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是包天笑在1911年译的《威尼斯商人》,当时译名《女律师》,发表在当年上海城东女学社编辑的《女学生》年刊上。
自从1623年第一部莎士比亚剧作集问世以来，三百多年间，莎氏作品曾以不同的部数、不同的文体、不同的选编者出版过多种版本。较有影响的就有美国河滨本，英国的牛津本、诺顿本、阿登本等等，这本身就是版本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再看莎剧的中译本，随着我国社会文化的进步，也不断推陈出新。
早在1903年，上海就曾以《外奇谭》的书名，出版了章回体裁的莎剧十个故事。次年，林纾又以《吟边燕语》为名，出版了莎剧故事。1921年田汉译《哈孟雷特》，1926年张采真译《如愿》，1930年戴望舒译《麦克倍斯》，1936—1939年梁实秋译《威尼斯商人》等八种，他们都是莎剧中译的早期开拓者。1942年曹未风、曹禺曾尝试以自由体诗的形式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随后，孙大雨、方平、屠岸、卞之琳、吴兴华、林同济等人，也都进行了以诗体中译莎剧的不同实践。尽管对上述译作见仁见智有不同评价，但他们在力图诠释莎剧方面的贡献，无疑应予肯定。至于《莎士比亚戏剧集》的中译本，最早出现的是1947年由朱生豪翻译、世界书局出版的“二十七部本”；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收了朱生豪译的三十一部剧作，用作家出版社副牌出版了“十二卷本”。1967年梁实秋在台湾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共收莎剧三十七部。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朱生豪译本为基础，经吴兴华、方平、方重校订，章益、方平、张谷若、方重、杨周翰等人补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十一卷本”，所收剧目也是三十七部，其中三十一部是用朱生豪的译本。1998年，译林出版社又延聘英语界和戏剧教育界专家裘克安、何其莘、沈林、辜正坤等多人，对朱译本进行全面修订，再经索天章、孙法理、刘炳善、辜正坤诸教授补译、新译之后推出新版《莎士比亚全集》“八卷本”。次年，方平以诗体译的“全集”，也在河北出版。
回顾以上历程，充分显示我国在世界文学传世经典莎剧的中译方面，可谓几代延续，推陈出新。特别是译林版《莎士比亚全集》，在众多的译本中更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译本篇目全，不仅收了莎氏三十九部剧本，还收了他的长诗、十四行诗及其他抒情诗，包括《两个高贵的亲戚》、《爱德华三世》及《托马斯莫尔爵士》的片断，成为迄今我国最全的“莎集”。译本以朱译所依据的牛津本为基础，再以1974年和1997年最新美国河滨本加以校订，兼容了这两种版本的优点。译本仍选用朱生豪译本为基础，再次表明对朱先生译文的肯定。因为莎剧是剧本，大量是人物对话，朱生豪正是针对这个特点，把无韵诗译成散文，并根据舞台演出对白的节奏和语感，字斟句酌，既传达原文之意趣，又力求读来琅琅上口。朱先生曾坦言：“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正因为如此，多年来莎剧朱译本已被翻译界、戏剧界、读书界所广泛推崇。当然，为当时的条件所限，朱译本也确实存在一些误译和脱漏。这些缺憾在译林版中得到了纠正和弥补。这部新全集约请英国文学专家、北京大学李赋宁教授写了一篇深入浅出的序，每篇首页都加有原作的插图，书后还附有莎氏年谱，特别在校、译当中，注意吸收了国际莎学界的研究新成果，恢复了当年被认为“不雅驯”而被删除的词句、段落，并通过必要的注释，尽量展示莎氏作品完整的面目。正是有这些特色，译林版《莎士比亚全集》出版后受到读者和学界的普遍欢迎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2000年12月09日第六版)
《威尼斯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