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当时有徐枕亚、程小青、范烟桥、周瘦鹃、顾明道、张恨水等。不少人认为鸳鸯蝴蝶的典故出自清代魏子安小说《花月痕》两句诗”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而较早批评”鸳鸯蝴蝶派”的是周作人，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作《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中，提及徐枕亚的四六骈文小说”《玉梨魂》是鸳鸯蝴蝶体”。
周作人说”鸳鸯蝴蝶体”的意思是指专写艳情的小说。1919年1月12日，周作人在《每周评论》发表《论”黑幕”》，文中写到：”到了袁洪宪时代，上下都讲复古，外国的东西，便又不值钱了。大家卷起袖子，来做国粹的小说；于是《玉梨魂》派的艳情小说，《技击余闻》派的笔记小说，大大的流行；”周作人在这里把鸳鸯蝴蝶派作为复古思潮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在1919年1月1日出版的《新潮》杂志上，署名志希的《今日中国小说界》一文，将民初的小说分为三派：一为”罪恶最深的黑幕派”，二为”滥调四六派”，三为”笔记派”。其中，在”滥调四六派”中就列举了徐枕亚的《玉梨魂》和《余之妻》、李定夷的《美人福》和《定夷五种》。
现在看来，用”鸳鸯蝴蝶派”来概括民初上海文坛上的出现的这种新的小说倾向，也未尝不可。应当说，”鸳鸯蝴蝶”文学努力在建立一种适合现代都市商业运作机制的文化形式，它的类型化操作(小说人物、故事、道德以及形式的类型化)使得它比较容易找到固定的消费者。同时，通过尝试，它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文化市场：一定的写作者同一定的阅读之间的良好供求关系。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是晚清的传统文人，在民初通过这一形式完成了自己谋生方式的转变，都市生活也由此出现了新的文化形式。
参考资料：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4-12/14/content_233245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