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四才子”: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和徐祯卿。
明中期文学复兴在南方的主要代表是被称为“吴中四才子”的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和徐祯卿。其中徐祯卿于弘治末进士及第后，在北京加入李、何为首的文学群体，成为“前七子”之一。但吴中这一文学群体在弘治初形成时，与李、何在北方崛起的时间相近，两方起初并无联系。他们的基本方向——反宋儒理学、要求人性解放、重视“古文辞”自身的价值——极其一致，正表明当时社会思潮出现了一种整体性的骚动。而徐祯卿加盟李、何的群体，恰好体现了南北文学潮流汇合的趋势。
万历间袁宏道说：“苏郡文物，甲于一时。至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极盛，词林当天下之五。”（《叙姜陆二公同适稿》）指出当时吴中诸子在文学上与李、何等人旗鼓相当。
然而吴中文学对后来文学进程的影响却远逊于前七子，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们大多科场中蹭蹬，名位不显；
其次，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不像李、何那样激烈而鲜明，有“危言耸听”、使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再有，他们的创作也取径较宽，像祝允明追慕秦汉，唐寅偏向六朝而兼有白居易的浅俗率易，文征明虽然在理论上对宋诗表示不满，却承认自己受宋诗影响很大。也许我们可以说，吴中诸子的态度比李、何等人更为合理，但这种“合理”，却减弱了作为一个群体对当时文坛的冲击力。
但是，吴中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自明中期始城市经济又特别发达的地区，它所孕育的文学自有一种地域和时代的特征。一般说来，吴中诸子对国家政治秩序的关怀不像李、何那样热切，而对于个人在社会中遭到压抑的感受却特别敏锐；他们同商业社会、市民阶层的联系也更为密切，因而也更敢于肯定物质享乐的要求。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已“漫负独名”（《国宝新编唐寅传》。其家世代为商人，他是这个家庭中第一个走读书求仕道路的子弟。弘治年间中乡试第一名。正当他于功名踌躇满志时，却因会试中被牵连进一桩科场舞弊案，被逮下狱，继遭罚黜，失去仕进的希望。归吴中后以卖画为生，过着“益放浪名教外”（《唐伯虎集外编》引王世贞语）的生活。这一命运的转折造成他文学创作前后不同的风貌。
唐寅早期创作“颇崇六朝”（袁袠《唐伯虎集序》），其代表作《金粉福地赋》，以极其铺张的词藻描摹了奢靡享乐的场景，曾传诵一时。错金镂彩的台观，通宵达旦的宴游，歌女舞姬的锦灿服饰和销魂体态，反映出当时东南城市中追求物质生活的社会氛围。对这种生活的赞美，在当时起着破坏禁欲的教条、使文学更趋近情感真实的作用。唐寅和祝允明的一些诗，也有追承六朝风格的特点。长期以来受贬斥的六朝文风，自明中期以后再度出现兴盛局面，这也反映着人们对文学的宽豁的态度。
对唐寅来说，科场案不仅意味着仕进理想的彻底破灭，而且使他负上了终身的耻辱。但当他卖画为生、为自己重新确定了类似近代“自由职业者”的社会角色之后，便不再消沉，对科举、权势、荣名，总之对缙绅社会所尊奉的价值体系采取蔑视和对抗的态度，并有意识地强化了自己“狂诞”的形象。他嘲笑利禄之徒“傀儡一棚真是假，髑髅满眼笑他迷”，自称“此生甘分老吴阊，宠辱都无剩有狂”（《漫兴》），凡此种种，很显著地表现出一个脱略缙绅阶层的行为范式的市井文人的形象。后世产生了许多关于唐寅的虚构的传说，也正表明了他的性格存在与市民情趣相契的特征。
与此相应，唐寅后期的许多诗歌，如《一年歌》、《桃花庵歌》、《把酒对月歌》、《醉时歌》等，也具有与传统文人诗很不相同的特点。在情感内容上，诗中描绘了一个凡庸而真实的自我，不给自己加以任何高雅的涂饰；在语言、音调上，务近俚俗，轻便自由。以《桃花庵歌》为例：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酒无花锄做田。
这种诗不事修饰，不计工拙，成功地表现了诗人的个性。但它对向来的文人诗歌传统，却造成严重的破坏。所以，后来王世贞嘲笑这一类诗“如乞儿唱《莲花落》”（《艺苑卮言》）。
平心而论，这种诗的艺术成就并不高。在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产生了冲击古典传统、自由地表现诗人个性与情感生活的要求，但在古典传统之外如何创作出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是一个长期困扰着诗人们的问题。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弘治间中举人后，七次应进士考试而不第，遂以举人身份入仕，任广东兴定知县，迁应天府通判，不久辞官。
有《怀星堂集》。
祝氏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根柢远较唐寅来得深厚，学问也远为广博，所谓“贯通百家，纵横群籍”（刘凤《续吴先贤赞祝允明传》）。但在追求纯真、自由的个性和反抗陈腐的思想传统方面，他却与唐寅极其一致，故而两人交谊莫逆。祝氏的为人，也是“傲睨冠绅”，“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国宝新编祝允明传》）。所不同的是，祝允明更喜爱哲理的思索，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更具有一种理性的勇敢。他二十八岁写《浮物》一书，对儒家六经已有所非议，显示其思想的锋芒。至晚年作《祝子罪知录》，矛头指向程朱理学，又对儒家“圣人”如汤武、孟子也加以讽刺，“异端”的色彩更浓。
祝允明的诗文中具有一种显著的特点，就是表现出自我觉醒的意识和向外拓张的强烈要求。如《丁未年生日序》中写道：
人生实难，天运何遽！质自俶降，无变乎空疏；貌与时移，转沦于苍浊。聚萤愧学，倚马非才。伤哉贫也，非为养生叹；轩乎舞之，未以竭精玄。激义而气贯白日，廓量而心略沧海。思诒远也，通八遐之表；愿处高也，立千仞之上。洗涤日月，披拂风云。谷雉之死而靡它，山鸡顾景而自爱。一履独往，千折弗挠者矣。
这里是作者主观精神的写照。文中愿远通八遐、高立千仞、洗涤日月、披拂风云的自我形象，虽然看不出具体的人生要求是什么，但想要向外拓张、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依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但作者也清醒地意识到，他的这种欲望，是社会传统势力所难以容忍的。在上面一段之后，就抒写了理想难以实现的悲愤。
类似的情绪，在诗歌《短长行》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此诗作于祝允明五十多岁在广东兴宁任知县时，一生自负的他，在僻远之地做一个小官僚，内心感到十分压抑，于是在诗中写道：
昨日之日短，今日之日长。昨日虽短霁而暄，今日虽永阴复凉，胡不雨雪为岁祥？胡不稍暖开初阳？徒为蔽天氛曀日黭黮，人物惨懔无精光！物情望有常，造化诚叵量。气候淑美少，君子道难昌。阴晴长短不可问，古来万事都茫茫！独怜穷海客卧者，魂绕江南烟水航。
诗从一个阴天令人不适的感受，联想到社会的沉闷：整个世界一片暗淡，使得众人万物失去了自身的光彩。诗人不禁喊道：要么下一场大雪，要么阳光普照，这样阴沉沉的世界怎么能够忍受！从这里可以体会到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社会中个性发展的艰难性，具有很典型的意义。
被称为“吴中四才子”的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和徐祯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