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不同的立场的着不同的评价，对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应如此。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的故乡在夏县小晁村。史书记载，这里山清水秀，五谷丰登，是一个衣食富裕的村落。现在的小晁村背靠蜿蜒起伏的鸣条岗，司马光墓和司马温公祠就坐落在该村的北侧。站在司马温公祠门前向南眺望，一座形似古式笔架的土山横亘面前。司马光的祖祖辈辈就在这方水土的养育下生长繁衍。司马光虽然出生在淮南西路光州所辖的光山县（今河南光县），但是祖祖辈辈却生活在这里，因而血脉中流淌着这方水土的精魂。
鸣条岗是一座声名显赫的山岗。这里安葬着不少上古时的帝王将相。名传千秋的帝舜就葬在山岗的南面，往北不远，据说大禹的子孙从夏启到最后一位国君都安卧在这巍峨的黄土岗上。司马光的祖茔也在其中，与帝王比肩俯瞰着千秋万代。司马光去世后叶落归根，安葬进了祖茔。宋哲宗赐他太师温国公，因而后人在祖茔边建起司马温公祠。祠旁有座余庆禅院，原是司马光祖茔的香火院。宋英宗时司马光上奏，为在京老臣祖坟建佛院，由僧人代为行孝，准奏后香火院改建为禅院。后神宗皇帝赐名余庆，显然此名取自古语“积善人家庆有余”。余庆禅院的东侧是涑水书院，也叫温公书院，始建于宋治平二年，即公元1065年。这年二月，在京都知谏院为官的司马光归乡省亲，目睹乡民的艰辛生活，十分忧虑，归京后仍牵挂在心，特派人送回一笔银子建起这座书院，供农家子弟就读求知。如今，在鸣条岗上，祖茔、祠堂、禅院、书院错落有致，蔚为壮观，显示出往昔的不凡盛景。
在鸣条岗上，我的思绪飞越时空，跨进历史深处，一刻也难以平静。忽然就想起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散文《抱愧山西》。《抱愧山西》是一篇颂扬晋商的文章。余秋雨先生披阅史料，激活历史，再现了明清时活跃的山西商人，肯定了他们推进社会历史发展的卓越功绩，让国人睁开另一只眼睛看这时下似乎落后了许多的内陆省份。我想起这篇文章，是想借助余秋雨先生的文题来表达我的心情，此时此刻我觉得惟有“抱愧司马光”才符合现实状况，也符合我对这种状况的认识。
的确如此，中国史学界如双峰对峙，在黄河两岸耸立着两位巨匠，这就是司马迁和司马光。司马迁以其《史记》名世；司马光以《资治通鉴》传世。可以说，两位司马的历史著作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不朽的史学丰碑。两位司马应该并称史学圣笔，光耀华夏，远播五洲。然而，世事却完全不公。司马迁被世人尊为史圣，生平传记、研究文集、影视、戏剧，屡见不鲜，光彩照人。而司马光则资料零散，传著少见，影视舞台更是少之又少。这正是我们应该抱愧司马光的原因所在。
现在，就让我们共同去领悟一下司马光的生命风采吧牎
少年辉煌，尽人皆知。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青年辉煌在于司马光考中进士。宋宝元三年，即公元1040年，司马光20岁。父亲在同州做官，司马光从这里长途跋涉，前赴京都科考，一举皇榜高中，成为进士，而且列入甲科。皇帝授任他为奉礼郎。司马光靠自己的学识才能，挥毫走笔，一步入政坛，可以说写下了青春岁月的崭新一页。
壮年辉煌是他在从政的同时，开始了《资治通鉴》的编修工作。司马光40岁左右时，就开始“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迄五代，因明丘编之体，依苟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了。司马光将这部书定名为《通志》。公元1066年，《通志》已完成了前8卷，宋英宗亲阅后，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史学著作。于是，命他继续编写一部记录历代君臣事迹的大书。司马光领命，确定了这部史书的目的和内容：目的是方便日理万机的皇帝阅读，把历代政治得失写清楚；内容则突出国家兴衰、民生休戚，其余浮沉之文尽可不载。目的、内容明确后，很快成立了书局，由司马光亲选人员，着手编纂。
宋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宋英宗去世，宋神宗继位。次年九月，宋神宗要司马光到宫中讲书，他讲的就是该书的内容。神宗听后，大有助益，深受启发，觉得该书“有资于治道”。其时，该史书仍名为《通志》，神宗取《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意思，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赐写了序言。之后，司马光对该书的编修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宋熙宁五年，即公元1072年，他到洛阳任闲职，奏请皇帝将书局迁移洛阳，一心一意编纂该书。
毋庸置疑，《资治通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渗透了每位编修人员的心血。作为主编的司马光更是呕心沥血，功不可没。仅审阅定稿，他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以范祖禹编写的《唐纪》部分为例，原稿长达600卷，比定稿后的《资治通鉴》还要长出一倍。司马光通览删节，最终定为81卷，前后用去了4年时光。为此，他筋骨疲惫，视力减退，牙齿脱落的所剩无几了。
经过19年的努力，宋元丰七年，即公元1084年，《资治通鉴》终于定稿成书。这部史书记载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16个朝代，时间长达1362年，共计294卷，约300多万字。中国史学界的一部惊天动地的巨著就这么问世了牎
《资治通鉴》印行后，受到了历代帝王重视。宋神宗看了后赞叹“前代未尝有此书牎”史学界更是评价颇高，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称“此天地间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近代学者梁启超说“其体制之宏伟，取材之丰瞻，使后者有欲著通史者，实不能不据为蓝本。”“温公亦伟人哉牎”一代伟人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尤为喜欢，一生读了19遍之多，那本线装的书上写满了眉批和体会。1949年，他从西柏坡进北京时，随身携带的就是《资治通鉴》。他还多次向各级党政干部推荐，让他们将该书作为工具书去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马光用他生命的辉煌再现了历史，滋润着世人。
接下来我们该说一下他晚年的辉煌了。司马光晚年的辉煌是他登上了一生最高的职位———宰相。在宰相职位上，司马光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司马光出于个人的政治见解，不问青红皂白，将新法全部废除，显然有欠妥当。自此，不少人评价司马光时都认为这是历史的污点，因而以瑕掩瑜。其实，公正的说，司马光废除新法虽然有过火的举动，但是也不乏合理的成份。因而，无论如何晚年的司马光能登上显赫的职位，也是他一生忠国爱民的辉煌结果牎
至此，我们从司马光的人生过程可以看出，他的确不逊色于司马迁，而且，其生命的价值与司马迁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的声誉却远远不及司马迁，这不能不说是世事的偏失，如此看来，我们抱愧司马光就不无道理了。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