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1887～1939）
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原名夏，字中季，少号德潜，后更为掇献，又号疑古、逸谷，笔名浑然。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浙江省吴兴县人。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与章太炎、秋瑾等人交往。次年入同盟会。1908年，始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1910年回国后曾任中学教员、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语文改革活动、文字、音韵和《说文》的研究等几个方面。在语文改革运动中，他是冲击封建文化的一员猛将。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态度很坚决。他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致陈独秀的白话信，并敦请他人用白话作文。《新青年》也在他的倡议和影响下于1918年第4卷第1号始用白话文出版。他是国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17年，他成为“国语研究会”的会员，1919年，他成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并任常驻干事。1925年，他与黎锦熙一起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28年改组为“筹备委员会”，于1935年又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他都一直任常务委员。1931年，任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1928年，他曾任辞典处国音大字典股主任。1932年，与黎锦熙共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曾参与审订由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1920年，《国音字典》由当时的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后经修订，更名为《国音常用字汇》。钱玄同为增修委员、起草委员，并负责最后审核。1931年定稿，改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32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公布，取代《国音字典》，成为全国标准读音的根据。他为该书写的《说明》对北京音系及其历史和概述所取音读都做了细致的描述。他还积极主张汉字改革。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发展国语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主张废除方块汉字。“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他为委员。在他参加的“数人会”的努力下，“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制订出来并于1928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第一式是“注音符号”）。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4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成为“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1934年，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大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这是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此外，他还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念法、汉字横行书写等。作为一位语文改革的活动家，他为国语统一和汉字改革先后提出近20个议案，发表几十篇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他的代表作是《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出版组，1918年）。这是一篇全面论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其中既继承了章太炎等的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受到了高本汉的现代语音学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影响，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被多人用做大学教材。此外，他还著有《〈广韵〉四十六字母标音》（《国语旬刊》1929年第1卷第9期）、《古音无“邪”纽证》（《师大国学丛刊》1932年第1卷第3期）、《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师大月刊》32周年纪念专号）等。其中多用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分析音理，拟测古音，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在文字学方面，他著有《说文部首今读》《说文音符今读》和《中国文字学说略》（《教育今语杂识》1910年第1期）、《说文部首今语解》（《教育今语杂识》1911年第5、6期合刊）、《中国文字形体变迁新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19年第1卷第1期）等论著。
钱玄同
（1887 年—1939年）
（钱玄同，著名文学理论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原名钱夏，字中季，号德潜，又号疑古。1887年9月12日生。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
1906年赴日本留学。1907年加入同盟会。曾从章太炎习国学，开始致力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及《说文解 字》研究。
1910年回国后，在浙江、北京等地中学任教。1916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1917年 后，曾任《新青年》编辑。
1920年曾化名王敬轩发表《致新青年诸君子》一文，与刘半农演双簧信，鼓欧文学革命。1928年后，任北京 大学国文系主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音大辞典股主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常委。1939年9月12日病逝于北京。） 钱玄同（1887一1939），原名师黄，字德潜；辛亥革命前曾改名夏，“五四”运动以前改名玄同。原籍浙江吴兴，幼年随父生长在苏州。清光绪未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在日本拜见章太炎（炳麟）于《民报》社，章太炎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同时听章太炎讲文学音韵学。结识的许多章门弟子，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宣统年间归国，任浙江嘉兴中等学校国文教员。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先在杭州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1913年到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后来，又长期在国立北京大学兼课。1917年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后又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致力国语运动。北京高等师范系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钱玄同从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执教，连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专任教授二十余年。他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并长期任国文系主任。1917年，他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倡导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成为鼓吹新文化，攻击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的勇士。他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明确了新文学革命的对象。他在一篇《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写作大纲》中提出改革大纲十三事，如用“国语”作文；规定语法之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重大改革的首倡。 1918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钱玄同是轮流编辑之一。在这期间，他曾动员鲁迅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钱玄同催促他写出的头一篇作品，并且头一次用鲁迅作笔名。如众所周知，《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 钱玄同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很显著的。他所著的《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数十年来，影响颇大，迄今仍为音韵学家所称引。当代许多音韵学家如罗常培、魏建功、白涤洲、赵荫棠、王静如、丁声树等或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教益。 钱玄同对于“经学”创见甚多。他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他发表在《古史辨》上讨论上古历史和儒家经书的文章，独见很多，影响很大。郭沫若对钱玄同在古史研究方面的一些观点非常赞赏，说：“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钱玄同在国语运动、文字改革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把文字音韵学精深的学术研究应用到国语统一、文字改革的实际工作中来。他既是国语运动的理论家，又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实干者。他早年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国际音标制定汉语拼音字母。后来他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共同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35年他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 钱玄同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制度，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写过一篇《关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文章，他把反帝和反封建两项战斗任务结合起来考虑，主张一面积极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一面用民主、科学思想和现代的文化知识“唤醒国人”，使国人爱护自己的国家。他也说过“欧化”，说中国根本改革之路在“欧化”，他对“欧化”的解释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九一八”享变后，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日冠侵入华北，他曾把眷属送到上海去住，自己也想离开华北到南方去。当年他写信给黎锦熙、罗常培说，自己“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只能以教书“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可耻极矣！”可见他精神的痛苦。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钱玄同因病未能随校赴陕，也未能南下，只得留在北平，1938年春，他恢复了旧名“钱夏”，表示“夏”而非“夷”，不做敌伪的顺民。他常间接寄语随北平师大迁至城固的好友黎锦熙等，说“玄同绝不污伪命”。1939年1 月14日，钱玄同还到孔德学校处理李大钊的遗留图书《九通》，把它卖给当时的北京女师大，帮助解决李大钊的子女生活窘迫问题。1月17日，钱玄同忽然右脑部溢血，在德国医院逝世。 钱玄同逝世后，当时的进步刊物《文献》上发表署名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中说：“五四”时代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斗争精神的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现代转变期的代表人物”。又说：“平津沦陷以后，北方文化界处于暴日的铁蹄之下，居境非常悲惨；但钱先生保持着高洁的节操，虽和钱稻孙有叔侄之亲，和周作人等有友好之谊，仍然不受包围，不被污辱，这种难能可贵的民族精神的表现，也是使得我们感动兴奋的。壮年以斗士领导青年，中年以学者努力学术，晚年以义士保持名节，钱先生总算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民族的一位完人了。”
参考资料：http://www.guoxue.com/master/qianxuantong/qianxuantong.htm
钱玄同
钱玄同(1887一1939) 原名钱夏，字中季，号德潜，后改名玄同，号德潜。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和经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兼北京大学教授。
《狂人日记》的催生者
1917年初，在北京高师国文部任教授的钱玄同就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积极支持文学革命，参加国语研究会。钱玄同是章太炎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很大。因此，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通信、文章的作用非他人可比，并明确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为文学革命对象，深得陈独秀、胡适等赏识。不久，他就成为《新青年》的轮流编辑之一。
钱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也在为该杂志寻求合适、优秀的撰稿人。他自然不会忘记在东京的同窗好友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认为他们是国内少有的文学人才。钱玄同经常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其兄周树人却迟迟没有动手。钱玄同做事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能约到周家兄弟的稿子，不厌其烦经常拜访他们。他与周树人又都十分健谈，常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聊，一直要聊到深夜十一二点方散，中间的晚饭也从末使他们的谈话中断。
一次，钱玄同又身着长衫，提着皮夹兴冲冲来到周树人的住处补树书屋。钱见周书桌上一叠叠抄写的古碑文，就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答：“没有什么用处。”钱又追问：“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从这儿句对话不难看出，当时周树人处于报国无门、救民无法，心中苦闷的境地。钱玄同再一次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同立刻争辩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句话切中要害，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使周走出隐默，终于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的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 《狂人日记》，发表在 《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从此，周树人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将。
钱玄同是鲁迅《狂人日记》的催生者，其意义远超过了文学革命。
双簧戏和金心异的由来
1918年，为扩大 《新青年》的影响，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特别是要对一些守旧派思想进行全面批判，编辑们煞费苦心。钱玄同和刘半农经过一番策划，决定以一反一正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写文章，引起争论，批驳那些腐朽落后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
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 《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刘半农撰写了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所提出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这实际上是钱、刘二人演出的一场 "双簧"戏，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人，唤起社会的注意。鲁迅后来称这场论战是一场"大仗"。
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确实跳了出来。他们因王敬轩被批驳而坐立不安，要为王敬轩鸣不平了。
1919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代表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的几个编辑，以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林琴南在小说里幻想出一个英雄"荆生"，让这个伟丈夫寻衅闹事痛打田、狄、金三人，发泄他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文化的积怨，从精神上满足了卫道者们的私怨。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为表示对林琴南使用的卑劣手段的蔑视，钱玄同虽有很多笔名，又常以“金心异”自称，鲁迅也常以“心异兄”、 “心翁”称之。他们都曾使用“金心异”这个名字写文章，“回敬”过林琴南的诽谤、攻击。
反纲常名教的完人
钱玄同出身于清末一个旧官吏家庭，所受封建礼教颇多颇严。所以，他对三纲五常等旧礼教最痛恨，反对也最坚决，激烈的言论很多，是一个敢于向旧礼教宣战的先锋大将。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极守礼法的人。
钱玄同出生时，父亲已62岁，哥哥已34岁，父兄对他管教甚严。他少年时父母双亡，一直跟随兄嫂生活，凡事必禀命于兄长。他对兄嫂十分尊敬，每到阴历年必携妻、儿一起到哥哥家拜祖先。钱玄同到晚年，已80高龄的嫂子编著关于清代闺媛诗文，他亲自去复印、校对，并为此书编了一个依"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他对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侄子们也十分友爱。
钱玄同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但他与由哥哥包办的妻子徐□贞关系非常和谐。妻子身体不好，他关心体贴，照顾周到。旧社会文人嫖娼、纳妄都是平常事，钱玄同从不嫖娼，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有人以他妻子身体不好为由劝他纳妄，他严辞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 打自己嘴巴之理。”他还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他大力支持长子秉雄自由恋爱，多次表示做父母的绝对不干涉。1937年7月15日，他亲自发请柬邀请亲朋好友百余人到中山公园今雨轩，为其长子举行订婚仪式。他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自由恋爱是进步，并再次大声呼吁：“反对包办式的婚姻!“后来，他又请黎锦熙等挚友为长子的《订婚纪念册》签名留念。
钱玄同在思想上勇于冲破旧礼教的揭绊，而行为上则严于律己，看似矛盾，实则是言行高尚的统一。黎锦熙就曾说:"钱先生自己一生在纲常名教中，可真算得一个 ‘完人’。又说：“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 ‘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
一生死过三次的人
钱玄同很唯物，从不讳言"死"字。
1927年，钱玄同年届40时，还真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 《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一些稿子，都是一些幽默的作品。当时正 值张作霖进北京自称大元帅，白色恐怖笼罩，为避免引起麻烦，这个专刊并没有刊行。但在与南方交换广告时，这个专刊的要目在南方某刊物上登出来了。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致信函悼唁，在北京演出了一场悼念活人的闹剧。
当时，人们缄口不敢提"死"，万不得已说出此避讳，定要唾地三口以出晦气。钱玄同敢于以"死"谐谚，非常人的胆识能为的。
1938年夏，北平汉奸文人、伪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病故。汉口的英文《楚报》误将钱桐为钱玄同，发了消息。他在南方的学子见到后，非常悲痛。虽北平已沦陷，仍有人寄去挽联等悼唁。家里人收到后，都瞒着他烧掉了，怕他生气，因为他对接受日伪聘任的人有切齿之恨。
1939年1月，为解决李大铡子女生活困窘和筹措赴延安的路费，钱玄同拖着病体，四处联系变卖大钊的藏书。1月17日傍晚，钱玄同从外面回来，即感身体疲惫、头痛，立刻送往医院，确诊为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享年仅52岁。
钱玄同
钱玄同(1887一1939) 原名钱夏，字中季，号德潜，后改名玄同，号德潜。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和经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兼北京大学教授。
《狂人日记》的催生者
1917年初，在北京高师国文部任教授的钱玄同就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积极支持文学革命，参加国语研究会。钱玄同是章太炎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很大。因此，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通信、文章的作用非他人可比，并明确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为文学革命对象，深得陈独秀、胡适等赏识。不久，他就成为《新青年》的轮流编辑之一。
钱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也在为该杂志寻求合适、优秀的撰稿人。他自然不会忘记在东京的同窗好友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认为他们是国内少有的文学人才。钱玄同经常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其兄周树人却迟迟没有动手。钱玄同做事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能约到周家兄弟的稿子，不厌其烦经常拜访他们。他与周树人又都十分健谈，常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聊，一直要聊到深夜十一二点方散，中间的晚饭也从末使他们的谈话中断。
一次，钱玄同又身着长衫，提着皮夹兴冲冲来到周树人的住处补树书屋。钱见周书桌上一叠叠抄写的古碑文，就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答：“没有什么用处。”钱又追问：“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从这儿句对话不难看出，当时周树人处于报国无门、救民无法，心中苦闷的境地。钱玄同再一次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同立刻争辩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句话切中要害，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使周走出隐默，终于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的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 《狂人日记》，发表在 《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从此，周树人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将。
钱玄同是鲁迅《狂人日记》的催生者，其意义远超过了文学革命。
双簧戏和金心异的由来
1918年，为扩大 《新青年》的影响，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特别是要对一些守旧派思想进行全面批判，编辑们煞费苦心。钱玄同和刘半农经过一番策划，决定以一反一正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写文章，引起争论，批驳那些腐朽落后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
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 《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刘半农撰写了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所提出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这实际上是钱、刘二人演出的一场 "双簧"戏，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人，唤起社会的注意。鲁迅后来称这场论战是一场"大仗"。
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确实跳了出来。他们因王敬轩被批驳而坐立不安，要为王敬轩鸣不平了。
1919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代表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的几个编辑，以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林琴南在小说里幻想出一个英雄"荆生"，让这个伟丈夫寻衅闹事痛打田、狄、金三人，发泄他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文化的积怨，从精神上满足了卫道者们的私怨。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为表示对林琴南使用的卑劣手段的蔑视，钱玄同虽有很多笔名，又常以“金心异”自称，鲁迅也常以“心异兄”、 “心翁”称之。他们都曾使用“金心异”这个名字写文章，“回敬”过林琴南的诽谤、攻击。
反纲常名教的完人
钱玄同出身于清末一个旧官吏家庭，所受封建礼教颇多颇严。所以，他对三纲五常等旧礼教最痛恨，反对也最坚决，激烈的言论很多，是一个敢于向旧礼教宣战的先锋大将。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极守礼法的人。
钱玄同出生时，父亲已62岁，哥哥已34岁，父兄对他管教甚严。他少年时父母双亡，一直跟随兄嫂生活，凡事必禀命于兄长。他对兄嫂十分尊敬，每到阴历年必携妻、儿一起到哥哥家拜祖先。钱玄同到晚年，已80高龄的嫂子编著关于清代闺媛诗文，他亲自去复印、校对，并为此书编了一个依"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他对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侄子们也十分友爱。
钱玄同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但他与由哥哥包办的妻子徐□贞关系非常和谐。妻子身体不好，他关心体贴，照顾周到。旧社会文人嫖娼、纳妄都是平常事，钱玄同从不嫖娼，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有人以他妻子身体不好为由劝他纳妄，他严辞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 打自己嘴巴之理。”他还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他大力支持长子秉雄自由恋爱，多次表示做父母的绝对不干涉。1937年7月15日，他亲自发请柬邀请亲朋好友百余人到中山公园今雨轩，为其长子举行订婚仪式。他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自由恋爱是进步，并再次大声呼吁：“反对包办式的婚姻!“后来，他又请黎锦熙等挚友为长子的《订婚纪念册》签名留念。
钱玄同在思想上勇于冲破旧礼教的揭绊，而行为上则严于律己，看似矛盾，实则是言行高尚的统一。黎锦熙就曾说:"钱先生自己一生在纲常名教中，可真算得一个 ‘完人’。又说：“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 ‘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
一生死过三次的人
钱玄同很唯物，从不讳言"死"字。
1927年，钱玄同年届40时，还真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 《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一些稿子，都是一些幽默的作品。当时正 值张作霖进北京自称大元帅，白色恐怖笼罩，为避免引起麻烦，这个专刊并没有刊行。但在与南方交换广告时，这个专刊的要目在南方某刊物上登出来了。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致信函悼唁，在北京演出了一场悼念活人的闹剧。
当时，人们缄口不敢提"死"，万不得已说出此避讳，定要唾地三口以出晦气。钱玄同敢于以"死"谐谚，非常人的胆识能为的。
1938年夏，北平汉奸文人、伪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病故。汉口的英文《楚报》误将钱桐为钱玄同，发了消息。他在南方的学子见到后，非常悲痛。虽北平已沦陷，仍有人寄去挽联等悼唁。家里人收到后，都瞒着他烧掉了，怕他生气，因为他对接受日伪聘任的人有切齿之恨。
1939年1月，为解决李大铡子女生活困窘和筹措赴延安的路费，钱玄同拖着病体，四处联系变卖大钊的藏书。1月17日傍晚，钱玄同从外面回来，即感身体疲惫、头痛，立刻送往医院，确诊为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享年仅5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