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巴特勒叶芝生平
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年——1939年），爱尔兰作家。
1865年6月13日，威廉巴特勒叶芝出生于都柏林市桑地蒙的一个有盎格鲁-爱尔兰血统的中上层阶级家庭。叶芝的父亲约翰叶芝是一个画家，毕生从事艺术。叶芝在艺术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但却发现了自己在诗歌方面的才能，同时也对刚刚开始的民族文艺复兴运动感兴趣。就在这段时间里，叶芝遇见了毛德戈妮，她是一个执着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革命家。叶芝虽然爱她，但对她卷入政治表示不满。
从1906年到1916年，叶芝全身心投入爱比剧场的活动并与格里高列夫人和约翰米林顿辛格共事。从1914年到1923年获奖这充实的十年中，叶芝的个人生活也很安闲。与格里高列夫人的友谊和1917年与乔奇海德李斯的婚姻给他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舒适和安定。他在诗中仍然眷恋着毛德戈妮，但他的妻子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安慰。
获诺贝尔奖后几年是他的创作鼎盛期，晚年创作精力依然旺盛。他写出了最优秀的诗集《钟楼》(1928年)和最伟大的剧本之一《炼狱》。这期间，叶芝的艺术变得更加复杂和现代化，因为他的诗歌和戏剧反映了在《幻景：历史的沉思》中所概括的一些历史概念。这本书是在他的妻子帮助下写成的，1925年初版，后作了彻底修改，于1937年再版。
叶芝晚年连遭不幸。他在瑞士做了斯太纳赫手术，以此想恢复他的性功能，同时还受多种疾病的折磨。他最亲密的朋友格里高列夫人和奥立维莎士比亚相继去世，使他更感孤独。冬天他总要离开爱尔兰去气候比较温暖的地方。这样，他在故乡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少。1939年1月28日叶芝逝世于法国的罗克布鲁。
二、威廉巴特勒叶芝的文学历程：
威廉巴特勒叶芝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前拉斐尔时期，那时正崇尚“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他深受威廉莫里斯的作品和人格、浪漫主义诗人波希贝西雪莱和威廉布莱克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其他一些影响。他对斯坦迪什奥格雷迪的爱尔兰神话传说的最新译本和加里克语言复兴很感兴趣，但他并不是在这两种影响中选择，而是试图把它们融入自己的人格和艺术之中。他的第一首主要的诗《奥辛的漫游》风格上是后期浪漫主义，但却以爱尔兰神话传说为题材。在第一部诗集《十字路口》(1889年)里，他提出“字本身就是美”的美学原则，当然也包括《奥哈特爸爸的歌谣》中的爱尔兰题材的歌谣和《葛尔国王的疯狂》中的爱尔兰神话传说。
叶芝在此后出版的诗集里又表达了他的美学观点，但形式上有所不同。他开始对布拉瓦斯基夫人的哲学及魔术的原理感兴趣。《玫瑰》中就运用了《世界的玫瑰》诗中的一些神秘的传说。涉及爱尔兰题材的诗越来越多，诸如《费古斯和德鲁德》及《谁会跟随费古斯》都较好地运用了爱尔兰题材。《玫瑰》中的《茵纳斯弗列湖岛》是叶芝早期最优秀的抒情诗。诗中荒败衰朽的都市与自然宁静的岛湖形成鲜明的对比。诗的声律和“正午是一片紫光”的画面都极为优美。这部诗集还包括《老警卫队员的叹息》，这首诗涉及了典型的叶芝主题，即年老与时间的主题。
这期间叶芝也为爱比剧场写了不少重要剧本。他的两部成功的剧本《卡特琳伯爵夫人》和《奥立汉的卡特琳》都是取自爱尔兰题材。《卡特琳伯爵夫人》中卡特琳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以赎回农民的灵魂，她自己也因此得到拯救，因为“神灵之光只注重动机而不是行动本身”。这种怀疑神学的态度惊动了一些教士，但却吸引了大批观众。《奥立汉的卡特琳》并没引起什么争议，并且因其以革命的手段来恢复民族领土的主题获得都柏林爱国者们的赞赏。剧中卡特琳一直是个老态龙钟的妇人，但在剧末，她被描绘为“具有女王的仪态”。
叶芝出版的下一部诗集是《芦丛之风》(1899年)，包括叶芝为毛德戈妮写的最优秀的爱情诗，《情人讲起他心中的玫瑰》一诗把“那些丑陋畸形的事物”与她那“在我心灵深处绽开玫瑰花”的形象形成对比。这本诗集还包括根据爱尔兰民间传说和神话写成的诗，如《空幻新郎》和《流浪的安古斯之歌》。这两首诗说明，无论是新娘还是美好的想象，珍物的失落总会得到弥补，在两首诗的结尾，叙述者都陷入无尽的探寻之中。
叶芝的下两本诗集《在七树林中》(1903年)和《绿盔及其他》(1910年)都是过渡性的。不少诗是为毛德戈妮而写，但诗中也不乏冷酷与讽刺，如《特洛伊不再》一诗既赞美了毛德的美貌，也强调了她的堕灭，“呵，像她这样，她能干些什么?难道还有另一个特洛伊为她而毁吗?”还有有感于观众对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的接受而写的讽刺诗，和为建立一个剧院而遇到的困难所写的主题诗。这期间最有力度的诗要算《亚当的诅咒》，它既写出了叶芝与毛德之间恋情的消失，也是一篇关于诗歌创作的分析。在这些诗中，毛德戈妮已被置入大干世界，不再属于他个人或独自超脱世事。
下一本诗集《责任》(1914年)是叶芝风格和题材的关键转折点，他对于先辈和后人的“责任”在诗集开首和末尾得到阐明，中间的一些诗赞美了那些给予他影响的人们，包括“引我走进诗歌的诗人们”，比如《灰岩》中的列奥内约翰逊和厄内斯特道逊以及《1913年9月》中的约翰奥耐内。后一首诗把那些历尽艰难缓步前进的人与天才的奥耐内作了鲜明的对比。这个诗集中令人难忘的诗还有对贵族举止的赞颂和对中产阶级观点的嘲笑(见《致一富人》和《致影子》，后者是为帕内尔的死和未能结识他而写的)。也许最复杂的诗就是《金色天堂》与《玫瑰》，诗中的情人死后没能与他所爱的人结合，而且“魔鬼赤裸地升出了地面”。
《柯尔庄园的野天鹅》出版于1917年，1919年增订再版。这是叶芝最感人的诗集之一。同名的诗把天鹅作为爱的力量和创作的力量的象征。诗人在诗的结尾失去了这种力量，“有朝一日醒来／我发现它们全部飞开”。有三首诗是为格里高列夫人的儿子罗伯特格里高列之死而作。《纪念罗伯特格里高列少校》是英语诗中最好的一首挽词。他盛赞格里高列为复兴时代巨人，却不幸在功名鼎盛期夭亡。《渔夫》一诗表现了叶芝风格与写作对象的变化，这是他为爱尔兰一个农夫写的诗，“这首诗／或许像黎明一样清冷/但又充满热情”。《自我就是你的上帝》一诗则谈到叶芝自身的变化，这是一篇Hic与Ille，即自我与反自我的对话。 Hic督促诗人“寻找自我而不是幻觉”，但Ille却获胜，因为他让“反自我”来“结束我所探寻的一切”。同样著名的一首《月圆月缺》很迂腐地想把《幻景》改编成一首诗。
《迈克尔罗巴提斯与舞者》(1921年)包括了叶芝一些最复杂的诗和一些对爱尔兰情形的更直接的评论。《1916年的复活节》把1916年复活节叛乱中的反叛者们写成了英雄，而叶芝自己则成了一个行吟诗人。这是一首深奥的关于政治事件的非政治诗。他把这次事件的参加者都编入了神话，这样这次事件就可以反过来被称为“一个恐怖的美丽故事”。(第二次降临)描述了这两千年一周转的基督年结束后即将到来的恐怖的历史阶段。叶芝并没有详细阐述这将至的恐怖，因为他在询问：“什么样的粗野动物，等到天时已尽，要到伯利恒等待降生呢?”《为我的女儿祈祷》则展现了另外一个幻景。叶芝为他的女儿祈祷，希望她能具有贵族传统的美德和礼仪，以防出现冥顽的思想。
《钟楼》是叶芝获奖后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其中充满了因健康原因而引起的令人惊讶的痛苦情绪。开首一篇《驶向拜占庭》便逃脱现实，逃脱那个“生于斯，长于斯，卒于斯”的地方。叶芝设想出一件永恒不变的艺术品来与这种生活进程对立，而自己则变成一只“金色的鸟儿”。此后的诗中不再涉及“逃避”这个主题，而是面对年龄与历史的问题。《1919》是这些诗中最有力度的一首，它描绘了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旧日的理想主义者成了“在洞里打架的鼬鼠”，艺术品也终遭劫难，创造者唯一的安慰就是升腾于这片废墟上的“孤独”。《在学童中》承续了这个毁灭的主题并加以发展。不仅是艺术，就连爱与激情也注定要衰朽和毁灭。但叶芝又附加了最后一段，提出万物合一，以超越这种失望情绪。在这个统一体中，各部分之间没有程式和区别，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把舞蹈和舞者区分开呢?”在超越了时光与衰朽之后，诗集以一首题为《众灵之夜：“一个幻景”的尾声》的诗结束。诗中赞美了叶芝在《幻景》中编纂的对于历史进程的征服。诗以一些假想的对立面达成统一而告终。这是天堂与地狱的统一：“在那里，被诅咒者伤心地嚎叫，上天堂的人快乐地舞蹈。”
《盘旋的楼梯和其他》(1933年)的创作意图是为了驱除《钟楼》中的痛苦情绪。其中有好些诗是纪念叶芝的好友和昔日合作者的，如《纪念爱娃戈尔-布斯和康马克微支》、《库勒公园》(1929年)和《库勒公园和巴利比》(1931年)等。《库勒公园》(1929年)是较有名的一篇，因为它唤起人们对贵族传统的回忆。那时候“旅者，学者和诗人”都深受欢迎并处于活跃时期。这本诗集还包括叶芝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即《自我与灵魂的对话》。如同《自我就是你的上帝》中的Hie和Ille一样，“我自己”和“我的灵魂”的对话谈论的是对立面的问题。“灵魂”乞求逃离“生死的罪孽”，而“自我”则满足于接受这个 “肮脏的现实”，并且“从头到尾再过一遍／再过一遍”。诗结尾处，“自我”获胜，因为它“摆脱了悔恨”，并且宣布：“我们受万物保佑／万物也皆受祝福”。
在《也许是歌词和其他》(1932年)中，《疯简妮》组诗渲染了性冲动和性行为。叙述者“疯简妮”反驳了主教狭隘保守的观点。在《疯简妮与主教的谈话》中，主教鼓励她去“居住在天堂的大厦／而不是在那些腌臜的猪圈”。而“疯简妮”如“自我”一样，却乞求一种统一，因为“美也需要丑"。她设想出另一种幻景，使对立面和解来达到存在的统一：
爱情却筑起它的殿堂
在排污泄浊之境；
啥也不会独立或完整，
除非已开缝裂纹。
这个幻景打败了主教。
这期间叶芝也创作剧本，但在他的文学成就中，剧本的比重显然不及诗歌。值得一提的有两个较重要的剧本：《复活》(1927年)与《炼狱》。《复活》采用的是一个希腊人与一个希伯来人就基督之死与复活之事而展开辩论的形式。希伯来人认为基督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希腊人认为他是上帝，而被埋葬的尸体不过是个“化身”。随着辩论的继续，希腊人狂欢赞美，月神狄奥尼姗姗而过；然后一个叙利亚人来报告说坟墓空了，于是狂欢者们的歌唱变为：“上帝已经升天。”剧末，希腊人评论这一切发生的情况；两千年的希腊理性主义时代被基督的复活所代替。这种历史循环的概念在《第二次降临》中也出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