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老人家在跟他的御医谈话时谈到了城市和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针对当时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极差的状况，他把卫生部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认为读书读多了没有用，指出应当“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次谈话经整理发表后，被称为“六。二六指示”。（顺便说一句：听旨的这位御医，好像就是那位曾在网上风行一时、跑到外国恶毒攻击老人家的那位李什么大夫。）
“六二六指示”发表后不久，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展开。当时较大的动作有：在全国各县成立人民医院，在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大量聚集在城市的医疗卫生人员被下放到这两级医疗卫生单位，并且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和普及卫生知识。大城市里的一些医学专业和农林专业的学校被迁往较小的县城，或者在县城成立半工半读的卫生学校和农业学校。这一年，在普及和推广农村医疗卫生教育工作方面，成绩是巨大的。
文革开始后，这些工作受到冲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受到批斗，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从六六年到六九年这两年多的时间，主要是解放军的巡回医疗队在积极地活动，地方上的巡回医疗队也有不少，但他们主要是去接受再教育的，捎带着给贫下中农看看病。
九大以后，开始在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所谓合作医疗，说穿了，就跟现在在城市里搞的医疗保险差不多：从每个社员的收入中扣留一部分，作为生产队的合作医疗基金，然后，平时看个小病就不用交钱了。这个合作医疗制度，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显然，当时是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医务人员的。于是乎，就让各生产队推荐一两名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大多是回乡青年），送到县或公社的卫生院进行短期培训（大约是一两个月），然后领一个药箱，回到生产队，就当起了“卫生员”。这些卫生员跟普通社员一样，记工分，平时没事时也要参加生产劳动，同时上级卫生部门有什么的新精神，也通知他们去学习和贯彻。用这种方法，弥补了农村缺少医务人员的空白，方便了贫下中农平时看病抓药，而且也不怎么增加国家和公社的经济负担。贫下中农把这种“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到一九七四年，全国农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大约有上百万之多。
为了降低医疗成本，很多农村的赤脚医生都是土洋结合，即一方面从公社卫生院买一小部分药品，另一方面自己采集中草药，并且都经过针灸的培训，只用几根干针，就能治不少病。平时社员有个头痛脑热的，到赤脚医生这儿抓几付中草药或者扎几针干针就打发了，正如当时歌里所唱的：“一根银针治百病”。如果赤脚医生治了不见好，那就只有送公社卫生院或者县医院。这时候社员就要花些钱了，一般都是由生产队垫付，然后年终从社员工分里扣除。同时生产队的合作医疗基金也承担一部分。
现在回头来看，农村搞这种合作医疗制度还是很有些可取之处的。可是为什么文革之后却实行不下去了呢？据俺所知，有这样一些原因：首先是土地承包后，工分制没有了，原来是每年年终算工分的时候，不由分说就扣下来的钱，现在没处扣了。如果上门去收钱，那可就难了。贫下中农们也在算帐：生产队里那个赤脚医生，也就是会扎几下干针，真有个什么大病，还得跑县医院，所以交钱的积极性也就不高。其次，赤脚医生本人本来是每天记固定工分的，现在一承包，他也要承包土地，否则没人给他发工资。所以现在你让他再背着个药箱到处跑，他也没有积极性。第三，赤脚医生因为专业知识太少，而农村患病者五花八门，什么科都有，一个赤脚医生也确实难以胜任。赤脚医生用来治病的主要手段例如针灸，其疗效十分有限并可疑。
由于文革时期的宣传功夫很到家，把赤脚医生唱得神乎其神，以至于现在网上还有些年轻网友以为文革时贫下中农看病不要钱，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但是，俺认为，老人家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个方向和立场俺是完全拥护的。不管怎么说，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合作医疗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为广大贫下中农做了一些好事。
现在的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是什么？看看电线杆上的广告就知道了。性病、减肥、壮阳、补钙－－呵呵，这都是什么玩艺儿！俺很久没去过农村了，不知道贫下中农们现在喜欢得什么病，不过现在看病很费钱，这是不用去农村也可以知道的。如果说城市居民现在有了医疗保险制度（当然还很不健全），那么农村就更应该推广医疗保险制度，而且要实打实的，要有正儿八经的医院和医生，不要搞江湖郎中骗贫下中农，也不要再搞赤脚医生穷对付——这不是说当年搞赤脚医生不对，而是说现在国家应该有条件比当年搞得更好，如果搞不好，那一定是政策有问题。“城市老爷卫生部”这个帽子，恐怕还得戴上。
以上是俺对“赤脚医生”的一点回顾，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欢迎补充和批评。
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电影《红雨》主题歌
《赤脚医生向阳花》
赤脚医生向阳花
贫下中农人人夸
一根银针治百病
一颗红心暖千家
出诊愿翻千层岭
采药敢登万丈崖
迎着斗争风和雨
革命路上铺彩霞
赤脚医生向阳花
广阔天地把根扎
千朵万朵红似火
贫下中农人人夸
赤脚医生，即是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说得通俗些，村民叫那些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医生做赤脚医生。
我国解放初至八十年代末期，乡村大多都有赤脚医生。那个时代，国家贫穷，医科专家奇缺，一时培养不出那么多有医学方面专业的医生，只有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赤脚医生来应急所需。贫穷落后的年代，生病人也尤多，更需要赤脚医生的治病。因而，那个年代，在乡村里，赤脚医生就应运而生了。
在乡村里，选拔赤脚医生，一般是从以下二条件来选的。一是从医学世家中挑选，二是从高中毕业生略懂医术病理中挑选。挑选出来后，集中到县卫生学校培训一年半载，结业后回到乡村算是赤脚医生了。
乡村里的赤脚医生，因没受过系统的学习，医学，病理等知识是比较低的，大病、重病治不了，复杂的病更不用说了。赤脚医生能解决的问题，通常是一些头痛身热，擦损外伤等小病而已。虽说是小病，但能治理能解决，也大大方便了村民群众。一是他们没空到大医院去看病，二是到大医院看病交通也十分不便，三是到大医院看病费用高。因而，村民群众十分敬重赤脚医生，都认为他们是村里的大知识分子，是救命恩人。
其实，在乡村当赤脚医生很辛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首先，赤脚医生没有固定的薪金，有的只是每月拿大队一些补贴，有的只是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这微薄的补贴和工分，根本上解决不了他们的生活，因而，他们白天还得赤着脚参加生产队劳动，夜晚还要挑灯自学医学知识。其次，由于贫穷落后，医疗设备十分简陋。除了一个药箱，几片普通的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别的就少得可怜。这么简陋的设备，对赤脚医生来说，有时也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了。
尽管难苦，但那时的赤脚医生，还是尽职尽责，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服务的。不管深夜还是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病人叫到，他们就会赴诊，就会认真地为病人看病打针服药。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尽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议送医院治，有时还亲自陪着送去。赤脚医生治病收费不高，只收回成本钱，因为赤脚医生都拿了生产队的补贴。有的赤脚医生如果碰上困难户和五保户，就得倒贴成本费了。
乡村的赤脚医生，医术虽不高，但服务态度特别的好。他们常背着一个印有鸡蛋般大的红十字药箱，穿着白褂，挨家串户走访群众。尤其是流感时期或流脑时期，赤脚医生的责任更大更辛苦，他们不但走家串户发药，还得讲解预防知识，通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睡不上一次安稳觉。乡村里的小孩怕打针，赤脚医生便会千方百计哄小孩，或是给他们讲故事，或是为他们唱歌，有时甚至买上一颗糖送给小孩，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时，一针落去，还未等孩子“哇”的一声哭叫，针又拔出来了。这般一来，村里的小孩见了赤脚医生，既爱又怕，大都会缩进母亲的身后，伸出头来，怔怔地盯着赤脚医生身上的红十字药箱——那里面，既有糖果，更有针筒。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赤脚医生的医术虽没有大医院里的医生高明，但有时大医院里的医生治不了的病，赤脚医生反而治得了。记得村里有位姑娘上山打柴，不小心扭伤了手。她的手扭的也很怪，一手向上一手向下，向上的放不下来，向下的伸不上去，到了县医院看，县医院建议到地区医院看。姑娘的父母手上没钱，心急如焚，来找村里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正在吃饭，见来了病人，放下饭碗，对着病人上下看了几遍。赤脚医生问过病由后，说这病我能治。于是，赤脚医生叫病人的母亲将病人的裤带取走，换上稻草扎着，然后将病人关在一间虚掩的房屋里。大概一个钟头后，赤脚医生提着锣，领着病人的父母，一起来到虚掩的房屋门前。赤脚医生“”的一声将锣敲响，然后推开门，连声说好了好了。病人父母一看女儿，果然好了：双手自如活动了。原来，姑娘手扭伤了因为受不住疼痛无法扭转回来，治不了。赤脚医生这铜锣一响，吓得姑娘连忙伸手去提裤子，就不治而愈了。这叫做姑娘家顾得了羞顾不得痛治疗法。
赤脚医生治病，在乡民的眼里，确是高。但有时，也失水准。记得我儿时，有个耳朵发肿发痛，母亲便拉我去看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用手摸摸，用电筒照照，说是中耳炎，便往我的耳朵灌药水，还说再洗两次就好了。岂料这药水一灌进去，我的耳朵更肿痛了。洗一次痛一次，直到我无法忍受时，赤脚医生不好意思说了：还是到县医院看五官科吧！母亲带我到五官科一看，医生笑哈哈地说，你这小家伙，怎么在耳窝里种豆芽啦！医生说完，用夹子把耳窝里的豆芽夹了出来，我的耳朵就舒服了。原来，我在豆垛里玩，一颗黄豆跑了进去，痒痒地，我便挖，加上赤脚医生灌了药水，豆芽就在里面长大了。这也难怪村里的赤脚医生，因为没有反光照明设备，他根本看不到我耳朵里长了豆芽。
无论怎么说，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赤脚医生为人民群众作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教育的发展，现在，乡村都建立了医院，医生都规范化了，赤脚医生，渐渐地被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取而代之了。这便是人类文明的又一进步。
农村里从农民培训出来的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