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峰”航线测制纪实
[编者按]本文作者在20世纪40年代初曾参加过“驼峰”航线的测制，半个世纪以后年届90的老人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写下了《抗战时期中美合作测制中印航图纪实》，本文从中选发部分，以飨读者。
胡明城1917年出生于湖北汉川县，1940年在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大学部毕业，即从事大地测量学研究。抗战中参加中美合作的中印航图的测制，承担康巴困难地区的天文测量。1947年初赴美国海军天文台和海岸大地测量局进修。1948年秋回国。1949年5月在南京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参军，任测量队副队长。同年10月参加解放西南的战役。1950年调军委测绘局任研究员。
1942年初，日军在侵占缅甸后切断了滇缅公路对中国的供应，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基本中断。为了把抗战急需的大批物资运进中国，美国和中国联合开辟了一条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昆明的全天候战略物资运输空中航线，这也是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上最为艰险的一条运输线。这条航线长约800公里，穿越喜马拉雅山，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驼峰，故而得名“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满布了海拔4000到5000米的山峰，恶劣的气候，强气流、低气压以及经常发生的暴风雪、冰雹和霜冻，加上日军战斗机的围追堵截，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都有坠毁和撞山的危险，因此它又被称为“死亡航线”。
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空军在从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援华空运中，为中国空运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飞机失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精确航图也是原因之一。为了赶制中印航图，美国于1944年初或更早已派测量队到云南境内施测天文点。他们的测量队以两人为一小组，配备吉普车一辆，作业效率很高，进展很快。但是测区包括贵州、川西和康巴地区（从康定到巴塘的广大地区），甚至扩展到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川西、康巴和昌都地区交通极其困难。美国测量队的吉普车无法到达，所以建议中美合作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1944年4月，中美合作航测队正式成立了。美方领导人是Doran上校，他是美国海岸大地测量局级别较高的文官，40多岁，抗战中应召入伍；其余是多名尉官。他们的测量队还在云南作业，很快要进入贵州。
作者年轻时和他的妻子、孩子的合影
中方分三个组，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任务，是分别到美国和印度参加中美合作的制图工作。由于这两个组的任务都是出国，大家趋之若骛。我则参加了第三组的工作。因为第三组要到困难地区去吃大苦，所以好不容易才凑足了必要的人数。
美方的一个天文观测组就要出发了，为了增进双方的彼此了解，我被派去参加了美方的工作。美方每一个天文观测组包括一名观测员和一名助手；前者是未毕业的大学生，军阶多半是少尉；后者文化水平较低，军阶都是上士。我这个组的观测员是Greeberg少尉，助手是Paterson上士。他们的装备除了天文观测仪器之外，还有卡宾枪、照像机、猎枪和手枪各一只。另外带有不少军粮，装了满满的一拖车。每一个天文点都要摄取多张照片。他们在美国受过短期训练，采用的方法是等高观测法，正好是我刚刚完成的研究课题。因此，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他们完全不懂理论，只能按严格的规定进行观测工作。
我们的测区是贵州、云南和广西交界的地区，第一个施测的地点是贵州兴仁县。第一晚开始观测时天气晴朗，但一组星尚未观测完，天气突变，我们车上只带了一个帐蓬。我连忙到县政府，请他们安排住所。第二天Paterson病了，县卫生院的医生诊断为肺炎。我问他病情是否严重，他很有把握地说：“不严重，我这里有对症治疗的药品，但要注意保暖，不能再受寒了。”兴仁县是专区所在地，医生水平比一般县卫生院高，备用药品也较丰富。
此后天气一直不好。所幸Paterson的病情逐渐好转。兴仁县的雨连续下了十多天。在此期间，美方天文观测的细节我完全清楚了。他们只是为了满足测制航图的需要，方法力求简便，最后是画出一个定位圆，由此定位圆与各定位线的相对位置来判定观测的精粗。我想到我们到这一地区很不容易，如果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多测些恒星，用严格数据处理方法计算，那么这些天文点将来还可以用于大地测量目的。我向Greeberg建议：“每晚多测些恒星，由定位圆图判断观测质量，把观测质量不好的星去掉，那么我们上交的定位圆图就显得比较突出；当然，星数多了，计算工作量增大，以后的计算工作由我承担。”Greeberg欣然同意。在他们看来，计算是最恼火的事，多测几颗恒星算不了什么。两年多以来我从事等高观测研究，这一类的计算是我的特长，他们高兴地叫我是Great Computer（大计算家），有时把我抱起来。这些美国小伙真是天真可爱。
此后我们依次完成了兴义、安龙、册亨、安顺和紫云的观测工作。我们回贵阳后，向周老师汇报了这次合作施测的情况，他认为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随后举行了一次展览会，展出我们过去的等高观测成果和美国在贵州境内的最新观测数据。Doran上校看得很仔细，对我们的观测成果备加赞扬。
此后，中美合作航测队的任务主要转移到康巴地区（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所以迁往重庆。
几位美国“飞虎队”队员抗战时期在芷江机场合影
中美合作航测队于7月底迁重庆。这一路上的险峻地段是娄山关。记得我1940年由贵阳到重庆，车过乌江渡、娄山关的七十二拐和吊丝岩，感到惊心动魄。
在重庆期间，我们第三组忙着做出发前的准备。在测区分配中，我接受了理塘、巴塘、义敦、昌都、得荣、乡城、稻城等地的天文观测任务。在五个小组中，我的任务是最艰巨的。当时每个小组三人，我的助手麦镇远是香港人，香港沦陷后到内地进测量学校学习大地测量，父亲在内地病故，他与母亲相依为命。麦镇远天真活泼，我叫他麦小弟。我组的测工是四川人。
我最关心的是昌都地区的情况，要经过什么手续才能进去。为此，我持公函去询问国民党政府的蒙藏委员会。我以为这个委员会是专管蒙藏事务的，应当可以提供准确的信息。我说明了我承担着国家重要任务，问他通过什么手续才能进入昌都。接待人毫不思索地说：“可以进去，不要任何手续。”一直到了巴塘，我才知道蒙藏委员会是一个空架子，他们完全不了解西藏。
为了御寒，我们每人领到了一件老羊皮大衣。这是一种很实用的衣物，我们靠它抵挡了康巴地区的风雪。到返回重庆上交时，对它还有感谢之情。
2005年8月，黄欢老人和当年飞虎队老兵重逢于昆明，笑逐颜开。
抗战期间，我们只能收听英国BBC电台播发的无线电信号来进行天文观测。要收听这个电台，我们自己的收音机质量欠佳。此外，为测量高程，我们缺少合格的气压计，因此，我们向Doran上校提出了支援这两种仪器的要求。他很快送来了，同美国测量队使用的一样。在康巴地区的天文测量中，这两种仪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8月中旬第三队副队长学广兄率领我们三个天文观测小组向康定进发。由重庆向西直到邛崃，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再往西地势突然升高；接近雅安时，海拔7576米的贡嘎山在望；但见气势磅礴，高耸入云，皑皑白雪终年不消。我们这些从事大地测量的人，面对这样的高山感叹地说：“将来谁能设法让我们的三角测量网通过这样的高山区，谁就是名载史册的英雄。”
雅安是刘文辉军部所在地。我们一到这里，就感到浓厚的地方封建割据色彩。我们到达的当天傍晚，突然听到一阵吆喝之声，街上的人都退到两旁，为一列队伍让路。这列队伍不是军队，为首的是几位穿长袍的长官，骑着高头大马；后面是几顶轿子，里面坐着花枝招展的官太太，两侧有不少穿长袍挎短枪的警卫。这是其他地方见不到的。
我们在雅安的居住条件嘈杂。到公路局办好手续之后，就乘车转移到两路口车站去。那里比较清静，可让大家好好休息，准备明日翻越二郎山。车开出大约一公里，见到路旁卧着一具死尸，满头是血。奇怪的是，行人都不管，好像没有看见似的。这也是雅安特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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