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知道林彪有一块心病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贺龙，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抗战期间，林彪曾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林彪知道了。再加上1937年参加洛阳会议之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个纸条，后来被贺龙警卫员洗衣服时泡坏了）。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生怕会被贺龙揭出来。
全国解放以后，贺龙按照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dang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练为战，不为看；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军队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他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军事训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受到了中gong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满，害怕毛泽东不断委贺龙以重任，威胁自己地位。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公开说：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考虑的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2、“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此前，总参谋部外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暂时不让某领导干部参加外事活动，遭到总参dang委的反对，但得到了中央同意。于是他们敲锣打鼓到总参dang委“报喜”。总参作战部部分干部写大字报表示支持，作战部长王尚荣也被迫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林彪立即抓住这件事，将它诬陷为“夺权”性质的行动，然后，因为王尚荣曾在贺龙领导下工作过，就诬陷说“这是受贺龙指使的”，是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证据”，并告诉他的亲信：“你们要就此事尽快写个材料给我。”
在总后勤部、装甲兵、后勤学院、政治学院等单位，林彪他们也做了同样的布置。叶群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在一份诬陷贺龙的材料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后来，有人告密，贺龙有支小手枪，文化大革命后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
有一天董必武为此事严肃询问了他的女儿。他女儿惊讶地说：“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支枪不是贺老总放到我这里的，而是很早以前有一天我和几个男孩子一起到贺老总家时，贺老总给我玩的。那还是1957年的事。”她赶紧从箱子里把放了近十年的那支小手枪找出来，交给有关部门。验枪的人发现枪栓锈得拉不动，用了很大劲去拉，才拉动了一点儿，此人笑笑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
但林彪仍然将这些诬告信连同李作鹏、吴法宪写的诬告贺龙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dang、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但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9月9日晚，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贺龙气愤地说：“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但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9月10日上午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
贺龙说明来意后，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儿吧。”林彪停了停，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笑了笑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dang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dang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话不投机，贺龙坦然起身告别。
在贺龙和林彪谈话时，叶群与几名警卫埋伏在幕后，企图捉住贺龙暗杀“林副主席”的把柄，结果什么也没得到。于是，一个更加阴险毒辣的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接着开始了。3、周恩来勉励他活到老学到老
12月28日，中gong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请贺龙到前面就座，他坐到了毛泽东身边。这是贺龙最后一次参加中gong中央政治局会议。
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唆鼓动下，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到新六所没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华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
1967年1月19日下午，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贺龙对薛明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了。”停了片刻，贺龙又说：“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dang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dang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湘鄂西、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还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账。”说着，起身穿鞋，但看到门外有警卫，又坐了下来。
他对薛明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还说我到处伸手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林彪一伙编造的，能有人相信吗？”“关于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像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使dang的事业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不能各打五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4、接诊医生竟然称元帅“诈病”
这年夏天，天热少雨。一连45天每天只给贺龙、薛明一小壶饮用水。水不够用，他们只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脸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门前去接雨水。一次雨下得大些，贺龙、薛明抬着盛满雨水的盆子往回走，脚下一滑，贺龙摔倒了，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靠在椅子上18天不能活动，连大便也解不出。薛明急中生智，用备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给贺龙灌肠，什么办法都用了，总算使贺龙的便秘有了缓解。
从天气转凉那一天起，贺龙就盼望周恩来派人来接他。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也不见有人来。贺龙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dang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他也不得已啊！我们当时住在他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贺龙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疲乏、心慌、头昏、脉搏极不规律，睡眠不好……这对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身体屡屡发出危险信号。薛明只好给中央办公厅写信，请求治疗。
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了，患的是脑缺血失语症。被送到医院后，接诊医生遵照林彪、江青的“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诬蔑贺龙得的是“诈病”，并且在病历上写上“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毛主席语录。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遭到了种种刁难，病未治愈，就让出院了。
5、林彪江青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
这时，继上海、黑龙江等省、市之后，又有内蒙古、天津、江西、四川等22个省、市、自治区被夺了权，报纸发表一篇篇支持夺权的社论。贺龙心情沉重地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贺龙十分感慨地对薛明说：我几十年拼死战斗，一辈子戎马生涯，在生死关头，在最困难的时刻，都跟着dang，从没有二心，我本来就是在共产dang最背时的时候参加dang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dang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早在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几天以后，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会上诬陷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还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他们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操纵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所谓“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冲击贺龙住地，制造舆论，向中gong中央施加压力。
1933年贺龙枪决反动政客熊贡卿的事，本来早有定论，这时又被翻了出来。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dang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2月14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林彪见到这封信如获至宝，立即批转江青等人，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调查”。调查人员置历史事实于不顾，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7月12日上报中gong中央。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dang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专案组一方面继续搜集复制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当做贺龙的罪证；一方面派人会同有关单位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他们的子女乃至贺龙家乡的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他们揭发交代贺龙的所谓“罪行”，制造伪证。1968年，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17日，贺龙、夏曦、关向应联名写的关于枪毙熊贡卿一事给中gong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却故意隐匿不报，仍说贺龙“投敌叛变”并上报中gong中央。（
6、毛泽东宣布不保贺龙了
从此，贺龙、薛明的处境更加困难了。专案组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把居室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了。伙食这时更差了。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
日益加紧的折磨，使贺龙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
1968年下半年，为阻止贺龙参加中gong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问题”提出：“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代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dang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纸往桌子上一摔，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
一连几天，他怒火中烧，吸烟很多，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他突然打开笔记本，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那“冤”字写得特别用力。
贺龙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一伙。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gong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7、怒斥林彪是dang内奸臣
1969年4月，中国共产dang召开九大。大会通过的dang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总纲。林彪、江青的不少亲信进入了dang的中央委员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入了政治局。贺龙用手指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字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今天的大换班。用心狠毒！”“王洪文以前谁知道他是谁，别看他们现在盛气凌人，日子长不了。”
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愤怒地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攥着你的把柄！”“dang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又转身对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纸上那一套都是他们搞的。他们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在谈到康生时，贺龙说：“这个人老奸巨猾，做尽了坏事。”
他说：“dang是了解我的，群众是了解我的，我愿意见群众，我要跟他们去讲毛主席对我的三条评价，毛主席还说要做我的保皇派呢！”
8、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由于政治上的陷害，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贺龙的病情很快恶化了。1969年5月上旬，贺龙连续摔倒了7次，这对于一个糖尿病人无疑是病情恶化的征兆。可是“医生”视而不见。薛明多次要求检查血糖和尿糖，始终没有同意。可是，让贺龙写交代材料的活动却有增无减。
5月24日23时，贺龙又摔倒了。醒过来后，听见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贺龙、薛明很是感动。薛明问哨兵是什么地方的人？哨兵回答的声音很小：“湖北……阳”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县管。”接着他说：“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6月8日，下午5时，贺龙血压降低，上腹部剧烈疼痛。驻地工作人员和“医生”才向上级报告。4小时后，派来的医生才到。
派来的两个医生不做血糖、尿糖检查，反而将贺龙的尿样送到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企图给贺龙戴上畏罪自杀的帽子。他们又给贺龙输了对于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9日零时5分，他们在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之后，仍使用了这种葡萄糖，而不用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贺龙病情急剧恶化。零点40分以后，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这时候的贺龙神志仍很清醒，当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便对薛明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9日早晨5时半，专案组人员和三○一医院的医生、护士才来到西山。他们先是做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答复说：“可以送来。”
贺龙明确表示不愿去住院。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坚持要送去住院，并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这时，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问：“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但当她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时，谁也不表态。薛明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了担架，薛明握住了贺龙那只变得瘦骨嶙峋的大手。这是这对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的最后一次握手。
贺龙入院之前，林彪的亲信邱会作就指示医院：“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因此，尽管医护人员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按邱会作指令办事的医院负责人没有做抢救的准备，更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场等候抢救，贺龙上午8时55分住院，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0／40。11时半，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但是，那个医院负责人却不允许请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会诊，并且不顾病情危急，把会诊放在两小时以后的13时30分进行。会诊时又不让专家知道这个病人是贺龙，只允许“背靠背”地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和X光片讨论”。
在这样的会诊之后的一个半小时，这个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含恨离开了人间。时间是1969年6月9日15时04分。从入院到逝世，仅6个小时零9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