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妙的钟鼓合乐使人触景生情，感怀不已，这首载于《诗经．小雅》的《鼓钟》形象地描绘了一幅古代器乐的合奏图，诗中提到了诸多的乐器，有钟、鼓、琴、瑟、龠、笙等。周代乐器种类繁多，见诸文献记载的西周乐器已有近七十种，把这些乐器按制作材料的不同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就是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八音"。至春秋战国时期，乐器的种类更多，制作也更加精美，器乐的演奏形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不仅有独奏，更有规模较大的器乐合奏，其中以编钟和鼓为主的"钟鼓之乐"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更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明。
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大批乐器。曾侯乙墓位于湖北随县西北二公里处，墓主为曾国的一个叫乙的君王，墓葬入土时间约在公元前433年，其时正是战国初期。整个墓随葬物品丰富，共有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用器、马车器及金器、玉器，共约有10000多件。在墓的中室和东室出土了一百二十四件乐器，包括了编钟、编磬、十弦琴、五弦琴、瑟、笙、笛（或篪）、排箫、建鼓、小鼓等，有些乐器尚属首次出土，是我国音乐史上最有价值的一次考古发现。
先秦时期，我国就发明多种多样的乐器，随着岁月的流逝，仅能在史藉上见到它的名字，有的甚至连名字都被人们遗忘，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五弦琴、排箫等，就是这方面的实例，它使失传多年的几种古老乐器重见天日。
这次考古活动最有意义的莫过于曾侯乙编钟的发现，它的出土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被誉为世界古代文明史奇迹之一。
钟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新石器时期已有陶钟发现，夏、商后随着青铜冶炼术的出现，钟的制作材料也多由陶土改为青铜，出现了许多铜钟。钟分为特钟和编钟，单个的钟称特钟，按一定的音列关系组合在一起是钟，我们称之为编钟。从考古发现看，编钟的件数有多有少，少则三件，多则十余件不等，但曾侯乙编钟共有六十四件，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的最庞大的编钟。
钟架位于墓室的西面和南面，钟架呈曲尺形，立柱上下层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园柱承托，钟架上悬挂总重量达3500多公斤的65个编钟。上层为纽钟，中下层为甬钟。甬钟各有三组，共四十五件。除纽钟和甬钟外，还有一见铜镈，是楚惠王送给墓主的礼物。铜镈的铭文显示该镈制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钟、磬两种乐器，虽在曾侯乙墓发掘之前，在一些年代早于曾乙侯墓的古墓里己发现了许多，但象曾乙编钟那样有完好的钟架，钟体井然有序地悬挂其上，则是前所未见的。
曾侯乙编钟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其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众多、保存之完好均为现代音乐考古之最，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音乐文化。经专家测试演奏表明，曾侯乙编钟音色丰富优美，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律较准。其音响己构成倍低、低、中、高四个色彩区。其音域自大字组的C至小字组的d，跨越了五个八度，其中中心音区的三个八度可以构成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并可以转调，这意味着它可以演奏任何五声、六声、七声音阶的乐曲，也意味着春秋时中国不仅有五声音阶，也有七声音阶。能演奏采用和声、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乐曲。公元前五世纪的乐器，竞具有如此水平和性能，不能不说是音乐史上一大奇迹！充分说明了古代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高超，也显示春秋战国时我国音乐已发展到一个极高的水平。
曾侯乙编钟在音乐理论方面的价值在于它的铭文，整套编钟共有约两千八百字的铭文，标明了各钟发音属于何律的阶名及其与楚、晋、齐、周、申等周围各国或地区的对应关系，为研究我国传统乐律学和音乐理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铭文简直可称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乐律书，它的出现弥补了古代文献关于乐律方面记载的不足，纠正了先秦无"变宫"的说法，为我们认识春秋战国乐律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演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曾侯乙编钟的每件钟体都能发出两个乐音，这两个乐音间呈三度谐和音程，很有规律，在钟体的正鼓和侧鼓都有标音铬文，只要准确地敲击其部位，就能发出所标明的乐音。这种一钟双音的现象，音乐家们在研究西周钟时己有察觉，但有人怀疑，直到曾乙编钟出土，铭文并标明为双音才得以确认。曾乙侯编钟的音响和铬文充分证明，一钟双音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是一项了不起的创造。
曾侯乙墓乐器的制作是当时音乐艺术和青铜铸造工艺完美的结合，它表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和科学发展的水平位于世界的最前列，具有辉煌的成就。作为一个侯国的曾国就已经具备了如此宏大的乐队，可想而知，那些实力更加雄厚的国家宫廷乐队的规模又当如何。所以曾侯乙墓的乐器只显示了古代灿烂音乐文化的一角，但仅仅这些也足以让世人为中国古代音乐之成就而惊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