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院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各异，简直可以编一部“个性”大百科了，其实，没有性格的人物，却也往往其深似海。
在数学所平房住的时候，俞师傅就是这样一位没有性格的人物。“俞师傅”是院子里知识分子们的称呼，此人方面大耳，身材肥胖而略有行动不便，对邻居性子随和，有求必应，满院的自行车差不多都是他包了修理。
老俞的级别不低，资格很老，七十年代后期就是正处，他一家住了院子里最靠外头的两间平房，却行事低调，常关了房门，少与邻居们交往。后来的数学所所长龙瑞麟先生当时才住一间半，可见俞师傅在科学院的地位。
夏天炎热，平时道貌岸然的研究员们便会光了膀子，在院子前面的松林里摆开茶几，点燃纸烟高谈阔论，孩子们在人从中钻来钻去，一不留神把弹球儿扔进所长大人的茶杯里并不稀奇。俞师傅从来不凑这个热闹，最多在大伙儿边儿上憨憨一站，一边儿听新鲜，一边儿作自己编的体操——其实只有一式，就是站直了不断往后甩手，能甩一个钟头。
“俞师傅”虽然行事低调，院里的大小人物都教育孩子们对他要万分尊重，连他家的小孙女儿荷香，都最受大家的宠爱。之所以如此，盖因为数学所被军宣队进驻的时候，俞师傅作了好事。军宣队把院儿里几个有海外关系的叫去，让收拾铺盖，说是要交青云机械厂批斗。俞师傅看不过，去了一趟，怎么谈的不知道，军宣队的头儿毕恭毕敬的送出来，批斗的事情就此作罢。院里另一个四野复员军官艾大爷说俞师傅是他们部队的老英雄，部队最讲资历等级，他一个小兵蛋子那儿惹得起？！虽然备受尊敬，俞师傅还是低调的过他的曰子。仔细了解才知道他是行伍出身，三八年在热河入的伍，抗战胜利后作汽车兵，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在海南岛娶了俞大妈又返回来，屁股没坐热入藏急需汽车人才，又把他调进了西藏，一直到打完了平叛战役，才回到北京，转业到科学院工作，正处待遇，但他作科学院这种高知单位的管理确实力不从心，因此一直担任闲职，组织上的意思大概就是把他养起来。
后来慢慢才理解，“露天茶话会”上他不凑过来和大家交流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俞师傅文化不高，自觉和这些知识分子没有共同语言，有点儿敬而远之的自卑感；另一个他总是一身长衣长裤，在“赤诚相见”的茶话会上颇显突兀，俞师傅一身长衣长裤并不是不怕热，在科学院公用浴池洗澡的时候，我们看见俞师傅屁股上背上有好几处颜色深沉，面积不等的伤疤，而他很不愿意别人看见这些。
直到十四五岁上有一次萨爹萨娘同时出差，把我托在俞师傅家吃一个月白食，南腔北调声里，才和老爷子熟捻起来，发现他并非不好接近，而是没人真的和他有话可说，老爷子挺憋得慌呢。有时候艾大爷有空儿来，两个老兵倒了酒，满嘴放开粗话，忆当年，发牢骚，经常一说就说的两眼潮红。萨听着，跟着瞎插嘴，才知道那些伤疤，正是西藏平叛之战中的纪念。
当时年岁的原因，没有留意整理，只挑有趣刺激的记着，今天想起来，觉得颇为遗憾了。
俞师傅讲西藏，汽车兵不离本行，就要说西藏的路。大家都知道西藏的路难走，难走到怎样的地步就不好说了，他刚刚调进西藏的时候是带一个汽车连跑川藏线，这也是传统的入藏路线，差不多整条线路都是一边山，一边涧，走不多远便有塌方，军车堵成一条线，绵延几公里，在公路上整整停了四天三夜。这条线上地质极不稳定，经常走着走着，山顶上无缘无故飞下滚石来，当地人叫做“牛子”，一听“牛子来了”，所有行人就赶紧向路边靠山一侧，因为“牛子”都是从山上“蹦”下来，贴着山崖反而安全。不过对于汽车，这一招就不灵了，只有束手待毙。牛子都不大，以二三十斤的居多，然而从山崖上冲将下来，带着旋转威力惊人，俞师傅一次空车返回，山上忽然“牛子”打下来，不及闪避，一个大些的“牛子”正打在外侧车帮上，当即把整个车帮从车上拧下来砸到山下，另一个鹅蛋大的小“牛子”砸在驾驶室顶上，把美制道奇车的车顶打穿，又击穿右侧车门而出，副驾驶员正伏身打盹，“牛子”从头上呼啸而过却刚好没有打中他，吓得两人面无人色。
后来走青藏线就好得多，青藏线是在比较平坦的高原上，中国工兵英雄慕生忠将军的杰作，开起来比川藏线舒服太多了。俞师傅说过了格尔木有个兵站叫燕石坪，汽车一过，附近白色的鸟儿飞起来把半边天都遮住，美极了。这青藏公路修的十分巧妙，有一段没有路基，公路直接就座在冻土上，可是无论怎么跑，那个土就是不化，还有一段居然是在盐湖上，那个盐也是不化！
按照俞师傅所说，很长时间里拉萨的本地人对解放军态度还是比较好的，拉萨名字很响，实际上地方很小，人口两三万的样子，比现在的中关村小多了，还不及内地一个县城，要说当时一个布达拉宫就占了半个拉萨并不是夸张。他真正参加过的平叛战斗比较激烈的地方，是在四川西部，过去称为西康的地方。
西藏平叛作战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初是在西康和当地的叛军交战，叛军虽然多，但是基本是蜂拥而起，各自为战，常常是某个头人登高一呼，就拉起一支队伍来，不过往往用不了几天就被打散。这个阶段俞师傅他们运人的时候多，主要是通过公路把部队送到叛乱发生的地方，实施平叛作战，这一阶段打得主要是军事战；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拉萨发生了比较正规的叛乱，俞师傅认为这之前藏方是有所准备的，因为驻藏部队在叛乱前就遭遇了给养困难，藏方不卖粮食和蔬菜给驻藏部队，又阻止解放军自己从内地运输，驻藏部队的处境相当困难。这个阶段的作战开始后，其实藏方是没有力量和解放军正面开战的，它的战术是一种类似“全民战争”的做法，但是藏族人也不都肯起来打仗，它主要还是希望通过坚壁清野迫使解放军离开。内地则利用新修好的青藏，川藏，新藏三条公路全力补给，空军，甚至海军的运输力量也被动员，我在机场工作的时候，有一位前辈当时在福建战备的运输大队，都接到通知随时准备飞西藏补给，为了西藏连老蒋这边都顾不上了，可见当时形势之紧急。这一阶段主要打的是补给战。
俞师傅说当时还曾经组织过骆驼运输队，从西宁往拉萨调运粮食，结果走到一半，一夜之间几百头骆驼全部死亡，检查结果是天气寒冷，负重太大加高原反应。
作为运输部队，俞师傅他们的汽车队是叛军袭击的主要目标，他本人就曾经多次遭到过叛军的围攻。我是看到西塞罗兄写的《西藏平叛中的“四水六岗卫教军”》一文才想到写一篇的，西塞罗提到的叛军武装“四水六岗卫教军”装备精良，训练有序，颇有战斗力，但俞师傅提到的西藏叛军绝少这样的武装，而且对打仗大多一窍不通，他遭到的叛军袭击，经常是远远的就看到很多叛军骑手吆吆喝喝，射程不到便开始打枪，这边就把好枪在车门上架好，从容的迎头射击，叛军死了人，剩下的掉转马头就跑，战斗结束。叛军基本是少数武装分子挟裹大批老百姓，非战斗人员往往占多数，所以战斗力很差。其装备也绝少值得缴获的，大多数藏兵使用的是一种称为“叉子枪”的老式步枪，要架起来打才能打得准，据说是清朝时期藏区“藩兵”的标准武器，好像叛军很少用手榴弹，偶尔有使用英式转盘机枪者，解放军也有伤亡。当时藏军专门袭击解放军的掉队人员，因此一旦发现人员掉队，往往凶多吉少。
比较激烈的一次战斗是在理塘附近，俞师傅当时已经是副营长，因为雪盲眼治疗后，搭乘一个医疗队全队二十余人，另有护送的一个步兵班。因为前方一座桥被毁，俞师傅他们晚上在一个有喇嘛寺的村子外面宿营，按照当时的政策要求，宿营不进村，但他和几个大夫带着医药品进村给藏族人看病。大多数藏族人对于医疗队的感情是很好的，也有少数人反感，有一种“我命在于天”的潇洒。
这次村里有个楼的主人去过重庆，对他们很好，用酥油茶招待，几个村里的病人就在他家院子里治疗。一行人忙到半夜才走，第二天早上村子里起火，急忙进去看时，发现那家主人被人砍死在门口，房子也被点着，杀人的就骑着马举着旗在村子里跑。其实西藏平叛作战中藏族叛军杀死的解放军并不多，而杀死的“藏奸”则要多好几倍。见事不妙，估计叛军就在附近，老俞代理指挥车队人员火速撤离，此时叛军便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一面唱歌，一面包围这支孤立的解放军。
这时候老俞他们的处理和西塞罗提到的马拉山口伏击战有所不同，马拉山口伏击战中，护送的警卫班看到寡不敌众就此撤出战斗，结果他们护送的医疗人员和后勤部队全部牺牲。老俞参加过东北剿匪战斗，富有战斗经验，所以面对这种情况，立即部署警卫班人员和医疗队中能够射击的人员撤上附近的一个小山岗，以汽车为掩体（天气太冷，无法挖掘工事），就地迎战。
老俞布置的防御是符合战场经验的，因为在东北剿匪中，有多次少量部队被大批土匪包围的情况，可是土匪中的大部分缺乏正规作战经验，往往不能发挥人数的优势，有些土匪重抢东西不愿意打硬仗，且担心解放军援军，急于打了就跑，这个时候，如果一支受过训练的正规军部队，摆开防御战的架势和他周旋，哪怕数量很少，时间一长对方就难以承受压力而往往放弃。
这一战就是如此，叛军人数有数百之多，但始终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攻势，经常是三五十人一拥而上，被枪击后呼啦啦退下去，过一会儿再冲一次。老俞他们防御的山岗坡度较大，但藏马虽然矮小，爬坡能力却强，如果同时从四面发动攻击，防守人员没有携带机枪，火力肯定要出现空隙，但是叛军并没有这样做，显然缺乏相应的配合经验。
战斗中双方各有伤亡，但是也有很邪门的事情，叛军在村子前面竖起一秆红旗（叛军为什么用红旗？谁能解释？），一个胖喇嘛摇着红旗，嘴里念念有词，把旗一晃，叛军便往上猛冲。老俞他们判断这是藏军的指挥机关。
战斗一开始，就有战士准备打掉这个喇嘛，一举枪，子弹却打不出膛（后来发现是新兵没经验，擦枪油把枪机冻住了）！第二个战士连开数枪，都没有击中。警卫班长便让一个特等射手上，这特等射手据说在剿??喇嘛，居然四枪不中！
还真有刀枪不入么？大家士气就有些动摇。
老俞感到情绪不对，大吼一声：“我不信这个邪!”，抢过枪来，三点一线，瞄准那个喇嘛就打。
他说后来想，打鬼子都没有过这种怪事，如果这一枪还打不中，只怕自己也要手颤，战斗中顾不上想这个，想的是如果还打不掉他，就派两个战士匍匐过去，用手榴弹干掉这个邪门的喇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