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桑
4月6日，台湾女歌手阿桑因患癌症逝世，华语乐坛又永远的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歌手。不出意外的，因为她的离去，她的歌迷也在短时间内呈现井喷式的增长势头，怀念者有之、遗憾者有之、煽情者有之、重新认识者亦有之，一个生前只是做到了歌红人不红的歌手，却在身后突然之间大红。其实怎么看，这都像是一场兔死狐悲式的人生戏，是亡人与未亡人对于生死的一次配合默契的演出，有时候它和音乐无关、和歌声无关，而只和生命有关。因此，这种对阿桑的怀念热，与其说是真正在祭奠她和她音乐有关的一切，倒不如说是一种对人生生死离别的无奈唏嘘。
阿桑不会“红”太久，随着新闻效应的失效，有关她的一切也将再次恢复到她在生时的常态——《叶子》和《寂寞在唱歌》这些伤痕累累的歌谣，还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刻，在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人的心头响起，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一个真正的阿桑才能跃然耳边，借用音乐的媒质，重现她昔日的华彩。而这种静谧的沟通，却很难发生在另一群歌手身上，比如张国荣、梅艳芳、陈百强、邓丽君和黄家驹。对于这些每年一小祭、每五年一中祭、每十年一大祭的明星而言，他们生来是明星，死后亦是巨星，正因为这种永垂不朽和星光耀眼，也让他们的身前身后都摆脱不掉戏中人的尴尬。而对于他们的祭奠，也由于太多无休无止的眼泪做梗，使得纪念本身已经远远大于纪念歌手和音乐本身。这无论如何都不是这些歌手如果有知所愿意见到的。
所以，阿桑的逝世无论如何都不用牵涉到太多对于巨星的祭奠，反倒是更容易让人在记忆的深海里，捞出一些或者曾经很红、或者曾经都不红，但至少现在都处于渐逝过程中的歌手。随着岁月的流逝，有关这些歌手和音乐人的故事必将渐渐褪色，而因为最后一丝娱乐光环的消失，反而更能让他们的歌曲和音乐恢复到最原始的重量。所谓歌手和音乐人，其实就是这么一类族群，他们是应该为这世界留下动听的旋律而来，而不是仅仅为了让人记住。
那么，借着阿桑离世后那淡淡的哀思还未完全消散之前，就让我们再挪用一点对她的怀念，也来祭奠另一些早她而去的阿桑们吧！
李双泽（1949-1977）：以娱乐的标准，即使当年没有因为救人而溺毙，李双泽也无法在今时今日的主流乐坛立足。作为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李双泽与其说是一个歌手，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从音乐上讲，李双泽实际上只是Bob Dylan的一个台湾山寨版，而他音乐中最重要的还是一种乡土之情。从创作风格来讲，李双泽也绝不同于其他台湾民歌手的理想主义和风花雪月，他音乐中的热情远远多于理想，实践远远高于想像，战斗远远逃避。李双泽不是一个一流的作曲家，也不是一个一流的歌手，但他的这种精神，却深深的影响了台湾一代又一代的独立歌手和音乐人。我说的不是陈绮贞和“苏打绿”，而是陈建年或者巴奈。
马兆骏（1959-2007）：18岁出道，19岁就成为唱片公司的台柱，20岁就开始为刘文正、邓丽君这些天王天后制作专辑，这样的履历几乎是华语乐坛的唯一，即使是另一位大师级的音乐人李宗盛也要甘拜下风。而年少成名的马兆骏，恰恰也和厚积薄发的李宗盛走了完全不同的事业发展轨迹。从创作风格来讲，马兆骏并不如同时代的罗大佑、李宗盛那样鲜明，让人印象深刻，他的创作更多的是刘家昌和梁弘志创作线的一种延伸，将小我情绪发燕尾服到大众共鸣的地步。当然，除了为诸多歌手写了数不清的作品之外，马兆骏也总共推出过七张个人专辑，一曲《我要的不多》，不仅是他淡薄名利的写照，也是对他激流永退的另一种注解。
筠子（1977-2000）：筠子是一个忽而能将民谣歌曲唱出嘶心裂肺的摇滚效果，忽而又能将民谣歌曲唱出余音缭绕之古典效果的歌手。年仅23岁就自杀的她，仅仅只发行了一张个人专辑《四季》，在人们甚至都还没来得及认清这个女歌手的面貌和声线时，筠子就选择了离开，只留下一张拥有朴树、小柯、高晓松等音乐人倾力打造的唱片。而她生前想邀许巍为其写歌的愿望，也永远无法实现了。
柯受良（1953-2003）：艺名小黑的柯受良，不是一个专职歌手，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车手兼演员。而你同样不能用演而优则歌的俗套去套用小黑，因为人生过百却只推出过一张专辑的他，显然不是一个对音乐有野心的人，但却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他对音乐所具有的一定热情。当然，对音乐并非一定是执着就高尚，玩票者如柯受良，同样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诠释他的生活和生命，一句“我不做大哥好多年”，可能是华语乐坛至今最具江湖习气的音律。虽然他毕生的音乐成绩，只有一曲《大哥》和参与演唱的《笨小孩》最广为人知，但就是这一又三分之一的歌曲，就足以让许多职业歌手汗颜。
高枫（1964-2002）：一曲《大中国》，让高枫迈向了音乐生涯的最顶峰。但在这曲晚会歌曲典范的作品背后，真正的高枫，却是内地流行乐坛最早的唱作人代表，而他借用元素化为流行的功力，按今天的标准，就是成为金牌音乐人的关键要素。遗憾的是，随着他在2002年的因病去世，一切都变得不可能。而更因为他的去世，他生前那些优秀的作品，也开始逐步有了失传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