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皮奥特：“中国作为世界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也应该承担防治艾滋病的国际责任”
来自尼日利亚的多拉在9年前被检测出携带有艾滋病。“那时候，尼日利亚有些村庄把得艾滋病的人关在山洞里，每天派一个残疾的老人给他们送饭。要是刮风下雨老人来不了，他们就要饿肚子。可我不想被关着，于是我就逃跑。”很快国际卫生组织和欧洲部分基金会的代表团抵达尼日利亚，在他们的帮助下，多拉和其他18位感染者一起获得了同一批次的治疗。之后多拉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他每天所作的事情就是不停地记录。他用给南部非洲部分媒体写稿的稿费买了一架相机，拍摄下艾滋病人和感染者需要帮助的画面。
2006年8月13日，多拉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参加第1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他说：“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是来看看其他洲的人们如何防治艾滋病，第二我要来向比尔盖茨提问。”
艾滋病10秒死1人
在此次世界艾滋病大会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资料公布了惊人的数字。过去25年来，全世界有近65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死于艾滋病的人已达2500万。每天有11200人感染病毒，8000人死于艾滋病。这意味着每10秒钟这个世界上就有1个人因为艾滋病死亡。因此随着艾滋病的蔓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全球健康问题。在几天的会议中，与会者们将目前艾滋病面临的问题集中在几个方面，包括地区差异、歧视、药物开发和妇女地位。
中国的部分非政府组织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参加此次大会。在“笑看未来”的站台，这个成立2年多的组织正在发放一个装有安全套的火柴盒。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也为国内其他感染者的组织发放材料，他们很多都来不了多伦多，但是他们也很需要关注。”来自中国广州的“爱之关怀”组织作为5个候选团体之一，将在正于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二00六年艾滋病大会”上竞争“红丝带奖”。而中国青年网络的代表刘成浩则表达了她的担忧：“资讯不够正确是中国青年在与艾滋病斗争过程中的困难，能否拥有正确的渠道，消除文化偏见，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
要将承诺转为行动
“几年前，中国艾滋病防控的最大要点是如何让政府认识到艾滋病的存在并且重视它，这一点目前看来已经做到了。”2006年8月14日，在第1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会场的临时办公室中，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对记者说。他刚刚会见了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他说：“今后我每年都要到中国去，而且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和中文名片。”
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专访中，皮奥特直言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控存在六大挑战。他说，去年访华时，他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接见、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并且到云南等省考察。“中国领导层在这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要知道缺少各国领导的合作，全球艾滋病防治的工作什么也做不了。”因此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控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承诺转变为行动。“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艾滋病感染率还很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根据国际经验，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情况将会越来越糟糕。”
其次，挑战来源于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的污名和歧视。彼得认为，这也是全球各国面对的大问题。皮奥特说，在8月13日晚上第1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的开幕式上，比尔盖茨和他自己都强调，必须让人们知道与艾滋病感染者共处是安全的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到医院和感染者握手的重要理由。”
第三，根据皮奥特的了解，挑战来自中国卫生系统如何更好地关怀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皮奥特说，目前全球研发的20多种药物中，中国只能使用6种。而中国的卫生部门为此进行的国际谈判已经很久了。皮奥特确信，中国具有生产这些药物的能力，但是最大的问题不是药，而是在于如何将药物送到边远和贫困地区的感染者手中。当然每个国家的健康系统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疾病，经常会遭遇人手不足的困难。“中国不但需要更多的药物，而且需要更多的医生。”皮奥特说。
利用计生网络防艾
皮奥特说，在此次会议上，他和他的同事都认识到，将艾滋病防控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挑战。计划生育网络在中国十分庞大，计生工作的重点是针对夫妻，包括发放安全套等。但是发放的对象不但应该包括夫妻，也应该更多地包括性工作者和同性恋的高危人群。保障他们的性安全，有助于减少艾滋病的扩散。皮奥特透露，在他和张维庆的会谈中，双方达成共识，UNAIDS将和计生委合作在部分地区展开试点项目。“今年9月我们还要在见面，可能是在中国的某个省。”
第五个方面的挑战来源于各部门的合作。皮奥特说：“尽管艾滋病是一种疾病，但是它同样需要得到立法机关和各个部门的合作。”他回忆起去年访问云南时看到和听到的内容。在云南，他发现注射吸毒是艾滋病扩散的一个重要渠道，而公安部门正在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打击。这个例子说明，与公安部门的合作十分必要。
防治艾滋病是全球责任
最后的挑战则是艾滋病防控需要全社会的密切配合，尤其是社区服务非常重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尤其从25年的国际防治艾滋病经验来看，NGO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为什么NGO可以完成许多政府无法完成的工作？恐怕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方式和他们的组成，让他们更容易接触到感染者人群和高危人群，包括性工作者和同性恋。因此我们鼓励政府和NGO合作。”皮奥特说，目前参加世界艾滋病对话的中国NGO仍然很少，他对中国NGO的建议是，不但要参与更多的国际对话，向世界介绍中国艾滋病的情况，还要从世界学习更多。
“中国的艾滋病防控政策是清晰的，问题在于地方如何执行。”皮奥特根据他在中国的考察经验总结说。从第一次发现艾滋病病毒到今天，已经整整过去25年了。无论在巴塞罗那，在曼谷，在多伦多，他都告诉世界：艾滋病是世界性的，因此防治艾滋病也是全球性的；艾滋病是终生的，因此防治艾滋病也是终生的。“而中国作为世界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也应该承担防治艾滋病的国际责任。”皮奥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