不是有着强硬政治、经济靠山的赵伯韬的对手，最终不能不掉进赵伯韬为他设计的圈套——公债市场，最后，被赵伯韬逼得几乎自杀。吴荪甫与赵伯韬的斗争，表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有着尖锐的矛盾，他们也力图与之抗衡；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又有着极严重的软弱性、妥协性，这就决定了他们最终无法抗拒帝国主义与买办资产阶级的重压，必然走向投降。
其次，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吴荪甫要在中国发展自己本民族的工业，这就必然与抵制发展工业的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政权、军阀等产生矛盾。作品中也描写了吴荪甫对蒋介石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军阀混战等局面的不满；但另一方面，他又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家庭中，吴荪甫坚持封建式的家长统治，他的刚毅坚强在对待家庭成员时更多地表现为专横独断，俨然是个“暴君”。他对妻子和弟妹非常不关心，还常常把自己在事业上遇到的痛苦发泄到他们身上，并干涉弟妹的自由。吴荪甫的这些表现，也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尽管与封建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政权有矛盾，但最终又不可能不投身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之中，这既是他们的剥削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又是他们自身软弱的又一种表现。
第三，吴荪甫作为资本家，又与工人有着矛盾。吴荪甫要发展民族工业，特别是要挽救他的企业所遭受的损失，只有在工人身上寻求补偿。尽管他的工人已经被压榨得几乎无法生活下去，但他仍然要通过加工时、减工资、裁员等诸多手段，进一步剥削工人，以使自己度过难关。吴荪甫的这些做法，必然会导致他与工人的矛盾激化，如作品中描写的裕华丝厂就出现了怠工甚至罢工。面对工人的罢工，吴荪甫尽管内心也非常怯懦，当被工人包围时，他不免“卜卜地心跳”，回家后，脸色依然“有时铁青、有时红、有时白”；但从自身利益出发，吴苏甫当然不肯妥协。于是，他一面通过他的代理人屠维岳收买和分化工人，破坏工人罢工，一面又依靠国民党军警和黄色工会中的流氓打手，对工人大打出手，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这些又都充分暴露出吴荪甫的反动性。除此之外，吴荪甫还对一切革命势力都恨之入骨。如当他知道农民爆发了暴动的时候，他愤怒地说：“我恨极了，那班混帐东西!”并大骂守镇的国民党军队为什么不开杀戒，不用武力镇压农民运动。对待红军，他污之为土匪。这一切都表明吴荪甫对待人民及革命是极其仇恨的。
吴荪甫是一个具有个性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作品通过塑造这一典型，形象地表现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们要发展民族工业，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着很深的矛盾；另一方面，它又与之妥协，共同仇视、镇压革命运动。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相当孤立，它的出路除了破产，只有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品中吴荪甫的悲剧，决非偶然的个人悲剧，它实际上是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悲剧。作品通过吴荪甫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形象地概括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揭示了时代的某些本质，具有深刻的意义。也正因此，吴荪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鲜明突出而且具有艺术概括力的典型。
赵伯韬的形象也具有独特的典型意义。他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作品中，他是以吴荪甫的对立面的身份出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的主要敌手。他整日干的就是帮助帝国主义摧残和吞并中国民族工业。他阴险、狡猾，卑鄙无耻。在上海，他之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兴风作浪，成为公债市场的魔王，主要是仗着他是美国垄断资本在华的代理人，在经济上有着雄厚的金融资本，同时又和蒋介石政权有着很深的关系，在政治上有靠山。因此，赵伯韬身上除了具有作为资本家的固有特征外，还具有帝国主义掮客的嘴脸，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帝国主义走狗。在生活上，赵伯韬极端放荡荒淫，整日花天酒地。作品通过塑造这一形象，一方面使人看到3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业的侵吞与严重摧残以及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的事实；另一方面，作品也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表明吴荪甫的惨败是有其必然性的。
屠维岳和冯云卿也是作品中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典型形象。屠维岳好弄权术，精明冷静，是个阴险狡诈的资本家走狗。作为吴荪甫一手提拔的得力鹰犬，屠维岳可以说是对主子的事业尽心尽力。他在黄色工会中极善于使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以培植亲信，收买和分化工人积极分子，以达到破坏工人运动的目的。但这一切却丝毫没有改变吴荪甫的悲剧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屠维岳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形象，但他又是作为吴荪甫形象的一个补充出现的。冯云卿是为逃避农民运动从农村到上海的地主。在乡下，他原本是在封闭的村社文化背景中依靠盘剥农民过日子的，到上海后，他居然也瞄准了公债投机并一头钻进公债市场，甚至唆使亲生女儿用卑鄙的美人计套取赵伯韬公债投机的秘密。冯云卿的这种转换，反映了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中所具有的适应性。
《子夜》在艺术上也具有很高的成就。
首先，在刻画人物上调动了多种手段，其中为了突出人物个性，作者尤其擅长运用心理剖析来表现典型环境中每个人物的特殊心态，从而增强了人物的立体感。如在塑造吴荪甫时，作者始终注重对人物心理予以细腻的描写，既写出了人物在组建“益中公司”时的踌躇满志，在镇压工人罢工时的狂躁不安，又写了他在公债市场上与赵伯韬“背水一战”时的犹疑不决，在破产时的变态心理等。这些人物心理的细腻展示，对表现吴荪甫既刚毅、凶残，又软弱、空虚等多重性格起到了强化的作用。再如作品中冯云卿唆使女儿勾搭赵伯韬的心理过程也刻画得丝丝入扣，把一个所谓诗礼传家的绅士的丑恶面目展示得入木三分。
其次，在语言上具有简洁生动的特点。作品无论是叙事还是描绘场面等，都极简省、准确。如作品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工人斗争的场面：“这是风暴一般的骤烈而来的集会!……这又是闪电一般飞快地就结束的集会人层里爆发了雷一样的应声。”这段文字写得就非常简洁生动，它准确、逼真地表现出了当时工人集会时的场景及工人的情绪。
第三，所描写的生活面十分宽广，塑造的人物非常多，展现的矛盾冲突也异常错综复杂，但结构却非常严谨。作品以吴荪甫为一切矛盾的中心，用他经营民族工业从奋斗到艰苦挣扎直至最后破产的全过程来安排情节，这中间又以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的斗争为主线，从而使作品的结构既宏伟又严谨。
长篇小说《子夜》无论是从思想容量还是从艺术表现上来看，都是一部具有很高成就的作品。也正因此，鲁迅等一些著名作家，都曾给予它很高的评价。这些都非常清楚地表明，《子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子夜》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1896一1981）创作的长篇小说，初版印行之时（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五场）媲美的杰作。
茅盾的小说，素以全景式地展现宏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见长。《子夜》的舞台设置于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作家并没有截取某条小巷或某个街角，而是从居高俯视的视角，整体展示这座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资本家的豪奢客厅、夜总会的光怪陆离、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并，以及诗人、教授们的高谈阔论、太太小姐们的伤心爱情，都被组合到《子夜》的情节里。同时，作家又通过一些细节，侧面点染了农村的情景和正发生的中原的战争，更加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从而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O年动荡的中国得一全面的表现。”当然，茅盾的“大规模”“全面”描写，并不是把各个生活断片随意拼帖在一起。他精心结构，细密布局，通过主人公吴荪甫的事业兴衰史与性格发展史，牵动其它多重线索，从而使全篇既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又沿着一个意义指向纵深推进，最终以吴荪甫的悲剧，象征性地暗示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性认识：“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茅盾近乎以写史的态度创作小说。《子夜》的情节，是被镶嵌在一九三O年五月到七月这一真实的历史时空里的。小说中描写的一些情景，如公债交易、蒋冯阎大战等，都是有据可查的真实的史实。《子夜》把这类非虚构性的话语引进小说，与虚构性话语融汇、辉映，应该说是相当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文体试验。《子夜》的史诗品格，无疑得益于“诗”与“史”两种语言巧妙调适与组合。
《子夜》在整体布局上具史诗般宏阔，但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颤动的波纹。这一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先生就曾指出过并大加赞赏，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茅盾认为吴宓的评论真正体会到了“作者的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