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是特别资深的台湾流行音乐乐迷，“陈建骐”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有些陌生。不过，要是你一跺脚买了张飞机票去上海看陈绮贞的演唱会，在KTV包房极其陶醉地唱了一首《崇拜》，在保利剧院看了你期待已久的《包法利夫人》，还恋物地留着周华健1997年发行的《现在周华健》的磁带；或者，你仅仅是在看电视剧的时候被动地听到了插播的某香皂广告曲，好吧，不管你是否知道陈建骐其人，都已经和他产生了联系，至少在听觉上。
“陈建骐：The Sound2009多媒体音乐会”于5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办。从事编曲和音乐制作的陈建骐在两天的音乐会上演奏了个人10多年来所创作的剧场音乐、广告配乐和未曝光的压箱作品，这些作品包括他制作的第一部话剧配乐和第一首广告曲，几米的三部音乐剧《地下铁》、《幸运儿》和《向左走、向右走》以及动画《鱼的微笑》配乐等。
这是身居“幕后”10多年的台湾音乐制作人陈建骐第一次走向台前，也是个人举办的首场音乐会。
穿着一水儿白衬衫和牛仔裤的乐手分坐在台上，戴着黑框眼镜、身着黑色休闲西装的陈建骐从一片“清秀”中凸现出来。坐在熟悉的电子键盘前，陈建骐有点不习惯全场人的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很紧张，以前我只需要负责我的键盘，而现在既要演奏音乐，还要想该说什么，如何驾驭现场的气氛，真的是挺难的。”
陈建骐觉得自己不太出名，有谦虚的成分。坐满解放军歌剧院上下两层的观众在演出嘉宾陈珊妮出现时发出整场演出最高分贝的尖叫声，让他也在台上打趣道：“还是她比较火。”
来听音乐会的观众以与陈建骐年龄相差不大的30岁上下的“上班族”居多，有“第一次听说陈建骐，朋友送票来听听”的，也有10年前就通过短波收音机知道他，偏爱台湾流行音乐的乐迷。开场演奏完三首曲子，一位女观众兴奋地说：“他有好强大的气场。”
当别的孩子学会弹启蒙乐曲《致爱丽丝》的时候，陈建骐已经可以把听到的流行歌曲弹下来了。17岁的时候，陈建骐排了一部话剧，讲一个小提琴家的故事，给话剧配乐时他觉得“巴赫、莫扎特、勃拉姆斯的音乐都太浓烈了”，就干脆用自己的曲子配乐。
当过陈绮贞演唱会的键盘手和音乐制作，成为林奕华的剧场“御用”配乐人，给周华健、梁静茹、陈珊妮、蔡健雅、杨乃文等歌手编过曲，制作过几米的音乐剧，获得过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拍过无数的广告？?“陈建骐”这个名字可以出现在台湾近乎所有与流行音乐相关的领域。
“周华健的歌要编五个版本”
新世纪周刊：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作品集结出来办一场自己的音乐会，而不是更早？
陈建骐：这是我个人的第一场音乐会，之前台湾也没有，第一次就在北京。我自己一直是很诚恳地去用音乐来表达我的内心，也希望整场音乐会的观众都能够被打动，这是评价音乐是否成熟的标准。去年《包法利夫人》在北京演的时候回响还蛮大的，而且有很多人关注到其中的音乐。主办方一直和港台的艺文团体有接触，他们就说倒不如到北京来办这场音乐会，就这样成行了。
新世纪周刊：真正开始走向音乐创作是什么时候？
陈建骐：真正确定做音乐是在服完兵役后，26岁的时候，朋友介绍我进了周华健的摆渡子工作室，做编曲。比较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将来要做编曲，我看唱片封面的那一页我会更关心编曲是谁，而不是曲作者，我觉得编曲很难，一首歌要变成爵士版，交响乐版，还是只有钢琴版，它的和弦要很简单，很复杂，都是编曲来掌握的。编曲要了解非常多的乐器，你要知道钢琴怎么弹，鼓要怎么打，我小时候就觉得这个人要厉害，要全能。所以，我更崇拜编曲多于作曲。
新世纪周刊：你在周华健的摆渡人工作室有怎样的经历？
陈建骐：我觉得华健是我一辈子都要感谢的人，他对音乐的严谨是超乎常人的，他的一首歌要编五个版本，今天我编一个版本给他，他点头说好，过两天，他可能对我说，建骐啊，我觉得那个编曲可以再改一个方向。我那个时候刚退伍去摆渡人工作，之前没有过音乐制作的商业经历，没有经验，又是面对一个很“可怕”的偶像。压力非常非常大，而且三个月的时间他就要出一张专辑。那时候要做的专辑是1997年的《现在周华健》，我去的时候，他的很多歌都已经编过了，但是他还是不满意。我完全没有经验，就问他怎么样他才可以要我，他就拿了一首歌让我来编。我拿了这首歌回去，编了一个礼拜，才编了一个前奏，当时想完蛋了，可能没办法入围，压力很大，自己不满意，就一直改。我只好很忐忑地把编好的前奏给他听，他一听，就说，好吧，你来试试看吧。
“很想和孟京辉合作”
新世纪周刊：音乐会上演绎了你的第一首剧场音乐《自己的房间》，你是如何走上剧场音乐创作的？
陈建骐：我在大学时认识了一位小剧场导演叫魏瑛娟，她在台北小剧场界是以前卫闻名的，她的剧通常没有语言，只有肢体动作，很实验性的一种表达方式。她一直相信去除了语言，人跟人的沟通应该更有空间，更有弹性。因为她的语言非常少，所以音乐要讲的事情可以更多，我从和魏瑛娟合作的经验中发现，剧场是一个可以共同合作的空间，不像流行唱片和广告，你要为某一个团体服务，而剧场是一个可以表达自我的地方，我的音乐后来会发展成这样，与跟这个剧场合作有关。
新世纪周刊：会不会和内地的剧场导演合作？
陈建骐：我当然很希望，因为剧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只是现在没有找我，没有邀约(笑)。内地的导演孟京辉很不错，他的《恋爱的犀牛》我也有看过。有机会，很想和这些优秀的内地导演合作。
新世纪周刊：那给广告配乐是为谋生吗？还是你所追求的另一个创作领域？
陈建骐：魏瑛娟的先生是一位广告导演，所以我也就做了广告，呵呵，很顺其自然就发生了。因为台北的圈子不是很大，当你有第一个作品出现，第二个作品出现，其他导演看到了就会讨论你这个感觉跟他们的合不合适。包括我回来做几米的音乐剧，(排几米音乐剧的)黎焕雄导演和魏瑛娟是好朋友，就这样认识。这个世界真的很小，呵呵。
后来几米的音乐剧，又是一个新的领域。
《地下铁》是我的第一部音乐剧，也是导演黎焕雄的第一部音乐剧，我们其实都很懵懂，所谓音乐剧是什么，你看过，但不知道制作有多么困难和复杂。我之前在纽约看过《歌剧魅影》、《狮子王》、Rent(《出租》)，你知道可以是这样，可以是那样。但是，做几米音乐剧的时候遇到一个困难，就是它没有剧本，只有绘本，而且他的绘本没有剧情，每一页都只是一个出口，那个出口就是一个画面、一个情绪，开心的、忧伤的、失落的、希望的，没有故事线，没有叙事。导演黎焕雄必须要想一个方法，使得它可以被阅读。他就找来诗人夏宇合作，她来提供词，她的词提供的画面除了几米的视觉画面，还有文字画面，还有场景和大纲，要它发生一些事情，而且把《地下铁》这个故事做了延伸，延伸到小女孩的失明前，有了更大的叙事空间。这个小女孩在地下铁寻找她的人生，每一个出口都是对人生的一个话题的讨论，讨论失明，讨论想象，讨论拥有，讨论失去等等，其实，这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几米也觉得这部剧在绘本的基础上做了更多的延伸，无论是宽度还是深度。后来的几部，我们更有经验，而且我们把音乐剧定义为音乐剧场，不是歌舞剧，没有那么娱乐化。
新世纪周刊：几米的绘本色彩非常多，是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用音乐如何表现丰富的色彩？
陈建骐：我觉得频率是可以分层的，高频率的就是比较明亮的，反之是低沉的。大提琴就是比较低沉的，对我来讲就暗一点，这是我自己简单的分法。当想提供一个明亮氛围的时候，我就用多一点的三角铁，而木琴是可以敲出明亮、跳跃的感觉，或许黄色就用木琴，深绿色就用黑管，这都是我自己的定义，绘画和音乐都是非常主观的。画面和音乐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通的，可以去打通这些隔膜。
“文化话题是台湾剧场的焦点”
新世纪周刊：有评价说你是“小清新”掌门人，你的音乐风格是比较清新、柔和的。对这个评价认同吗？
陈建骐：是，我的音乐有比较清新和柔和的一面，其实，也有别的不一样的面相，就看你透过音乐去表达怎样的主题，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我会用电子音乐去表达沉重的或者阴郁的音乐形式，只是那个部分可能大家没有听到，或者忽略了，仅仅清新，是不可能的。
新世纪周刊：你创作的大部分音乐剧和一些剧场音乐讲的都是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有可能还会去尝试其他的创作题材吗？
陈建骐：可能大家看到和熟悉的是这个部分，一回到台北的剧场，我要做的题材蛮有趣的，是一个同志的故事，事实上诸如同志电影之类的，只是一个标签而已，其实它探讨的是更深层次的性别话题和社会话题。接下来要做的这部戏讲的是，清朝时候在台湾的闽中，男男相处的故事，反倒我们的现代社会，却把这些都压在下面了。这就要探讨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还有我们的文化。
新世纪周刊：这是否能代表台湾的艺术领域所要探讨的某一个方向？
陈建骐：台湾剧场的蓬勃兴起是在“戒严”之前，对抗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是，现在开放之后，大家关心的焦点开始变化，从关注政治大体系到关注人的情感和生活还有一些性别议题，现在小剧场都在关注不太政治倾向或者泛政治化倾向的话题，各式各样的议题都会在剧场中出现，文化的话题开始走向生活，所以我做的大部分都是跟就这个有关系。可能再接下来，就是环保的议题。实习记者/陈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