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海报
时至今日，《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第二轮的播放已近尾声。与三个月前那些财大气粗的几家卫视热闹异常的抢播大战相比，第二轮的播放明显冷清了许多。
在之前一直宣扬的“4+4+1”卫视播出模式中，《团长》制片方曾放出口风：最后的那个“1”，由广东卫视获得，买下最后一轮的《团长》上星播放权。而到了六月初，腾讯娱乐记者从《团长》总制片人吴毅那里得知：《团长》第三轮播放的合作卫视已经易主，原先的广东卫视变成了陕西卫视。
而在《团长》第二轮上星播放的卫视平台中，有卫视开始大量删减剧集，浙江卫视把43集的《团长》缩剪至所谓18集 “战争版”，由于不能保证剪辑水准，导致二轮播放的剧集情节断档，贯联不上，让人看得云里雾里。
按照吴毅所说，《团长》单集售出140万的高价，总共43集，总销售超过6000万。减去制剧成本投入3200万和 900万的意外事故（爆炸和垮桥）投入，这部戏的利润近2000万元。如此说来，不论播出后口碑如何，《团长》的确是“赚钱赚HIGH”了。
但是，这6000万的回款到底能从电视台手里拿回多少，目前还是未知数。在“4+4+1”的卫视播放模式中，电视台播出剧目，会先向制片方预付一定（首轮上星台是全款的50%）的定金，然后在剧目播毕之后，电视台支付剩下的款项。
然而，《团长》的首轮恶播事件，十六集连播超频繁滚动播放，难免使相当部分观众痪上“厌食症”。“什么作品也扛不住这么折腾”。不符合正常规律的竞播，会不会影响二轮播放的收视效果？时至今日，一些二轮卫视在播放时开始大量删节剧集，这是不是对《团长》的收视失去信心的表现？
这些现象不由得让人十分但心：恶性竞争会不会酿就恶果？一些相对吃亏的卫视，会不会因此而拖欠甚至拒交余款？合同中规定按单集算价，那是不是意味着那些删掉集数的售卖成本，将无法收回？
这大概也是总制片人吴毅现在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虽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王卫平曾跟二轮台有过交待：照章办事，不要做伤害电视制作业的事情，但是目前的情况并不乐观。
事实上，电视台拖款一直是电视制作行业面临的“老大难”。有关《团长》回款问题，吴毅向腾讯娱乐记者坦承：目前一轮台的回款已全部收回，但是至于二轮台的回款，目前还很难说，“特别是二轮台中有一家电视台，回款比较困难。”吴毅说。
《团长》剧照
热播引发热议
在所有的媒体都把《团长》的热播事件捧为焦点的时候，观众、网民对《团长》自身内容的热议也泾渭分明：喜欢的捧到天上，不喜欢的往死里踩。而更多的观众则是看不明白，——“硬着头皮看了三集，再也不下去了。”这种声音不在少数，甚至也弥漫于一些电视同行中：著名编剧高满堂就如此评价《团长》：“看了五集就看不下去了。”
随着行政命令的插手，《团长》的恶播事件与几大卫视之间的“枪战”渐渐平息，但观众与网民的舌战却没有停止。以至于后来出现了传媒的种种质疑：《团长》到底是个怎样的剧？如果很多人都看不懂、看不进去，那么这样的剧算不算好剧？
《士兵突击》的原班人马，同样是军事体裁，却拍出了与《士兵突击》毫不搭噶的品种和风格。无论是《团长》的内容、色调、叙事方式还是台词风格，无不高度挑战着已经适应了娱乐化和故事化的广大受众的承受能力和视听神经。人们在《团长》里往往一连数集看不到故事，没有高潮，没有起伏，没有悬念，在一片衰败的景象里，几个散兵衣衫褴褛， “啰里八嗦”地“对耍贫嘴”。一些人看不下去了：这明摆着就是“注水”嘛！
一些“激情迷”和“士兵迷”迷惑了，更多的是胃口早已被掉得很高的广大观众开始迷惑——这还是康洪雷么？这还是蓝晓龙么？这还是段奕宏么？这还是张译么？……？？？
不少媒体往往有这样一种情结，他们喜欢把某个人或某种事物高高捧到天上去，然后再狠狠地摔下来。也就在是坊间和大众出现迷惑之时，媒体开始放话：“《团长》收视率高开低走”、“《团长》剧情拖沓、注水严重。”相应的，二轮播放的电视台已经开始闻风而动。无论是浙江卫视的缩剪剧集，还是广东卫视的临阵撤约，都可能对二轮的播映效果和成本回收造成不利影响。
这让《团长》的制片方天意影视总裁吴毅非常纠结：“为什么一直没有媒体来亲自问问我《团长》的收视率呢？”吴毅几次重申：“从盈利角度来说，《团长》在营销方面做到全国最佳。《团长》保持了1.62全国最高的平均收视率。其实到今年上半年为止，还没有一部剧在收视率在打破我们的，包括后来的《潜伏》，卫星平台中全国平均收视达到0.9，也没超过《团长》。”
其实，不论这根据4000个样本受众所得出的数据的可信度有多高，《团长》和《潜伏》的收视率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因为《团长》的“4+4+1”模式，选择的是卫视首播，也就是说，在四家卫视开播之前，《团长》的盖头一直没被揭开；而与《团长》不同，在上卫视之前，《潜伏》已经在诸多地面频道中播过一轮，而且《潜伏》的网络视频和相关DVD，在上星之前也早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吴康”团队大胆探险
导演 康红雷
总制片人 吴毅
作为华谊旗下的工作室之一，天意影视成立仅两三年，就推出《士兵》、《团长》两部大戏，的确让不少业内同行眼红。
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士兵突击》再到新近的《团长》，康洪雷导演的电视剧每隔两年都能制造出相应的社会现象。江苏卫视在首播《团长》时，打出了《康剧来了》的大旗，可以说这是哗众取宠的噱头，也可看作是品牌的标签。没错，康洪雷的电视剧，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品牌，这种品牌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财富，它可以看作是电视剧收视率的保证，这直接关联着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以及制作方的成本回收。
也正是康洪雷长年积累下的这笔无形资产，使得他有了在剧作上可以做更多艺术发挥的可能。身为导演，康洪雷在天意影视中占有股份，他的意见在项目决策过程当中有一定的份量。康洪雷和吴毅相互信任，他们在拿到滇西抗战的题材、决定开拍时，更多的是出于自身的创作激情。
43集的电视连续剧，蓝晓龙的剧本只写了20集，康洪雷就带着这20集的剧本在云南“边写边拍”了。王中军认为，正是因为对团队过于信任，以至剧本创作不成熟苍促开机，成为该剧后来被人指责“拖沓”的原因之一。
《团长》的滇西抗战体裁，以前鲜有人触及，而它的拍摄风格也堪称前卫，更多的体现了康洪雷想要突破自我的个人意志。一般来讲，现在的电视剧讲求故事性、娱乐化、快节奏，高潮起伏悬念相交、错落有致。一部电视剧，要前有交待，中有高潮，尾有悬念。红极一时的《潜伏》，就充分展现了这种思路。
而《团长》却不是这样：康洪雷用了大量艰涩难懂的话剧式对白和电影语言来突出典型、展现人性、引发思考，而故事情节相对弱化了。在色彩运用上，色调也相对灰暗。这是电视剧制作中的一种大胆尝试，它与电视剧观众传统的观赏习惯完全相悖。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涌
《团长》已经超出了很多人对电视剧一般的认知。这其中也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涌——“电视剧还可以这么讲故事，能这么拍吗？”
尽管如此，并不能否定《团长》的在剧作上的创新和艺术价值，——“事实上，《团长》的确有一种激情在牵着我走。”可同时周涌又很担心：如果一个普通观众，比如一位老阿姨，她能不能看明白？“她能不能搞清楚龙文章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最后他怎么又活了呢——这一下就把观众搞懵了。”
艺术和商业经常会打架。要知道，中国电视的主体受众，是以中年人和妇女打主力军的。而作为电视剧创作，它是以满足相应的高端受众为目标，还是最大程度地满足主体受视群为目标？是不是也可以走多元化路线？电视剧的多元化路线，又是否符合当前的中国国情？
“我们听说过艺术、地下电影，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艺术电视剧、地下电视剧，电视剧就是赚钱赔钱。”这决定了电视剧创作要跟纯艺术绝缘。周涌分析，“如果说，《士兵突击》对以往的电视剧模式是挑战，但往前走半路，观众还能跟上；可《团长》这步的确走大了。因为有之前的《士兵突击》的热播效应和大量粉丝打底，所以《团长》才没有悲壮的结局，反而看起来很热闹。”
《团长》挑战着大众的传统思维惯性，政府高层对《团长》的定位也并不是非常认可，而其对《潜伏》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有专家提出，在艺术表达上，如果能加入某些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的内容，或许将会更加有利于对剧目的宣推。“比如可以在滇西战场中嵌入‘红线’——在艺术创作领域，这个可以有；不过如果翻翻历史，这个还真没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而在团长的营销运作手法上，《团长》的“4+4+1”卫视首播模式无疑又是一次探险。之前也有“N+N+N”的电视剧模式售卖，但都建于地方台首轮售卖的基础之上。
而此次卫视先行的做法，一是吴毅看准了当时各家卫视竞争激烈为民营公司创下的生存空间，二是一些实力较强的卫视舍得出钱买剧，并且回款比地面频道快很多。当年的《士兵突击》地面频道先行，到目前为止，回款没有超过200万元。然而，一家卫视还是无力或不愿全部偿付制作成本比较高的剧目，因此多家联合购剧成为必然。这种新型购剧播放模式一旦成功，将对整个电视制作业产生深远意义。
虽然吴毅应该对一直处于垄断强势地位的卫视播出体系早有体会，但还是对此次恶播事件中一些电视台展露无疑的“流氓气息”始料未及。其中过程险象横生：一旦北京台翻脸带头毁约，天意影视将面临血本无归的困境。由于最终事情闹大，酿成行业事件，导致政府插手平息。
恶播不仅造成了作为国家公共播出机构的电视台公众形象扫地，也同样让众多的观众在收视上无所适众。在恶播事件中，购了剧的电视台为了即得利益横刀相向，争风吃醋；而更多无力购剧的电视台也个个妒意横生。而事实上，由于制播双方的地位不对等，电视台之间因为自身利益分配产生的内哄，却将制片方险些陷入成本回收之困。故此有专家将“4+4+1”卫视首播模式，称之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片方创作独辟蹊径，电视台联播混战，媒体又紧追热炒，“这次壮丽的礼花弹是不是悲壮的自杀？它会不会直接对吴康团队的可信度造成影响？对中国电视剧市场以及观众对电视剧的期待带来某种程度上自杀性的打击？”周涌认为，《团长》事件涉及诸多层面，“但我更赞成将它在一个电视台安安静静地播完。”
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苗棣
无独有偶，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苗棣也认为：“如果将《团长》在一个电视台播出，我认为整体社会效果要比现在好很多，因为《团长》的首播最初就是在一种很混乱的状态下开始的，观众心理已经受到一定冲击了。”
而吴毅却看到了恶播事件的积极面：正是恶播混战，充分显现了卫视电视剧市场需求的容量。无序竞争恰恰使播出界的需求容量快速浮出水面。
据央视索芙瑞董事长王兰柱介绍，中国是电视剧生产大国，一年电视剧的产量大约在14000~15000集左右，然而，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剧集上不了播出线。与之相矛盾的是：中国的电视频道对电视剧的关系是供不应求的。中国诸多电视频道对电视剧每年的需求量是3万集左右，而由于合格剧目太少，导致两种现象：一、大量的重播剧；二、为了争夺好剧资源，有实力的电视台开始哄抢。
由此可见，中国电视剧市场的容量还有很在的空间。吴毅认为，“《团长》首播混战揭开无序竞争的伤疤”，其最大的意义是它借机为中国的电视剧市场探了一次底，证明了卫视对优良电视剧的需求之大，也说明在卫视市场上，民营电视制作公司大有可为。反过来说，基本上好剧的出现是需要有一定的投入的，特别是制作费用的投入。在吴毅看来，《潜伏》的小成本拍出大效应，只能算是一档特例。
吴毅也一直在思索：“今天我也在反思，究竟是营销选择错误，还是作品创作步子过大造成失衡，还是电视台方面出了问题？综合各种因素，我想还是电视台的责任大些，是它们放大了不均衡的局面。”
但事实上是，电视台方面的问题，作为制片方，根本无法把控，也无力改变。由广电总局出面、23家电视台签订的自律联盟公约，效力能有多大，也还是未知数。受环境所迫和财力所限，多家卫视联合购剧的模式在一段时间内将长期存在。电视台的恶性竞争难保今后不再出现。只要有利益之争，就会出现碰撞和矛盾。显然行政命令对经营上的过细干涉也是行不通的。也许，建立一个有约束性质的商业性协会体系势在必行。话题引导未及时把控
在与电视、平媒的相互联合下，互联网新媒体的庞大助推与造势力量，使三月末开播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由一个广电系统内部的争播事件，发展成一个万众瞩目的社会事件。
《团长》在播出过程中，针对内容本身，业内渐渐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其社会舆论评价总体不尽人意。其中指责最多的就是：中间部分内容拖沓，情节注水。苗棣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团长》过分冗长，如果剪成十集，故事会更清晰，人物也更突出，它将成为中国版的《兄弟连》。”
央视索芙瑞曾在2005年做过相关调查，结论是：30集到40集的电视剧最好播。苗棣分析，因为电视台是按集数付款的，《团长》之所以拖成43集，就是为了迎合电视台，因为长戏才能把广告架住。对此吴毅坦承，《团长》的确有3集的超量：“我们是按照40集的标准来剪的，剪到43集的时候，我对洪雷说：‘到此为止吧。’”
而康洪雷并不认同“拖沓”一说，他回应，自己也只能剪成这样了。事实上，《团长》的第一版出来剪了58集， 然后剪到48集，最后剪成43集。
事实上，对于拖沓的看法，也的确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在苗棣眼中的“拖沓的剧情”，反被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制片人俞胜利认为是“反常态化的形式美感”，只不过是大众无法理解而已。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看来，国人中有一种从众倾向：即一旦某种观点占了上风，就开始放弃自已的观点，加入所谓“主流”观念大军，因为这样对自身最安全。由于尹鸿写了一些有关《团长》的文章，被扣上了“挺团派”的帽子，他讲了一个很典型的桥段：尹鸿去某家卫视做谈话节目，有位“倒团派”成员讲得头头是道，尹鸿问他：“你看过几集《团长》？”对方说“不超过三集”。尹鸿反驳道：“只看过不到三集，那你凭什么成为倒团派呢？”
“大家都在看，哪边声音大就跟着哪边跑，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我不认为‘倒团’没有道理，比如中间确实有一段没有事件推动，语言上同质性反复比较多，节奏有点慢。但舆论一定应是多元化的，必对中国文化保持理性态度，才能体现出社会的宽容度。现在的中国人‘拍砖’，跟文革的状态很像，一堆人拿着‘砖头’上。这种情况在互联网中非常典型。”尹鸿意味深长地说。
而有必要提出的是，在媒体和公众发生争议的过程式中，无论是吴毅还是康洪雷，都一直保持缄默，任由这种声音在无限放大。事实上，如果制片方和播出方联手，在前期宣传上注意调整观众的心理期待，并在《团长》播出过程中通过媒体公关，注意把控各种话题势力的平衡，将对该剧二轮和三轮的收视和继续售卖带来利好局面。可惜的是，大概制片方被恶播事件搅得头痛，这些相应的举措都不够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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