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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音乐行业养活了数百万的卡拉OK从业人员、互联网工作人员，养活了不少行业，但最终却养活不了自己。
在昨天，光线传媒举办的“挺音乐”反哺歌坛发布会上，音乐人、音乐公司再次将这一场所当做表现不满、发泄悲观情绪乃至绝望、愤怒感的窗口。目前，流行乐坛的低迷情绪非常强，大家普遍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音乐人、音乐公司感觉在各项制度上，特别是版权保护上受到了冷落，处于一种绝对不公正、绝对弱势的地位。现在不仅仍然缺乏资金维持，连表面上的风光，拥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也不复存在。而这一切还发生在不断有版权保护政策出台的大背景之下。
事实上，一家唱片公司可以从一张唱片中获得批发价的20%至30%的版税，词曲作者获得5%至7%的版权，唱片公司与词曲创作者还可以从公共场所音乐播放费中获利，这一范围包括出于商业目的在公共场所播放音乐的如电视台、广播电台、酒吧、商场等等。在演出中，词曲作者也应该得到版税收入。此外，在出版乐谱书籍，在广告、电影中使用音乐也要支付版税。在新技术领域，出现了网络、手机下载音乐的模式，比如，苹果模式、中国移动的模式。在亚洲地区，还有卡拉OK、KTV消费市场，也会为唱片公司与词曲作者带来版税收益。
按理说，这些政策与法律不会使音乐生产最重要的唱片公司、音乐人处于目前这样的辛酸、贫困状态。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从中受到真正的保护，也没有从版税中真正分到多少钱。
比如说，KTV收费领域，唱片公司曾寄予厚望，认为，这是一个可能有上百亿收益的版税来源，但结果却是极度的失望。在钱柜上缴1000万的KTV版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分配比例：由文化部的中国音像著作权集权管理协会(音集协)授权收费的天合公司一家就拿走50%的管理费，音著协再拿20%，音集协再扣除10%作为管理费，真正分给唱片公司的就只有20%，20%也就只剩下200万元。最终除去国际四大公司，一些民营大公司就只能分到少得可怜的版税。比如，大国唱片的姚谦称1年公司只得3000元收益，只是台湾收入的千分之一，而大陆KTV市场比台湾大100倍。拥有李宇春、朴树、郑钧、田震、老狼等众多音乐版权的太合麦田，只从中收入1000元，最后，公司拒签了这批版税。这样的分配以及这种分配结果，不但让唱片公司心寒，更让他们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有文章称音集协是强制性音乐高利贷主义者，有律师认为应对其进行反垄断调查。高晓松自嘲地说，在自己100%的版税中，真正能收到的只有21%，就好像警察帮你抓小偷，最终只把21%交给你，其他就是出警费一样，我肯定还得感谢。
比如说，中国移动的手机音乐业务能带来每年200亿的收益，但只有20亿拿来分配，而这20亿是由中间商与唱片公司按5比5分成，但实际分到整个唱片业的也只有2至3亿元。
再比如，百度的流量20%以上来自音乐，但每年给唱片公司的钱少得可怜，百度成为整个唱片业的头号公敌。但在整个唱片业以及单一唱片公司的法律诉讼中，百度一直是胜者。
在这个月，徐沛东、谷建芬都透露，电视、广播免费播放音乐的时代年底就要结束了。在目前，在广播中播放音乐，广播电台不但不向唱片公司、音乐人支付费用，近几年反而向唱片公司索要大量广告费或打歌费。就在这一利好消息公布之后，唱片业又在担心，因为，又将成立一个收费机构，收费的不透明、管理费的比例，最终的效果仍然不能令他们乐观。
在内地的文化产业中，电影产业，电视剧产业都已大大领先于港台，但是在流行音乐领域却是非常的低迷。一切应该使市场、行业利好的因素，最终却导致别人发财，而行业萧条的局面。高晓松就说，音乐行业养活了数百万的卡拉OK从业人员、互联网工作人员，养活了不少行业，但最终却养活不了自己。而另一些唱片公司更悲观，也更失望地表示，唱片公司、音乐人一直在吃残汤剩饭。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不但不被重视、参与其中，甚至在政策中都不是被考虑的对象。就像各项版税的收取，最后有利于版权方，还是为自己分肥很难说。
目前，唱片业的音乐人大多处于一种为生存而做音乐的无奈状态。比如，音乐人郭亮就表示他很忙，但大多数工作是为电视剧写音乐。李泉公司的经理也表示，现在还想用好乐手，做好唱片的人越来越少。高晓松认为，由于生计问题，不少音乐不是在雕刻美玉，而是在精雕鹅卵石。
现在，大家都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就如同何勇《垃圾物》中绝望、愤怒地呐喊“到底有没有希望，到底有没有希望”。光线传媒的王长田、太合麦田的宋柯都一直希望整个唱片业团结，以一个团结的行业协会的方式去争取权益。宋柯认为，组成行业协会是维护行业权益的通行做法。王长田也介绍了他们在电视领域建立协会，与电视台进行维权谈判，与广电领导部门沟通，伸张自己权益的做法。王长田还表示，他将第一个表示支持电视、广播付费使用音乐的政策。同时，将推出一个“反哺歌坛”的计划。王长田也表示，他希望所有在音乐中获利的行业都参加反哺歌坛的行动。记者 戴方（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