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如长江黄河，源远流长，奔腾不息。围棋，这文明古国文化的结晶，似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绮丽的光彩。
早在晋代张华所著的《博物志》中，就有“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与“舜以子商均愚，故伯围棋以教之”的记载。这说明，早在四千年以前，就有关于围棋的传说了。当然，当时围棋是什么模样，有待进一步考证。关于围棋最早的、最可靠的记载，见于《左传》。“…大叔文子闻之曰：‘呜呼…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心不免矣！’…”讲的是某重权大臣，立君而又欲废。可见，围棋至少在春秋时代已经流行在我国中原一带了。
对围棋产生的解释，众说纷纭。或如上所说：是帝王为教化愚子而作；或认为起于战急，古代部落战争，必有出谋划策者，以黑白两色表示敌我双方兵将，移行、投置，摸拟战斗，故有“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的诗句；或认为起源于娱乐之戏… 较早的棋盘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魏］邯郸淳《艺经》）。至今，这种十七道的围棋还在我国西藏及尼泊尔等国流行，称为藏棋。藏棋的比赛规划和围棋也有些不同，以后，十九道棋盘逐渐取代十七道棋盘。这很可能是棋艺逐步提高，棋手们以求棋局复杂多变的缘故，而不象有些古书记载的那样，“以求一周年三百六十一又四分之一之数”，与太阳历硬挂上构。
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围棋就逐渐传播开来，并已相当普及了。三国两晋时期，围棋发展兴盛。梁朝的沈约在《棋品序》中说：”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土，逸思争流”。可见当时围棋兴盛，高手辈出。那时已出现了关于围棋的著作。 唐代国力强盛，统治者为粉饰太平，也为自我欢娱，建立了棋诗诏制度，设有棋待诏和棋博士。这种官方设置的专业棋手，有时受皇帝的召见，弈棋为娱，有时教官人等下棋。
约在隋唐棋间，围棋开始传入朝鲜和日本，后来，日本、朝鲜棋手还多次访问我国，交流棋艺。
宋代张拟撰写的《棋经十三篇》，是一部流传很广的系统论述棋艺的著作。该书仿《孙子失法十三篇》，结构宏大，说理精巧，充满了朴素的辩证道理，对我国围棋理论及实践都有较大的影响。唐宋时期围棋发展比较快，除专业棋手外，文人墨客不少也热衷于下棋，留传下不少关于围棋的珍贵史料及文学作品。
到了元朝，出现了围棋棋艺集大成著作《玄玄棋经》，作者严德甫、晏天章，全书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分编为六卷，收录了张拟的《棋经十三篇》、班固的《弈旨》、刘仲甫的《棋决》等专门理论著述，可贵的是还收录了许多围棋的死活研究和定式基本图型。
明代，围棋活动更为广泛，知名棋手屡见于史籍。明末著名国手过百龄，不但棋艺精湛，还著有《官子谱》、《三子谱》、《四子谱》，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进入清代以后，围棋有了划时代的进展，达到我国古代围棋的顶峰。清代，无论是棋手的数量，还是棋艺水平都是空前的。清初的黄龙士和徐星友在围棋界均负盛名。黄龙士棋路绵密慎稳，而又尽脱匠气，往往出奇制胜，后代棋手大都从中得到启发。徐星友从黄龙士修业，勤奋刻苦，据说曾三年足不出户。在星友达到受二子的水平后，龙士故意让他三子，师生下了十局棋，这十局双方竞智斗力，各竭心思，前古所未有，十局终后，星友一跃于龙士之左。而这鬼惊神泣的古局棋，被称为“血泪篇”，闻名遐迩。
清康熙年间出生的范西屏和施定庵，也是棋坛上并峙的双峰，两人同是浙江海宁人，棋艺均超前人。范、施两人棋风迥异。西屏思路敏捷，才气极高，棋风博大神奇，被誉为“神龙变化，莫测首尾”；定庵则谨严精深，含蓄浑厚，工于章法，被誉为”老骥驰骋，不失步骤”。现在留会下来的“当湖（即浙江平湖）十局”即范西屏和施定庵对弈的杰作，历来被视为珍品。
纵观我国古代围棋，从产生至发展、提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涌现出许多围棋高手，积累了丰富的初中经验和理论知识，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遗产。陈毅同志多次说过：“国运衰，棋运亦衷，国运盛，棋运亦盛。”从晚清至解放前这段时期我国围棋随着国力的衷弱也落伍了，棋坛出现了衷落萧条的景象。晚清棋坛的佼佼者陈子仙、周小松棋艺远不如范西屏、施定庵。当吴清源先生少年风华脱颖而出之时，当时中国竟找不到能教诲他成大器的，迫使他东渡日本，发奋学棋，后称雄日本棋坛数十年，成为一颗灿烂的明星。平心而论，如吴先生留在国内，限于当时的棋艺水平，恐怕很难达到如此高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