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这一天，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17路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伟大的里程碑意义。今日，本报特推出专版，纪念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
今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日。省档案馆编撰的馆藏资料《西安事变史料》，精心汇编了当年在西安地区以及在全国各地出版发行的《解放日报》、《晋阳日报》、《世界日报》、《文艺日报》、《中央日报》、《华闻晚报》、《大公报》、《益世报》、《实报》等报刊，对于西安事变发生及其善后处理的广泛报道。其中，尤其珍贵值得研究的是，这册资料中收集的今天已存世极少且不易见到的，当年东北军参谋部于1936年12月编辑发行的杂志《东望》（第6卷第6期）。该期杂志不仅如数刊登了为学术界、档案界所熟知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两将军通电中外的八大救国主张，张杨将军告全体将士书，以及张学良将军于1936年12月14日晚、杨虎城将军于1936年12月15日晚在当时的西安广播电台分别发表的题为《举行诤谏与对日抗战的决心》和《兵谏的意义》的广播讲话稿。更使人惊喜的是，该期杂志还全文刊载了张学良将军于1936年12月13日下午5时，即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下午5时，在东北军参谋总部对全体干部职员的讲话。讲话题为《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共计3000言。张学良将军在讲话中剖心剥腹，痛陈利害，辩白自己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毅然担负起团结抗日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和决心。这篇讲话不但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真相，而且表现出了张学良将军的伟大爱国情怀和磊落的人格魅力。
西安事变得到各界人民的拥护。图为游行一角。
“……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有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我内心不愿意作‘剿匪’工作（此处谓之剿匪系指与当时在陕北的红军作战）！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说违心的话；可是，因为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关于此次十二月十二日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已大概的明，现在我再简单的述说一遍：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却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万一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的办法。假如不是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假若不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假若不是因为采纳部下的意见，接受部下的批评，或者假若我只身离去，同东北义勇军一起作工作，也能收到和实行第三种办法同等的效果；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
“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所实行的,在实行这种办法时，我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是舌敝唇焦，而绝对是纯洁无私的。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我可以说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干部，而他对最高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词，反之，却专听从不正确的一面之词，这实在不能算对！
“第一第二种办法都行不通，只好采用第三种办法。采用第三种办法，还有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七位救国领袖被捕，上海七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60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像他自己所说‘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竟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我心里的话，那时没有说出来，革命政府并不只是空洞的四个字，革命必须有革命的行动；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事前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各种办法来制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成，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叫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命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是他叫警察开枪枪击，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尤其是常听他说，除了到西北，除了我，没有人敢那样说他，没有人敢批评他；他是委员长，他没有错，他就是中国，中国没有他不成等话以后，便断然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的确，我们平情地说，从蒋委员长的一切言行上看，他和专制大皇帝有什么区别？
“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的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这次事件实关系我们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不一错再错！诸位同志！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
这些历史资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现了中国现代史具有转折意义的“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赤诚的爱国情怀。在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省档案馆编撰的馆藏资料《西安事变史料》，向广大读者披露了70年前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让我们更加缅怀这些爱国志士。
张学良（前右）入陕时杨虎城（前左）前往机场迎候。（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