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谁的环境保护更好？
问这个问题容易让人想起问“汉与我孰大”的夜郎王，因为中国不绝于耳、触目惊心的是随处可见的污染和环境灾害，而日本，不能说是人间天堂，也是多数人向往的乐土。在进入最发达国家之列的同时，日本拥有了工业大国中最高的人均寿命和森林覆盖率，最发达的环保产业，最完善的环境法规体系以及最显著的污染治理成果——因为日本的环境是在战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底子上取得的，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取得的，是从此起彼伏、骇人听闻的污染公害中抢救出来的。
二战后，日本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学工业，工厂林立、浓烟弊日。由于缺乏有效的环境管理，伴随经济起飞，日本的环境可谓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濑户内海成为著名的死海，20世纪世界八大环境公害事件竟有一半发生在日本——骨痛病事件（镉中毒造成）、水俣病事件（甲基汞中毒造成）、米糠油事件（多氯联苯污染米糠油）、四日市哮喘病事件（工厂排放废气所致），日本人的健康受到巨大威胁。
但日本人醒悟的速度并不亚于他们的经济增长：1967年日本就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对大气和水质标准等做出了规定，1971年成立了国家环境厅，开始以国家力量从立法层面全面推进公害治理，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更加快了节能和污染治理的步伐。及至新世纪，日本的工业污染得到全面控制，日本的下水道——濑户内海和琵琶湖的水质均已显著好转，大多数城市的空气质量不逊于我国大多数的度假区（以上事实可从位于濑户内海沿岸的日本四大重化工业基地之一——北九州的环境变迁图以及日本环境的成就图上得见一斑。还可以作为对比的是同处于本国发达地区的琵琶湖和太湖的水质状况图表，中日环境现状在某些方面的差距足以显现）。
比这些成果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环保法制建设和公民环境意识培养。日本政府不仅发起提出了国际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还是推动循环经济模式最积极的国家：已经颁布了《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有效利用资源促进法》、《建设再利用法》、《容器再利用法》等七项法律，建立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政（政府）企（企业）民（民众）三轮驱动的垃圾回收系统。而且这种循环经济的理念不仅得到法律的支撑，也在各大公司和民众当中扎下了根。东芝、松下等大公司都根据自己的环境理念制定了中长期目标，列出了垃圾零排放、资源循环利用100％的达标日程，并落实到具体产品上，而民众则从对政府、企业监督和自己身体力行两方面推动环保，日本的环境NGO规模之大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总之，日本今天的环境可以说被包围在绿水青山、蓝天碧海的工业文明的怀抱中。我国与日本经济起飞时期一样走的也是一条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且已经出现了有目共睹的环境恶化：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这些事实已经说明我国的国内资源再也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方式的持续增长，环境更不足以支撑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
环境代价如此之大，经济上要赶上日本也来日方长。
些网客认为我说的——只要政策上不大步行差踏错，中国大约会在18年后追上1970年代后期的强盛日本——不可能对。他们提出种种理由，皆属无知。让我在这里澄清吧
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7年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几位教授朋友说，今天国内的网页有一条规律：凡是赞赏政府的必遭痛骂；凡是批评政府的必被赞赏。是无聊的网上文化，希望主要限于网客，否则很头痛。
不久前曾发表《五十五周年有感》，乐观地看中国，朋友说，网客把我骂得厉害。不懂礼节。任何人生日，你可以什么也不说，但如果说总要说点好话。这是礼貌，中外皆然。但在骂我的言论中，一些网客认为我说的——只要政策上不大步行差踏错，中国大约会在18年后追上1970年代后期的强盛日本——不可能对。他们提出种种理由，皆属无知。让我在这里澄清吧。
首先要说，是以国际币值算国民收入作比较，没有意思。这种比较胡来，而汇率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复杂的学问，这里不说了。要说的是北欧的餐馆，一杯白开水收费5美元，那么他们的收入，以今天的汇率算，高出中国那么多，是代表着什么呢？如果让我更改人民币的汇率，让我更改中国的税收制度，也让我更改国民收入的算法，以美元算，我可以容易地在一夜之间把中国的国民收入提升5倍！
1975年，赴北美途中，经过日本，参观了当时工业正在起飞的大阪。与今天的长三角工业相比，当年的大阪远为不及。1963年，在洛杉矶加大，老师艾智仁授课时望出窗外，见到一辆停泊着的小汽车，问：“那汽车是什么牌子呀，不知有没有股票出售?”一位同学跑出去看看，回报是Honda(本田)，班上没有人听过。1967年，多伦多大学的一位助理教授到芝加哥大学造访，在飞机场租了一部本田。他和我一致认为世界上不容易找到更劣质的汽车。1976年，不少美国朋友说本田最耐用最可靠。去年听到本田的人说，广州产出的本田比日本的还要好。
1957年日本的制造业比不上今天的中国是没有疑问的，而二十年后的1977年，日本制造业雄视国际也没有疑问。以人口算，日本是大国，而大国的经济发展，重点永远是制造业。1977年的日本，怎样算也是经济先进国家，先进之邦的国际机场满是日本小孩子的旅行团。日本在二十年内追近美国的经济水平，佛利民说过不知多少次，以之反证所有的经济发展理论。
既然在制造业上，今天的中国比1957年的日本高出那么多，而日本能于1977年追近美国的经济，我说中国只要不大步行差踏错，18年后会追近1977年的日本，不可能是水晶球出了毛病吧。
1970年代后期的日本，在国际上的相对优势胜于今天。但日本是不幸的。1975年我带着孩子游该国，见到一只番茄零售5美元，一粒葡萄零售1美元，就知道他们的经济政策有大失误。也是那一次，带着还不懂事的儿女在日本进午餐，是有花园的餐馆，坐下来，看菜谱的价钱，立刻离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样，也只有那一次。1986年，我说日本大势已去。
我说过，观察到的经济现象要合乎情理。不合情理的现象，反映着经济出现了问题，可大可小。
日本的困难源于有悠久历史的大地主制度。历代相传，这些地主不少是国会议员，对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要维护高地价，而一个有效的办法是禁止农产品进口。这造成农产品价格奇高，不仅农地值钱，还因为农地不转作工商业用地，后者更是尺土寸金。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的房地产价格与租值冠于地球。后来支撑不住，一泻千里，导致银行的坏账破了纪录。
经济学传统的边际生产理论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漏洞。说工人的边际产出所值等于工资没有错，但工资是可以由生活费用推高的。这是说，边际产出所值可以因为生活费用的上升而逼着提升，但这提升不可以永无止境。到某一点生产力不再提升，或缓慢下来，整个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就会遇到不容易解决的困难。1980年代日本的厂家纷纷跑到泰国等地投资设厂，跟着大举进军中国。如果日本坚持外汇管制，不容许日资外流，后果不堪设想。
说到人口众多的国家以工业为重，有一个问题国内的读者不容易接受。那就是日本的工业大都是自己的，而中国今天令人刮目相看的工业发展，主要来自外资的推动。在这种族之分的话题上，我的观点是世界大同，只要工业在神州产出，就是神州的，老板的肤色如何无关宏旨。恐怕老外在中国赚到钱而把资金调走吗?如果没有外汇管制，本地人也大可把资金调走。资金的去或留，让国家的投资环境及生活的吸引力决定不是很好吗?
有一方面炎黄子孙怎样也比不上日本仔，使我感到面目无光。那就是日本人的习惯是非常清洁，各家各户清早起来洒扫庭除。日本的任何小溪流水，大都清澈见底，或起码没有污染的迹象。这就带来经济学者历来漠视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要说一下。
清洁是一种产品，是重要的收入，但政府统计的国民数据从来没有算进去。糊涂得很，因为不清洁而引起的疾病的医疗服务的收入，却算进国民收入之内。这样，看国民收入的数据，上帝也不容易作出中肯的阐释。风俗习惯使然，炎黄子孙就是不喜欢付出清洁卫生的行为代价。
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清洁，不愿意多付清洁的产出成本，是复杂话题，一言难尽。个人通常反对政府干预，但在清洁这话题上，我劝北京重抖擞，大事“调控”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