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舞弊”巧录抗战积极分子
1936年，薄一波受中gong北方的派遣，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回到老家山西，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薄一波到山西后，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得到阎锡山的器重。
为保住地盘，扩大势力，阎锡山打算在山西发展30万国民兵。按照这个计划，需要两万多个连排级干部，这些干部要通过国民兵军官训练团培养。
阎锡山将招收训练团学员的任务交给薄一波等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的工作。如果这批学员完全为阎锡山所用，那对中国革命将是很大的隐患。因此，如何巧妙地招收这些学员，而又不为阎锡山所用，显得至关重要。
困难的是，阎锡山明确要求，不允许薄一波在山西的政府和军队里发展共产dang组织。
为此，薄一波一方面积极组织爱国意识强、愿意抗战的积极分子参加考试，一方面在考试在内容上做文章，在录取上大搞“舞弊”。
在考试内容的安排上，阎锡山的所谓“按劳分配”、“物产证券”是必不可少的题目，要拿出来应付阎锡山。其余的题目，则是关于抗日救亡的内容。
在录取过程中，薄一波等人内部规定：凡是答对抗日救亡题目的，80分就录取；凡是答对阎锡山那些题目的，一个也不录取。
通过这种方式，招收的国民兵军官训练团学员，大多是抗日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抗日救亡的骨干，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dang，成为我dang优秀的军事干部。
薄一波的“山药蛋话”
都说苏联人海量，敢拿大茶缸子喝白酒。可是这些苏联人又常被中国人拼得云山雾罩钻桌子，名堂何在？
那次，苏联政府代表团来，就有位俄罗斯共和国的库图佐夫是位“大喝”。不要误会成打败拿破仑的独眼库图佐夫，他
比那位闻名遐迩的将军还来得身强体壮，简直像头熊。大骨骼，大肉块，膀阔腰圆，头重屁股也沉，全身覆盖一层又黑又密令男人羡慕的黑毛，大冬天光着身子跑步，洗凉水澡还不过瘾，要拿雪擦身子擦个没完。他很难过，说长这么大了不知道感冒是怎么回事？简直少活了人生的一种内容。
餐桌上，他是由薄一波作陪。在中央领导人中，大概只有薄一波适合跟这位库图佐夫坐一起了。
年轻时的薄一波，虽然不能比库图佐夫熊一样的身体，可在中国人中，已经完全能用魁梧来形容了。
他是山西人，能喝酒，但吃醋的本事比喝酒的本事还要大。说话带着韵味，那是因为山西腔抑扬顿挫，高低婉转。他有马列主义观点和理论，也有生动的群众性的“山药蛋话”。
上上下下最喜欢听他的“山药蛋话”。
比如他在各省工业书记会议上，批评某些人搞工业建设，只图眼前不考虑将来，在台上将大腿一拍说：“你们不能近视眼，只图一时痛快，光考虑眼前这几个建设，不考虑个长远的整体规划……还是要考虑如何讨媳妇儿，建设好这一整个家……”哄堂大笑中，书记们都受到了深刻的启发教育。
薄一波陪库图佐夫喝酒，无须“翻手为水，覆手为酒”，他说拿山药蛋就能收拾了这位“大喝”！
他亮出第一手，喝一匙老陈醋。薄一波平常吃饭很简单，有老陈醋和臭豆腐就什么都好。老陈醋开胃活血，臭豆腐叫作“臭在嘴头儿，香在心里儿。”
库图佐夫新鲜一试，龇牙咧嘴受不了。“你不行吧？”薄一波笑着说：“我们山西有名的是老陈醋和汾酒，老陈醋你不行，汾酒你行不行？”
“汾酒我行。”库图佐夫怕醋不怕酒。
“那好，咱们不喝茅台喝汾酒。汾酒是世界名酒，拿过金牌牌。”
服务员上来汾酒，心里不免为薄副总理担心。茅台酒瓶有水，汾酒可没准备水。
杯子里斟上汾酒，薄一波带头干一杯：“怎么样？”
库图佐夫也干一杯，咂咂嘴，顿时一脸灿然，竖起大拇指：“好！很好！”
薄一波懂几句俄语，知道他叫好，便认真劝道：“你可少喝，我劝你少喝，这酒劲大，多喝点要醉倒呢。”
“大喝”不怕劝酒，就怕说不能喝酒，这是带着一定规律性。库图佐夫也脱不了这个规律，立刻上劲了！
“这酒不算什么，我能拿大杯喝。”
“可不敢大杯喝，那是要醉倒人的。”薄一波更认真了，“听说米高扬在西柏坡大杯喝汾酒，说说行了，真喝真不行，真喝真要醉倒人呢。”
“我就要用大杯喝，我醉不倒，不信咱们看。”库图佐夫说着，一连声要大杯，而且谁劝也劝不住，只好拿上一个大茶缸来。
汾酒咕嘟咕嘟叫着钻出玻璃瓶口，又哗啦哗啦唱着在大茶缸里翻浪花。一瓶子酒倒得剩个底儿，匀到薄一波的酒杯里。
库图佐夫举缸示意，不声不响就喝，喝汾酒像喝啤酒，一口气喝干，还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放下茶缸，没什么显示的动作，拿出一支香烟吸燃，和薄一波聊天。
目睹这情景的人都吃惊不露声色的库图佐夫，莫测其深浅。服务员上前问：“您还要酒吗？”
库图佐夫笑着指指茶缸，示意让再倒满。薄一波拦住：“不急，抽完这支烟再说。”
一支烟快吸完了，服务员上前准备斟酒，却见库图佐夫耷拉下眼皮，像大山滑坡一样，整个身体朝椅子下面出溜。服务员叫一声：“哎呀！”赶紧去扶。哪里扶得动那熊一样的身体？彻底放平在桌子底下才安定。
“我怎么说来？汾酒厉害，你不行，你说你行。”薄一波帮忙大家一道扶库图佐夫，“以后你知道汾酒厉害了，也记住我说的了，真喝真不行，真喝真要醉倒人呢。”
薄一波一边给库图佐夫上课，一边扶他到沙发上去休息。还好，库图佐夫是喝急了，醉过去快，恢复也快，第二天又能坐到餐桌旁。
不过，他不敢大茶缸子喝汾酒了，记住了，“真喝真要醉倒人”。
全国工交会议结束了，各省工交负责人在一起吃顿饭，周恩来、邓小平、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参加，那饭吃得安静、规矩，甚至沉闷。
周恩来对杨尚昆说：“大家都拘束，活跃一下气氛嘛。”
邓小平说：“散会了，放松放松，休息就是休息。”
周恩来又具体化：“叫小李表演一个节目嘛，出个洋相，他学薄副总理讲话学得像。”
杨尚昆便找了小李：“你给大家出个洋相，活跃一下气氛。”
“出啥洋相。”“你就学学薄副总理讲话。”“哎呀，这样公开场合……”“没关系，总理和小平同志提议的。”
小李顿时长了精神，站起来，张嘴说出一口地道山西腔：“首长们喝酒没气氛，我给首长们表演个节目，我来学学咱们薄副总理讲话。”
薄一波平易近人，日常生活幽默，闻声站起来。作势作态“恫吓”说：“小李子，我看你敢？你看我下来咋收拾你？”
周恩来和邓小平带头鼓掌，各省领导干部便跟着鼓起掌，气氛一下热闹起来。小李子的山西腔便在热烈中抑扬顿挫，高低婉转地响起来：“你们不能近视眼，只图一时痛快，光考虑眼前这几个建设……还是要考虑如何讨媳妇儿，建设好这一整个家……”
笑声掌声响成一片，没了沉闷也没了拘谨，大家互相举杯敬酒，像朋友聚会一样轻松自在。
领袖们有时自己也要讲笑话，活跃餐桌上的气氛。
一次吃饭，大家话不多，邓小平那双大眼睛忽闪几下，忽然朝着刘晓的夫人扬扬下巴：“张毅啊，你是江西人，你知道‘兔子吃鸡’这个掌故吗？”
“兔子吃鸡？兔———子？”张毅以为听错了。
“你们谁知道？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这事出在陆定一身上……”
“是在江西还是在延安？”“延安。”“陆定一好像没在延安养兔子……”
“不是在延安养兔子，是在延安做报告。谈到托洛斯基东，托洛斯基西，他这个无锡话可就糟糕了。说东说西总是‘兔子吃鸡’。我们有些同志听完报告，总不相信兔子吃鸡，就像张毅现在一样，边出场还边打问：‘兔子吃鸡怎么回事？没听说有这么坏的兔子还会吃鸡呀？’……”
餐桌上笑成一片，大家的胃口立刻提高许多。晋西事变中薄一波与阎锡山斗智斗勇
吉县会议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39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长期抗战的困难面前，一些人对抗战前途发生了动摇。汪精卫投敌在前，国民dang五届五中全会在后，阴谋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也一直在酝酿。一时间，对外妥协、对内积极反gong的乌云笼罩了全国。
新年伊始，阎锡山就在吉县五龙宫召开部分晋绥高级军官会议，要求陈长捷、王靖国等旧军将领实行强民政治。这次会议刚结束，国民dang五届五中全会随即召开，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gong”方针，秘密通过《防制异dang活动办法》。这一“巧合”表明，阎锡山这一时期政策的改变与一些人对日妥协动摇的想法是一致的；而国民dang所确立的反gong政策，又加速了阎锡山在山西的反gong。不久，阎锡山就明确提出了反gong的想法：“不能同共产dang合作，‘道不同，不相谋’。”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gong高潮中，阎锡山告诫手下：“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为了实现这一主张，改变3年来实行的联共抗日路线，阎锡山于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在秋林镇召开了师长及独立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以上行政区干部、公道团主要领导干部、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等参加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就是有名的秋林会议。
以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决死队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参加了，旧派的主要领导人也都参加了。有一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地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过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用的那个新车，这个车可以飞得快，但也可以把你翻倒在地。”这无疑在宣称他以前依靠牺盟会和新军是错了，要抛弃“新车”用“旧车”。因此，他对军政干部职务和职权作了重新分配，把陈长捷、王靖国等一些旧军官提升为集团总司令。而对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和新军的领导者则予以调职。薄一波回忆说：
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一条：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度，文官不能兼任军职。阎宣布：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我实在不能不执行。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取消战地动员委员会，限制牺盟活动，缩小专员权限，取消进步法令等内容，也都是围绕着取消新军政委这个中心内容提出的。会议表面上一直是温和的，实际斗争非常紧张激烈。阎锡山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他的处境很困难，全国都没有文官兼军职的，现在蒋介石在压他，要我们取消政治委员，帮他过这一关。会上，二纵政委张文昂表现慷慨激昂，说：“你不要我们就算了，我们搬上铺盖就走。你不让行政官员带兵，我现在就辞掉专员，留下政治委员。”我的表态只是一句话：“政委制不能取消。山西搞了这么些时候，就是搞了些新军，帮助了阎先生抗战。现在这样不行。”阎锡山看到说不服我们，又从重庆调回赵戴文和赵丕廉。他们两人当时在重庆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是我和张文昂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前后两任校长。这两位校长找我们两人谈了一上午。谈得很和蔼、亲切，似有难言之隐。最后，赵戴文对着我俩说：“阎先生碰到了困难，只要你们现在帮帮他的忙，渡过困难，日后他会报答你们的。”阎还表示，要我担任山西省建设厅厅长，主持省政府工作，我断然拒绝了。这样软缠硬磨了几个月，最后还是要按照“蒋委员长的决定”办。……
到了5月底，我们的人陆续都回去了，但阎锡山还把我留下不准回去，戎子和同志等着和我结伴同行，也留下来，阎、梁对决死队早有个估计：一纵百分之百是共产dang的；三纵百分之百是他们的；二纵是一半对一半，是斗争的焦点；四纵没有专员兼政委的问题，但估计也是一半对一半。当然，这只是阎、梁的估计，实际上我们dang在三纵有相当的力量，在二纵的力量也远远超过“一半对一半”。当时我们已经看出，阎要“摊牌”了，同时估计，斗争的焦点是在二纵队。果然，阎锡山“摊牌”了。他对我说：“文官不能兼军职是蒋委员长的决定，只能执行。我们必须取消专员兼任的政治委员。”为了摆脱阎的羁绊，及早返回部队，我对阎说：“化之说得对，决死一纵队完全是共产dang掌握的，即使取消了政治委员，也不可能回到山西旧军序列。不过，我回去，还可以做点工作，你看怎么样?”阎犹豫好久，说：“也对。”便让我回来了。我是同戎子和一起回晋东南的，这时已经是1939年6月初了。
秋林会议就成为阎锡山由联共抗日转向积极反gong的转折点。已经准备好“雨伞”的阎锡山要动手了。
从秋林回到太岳后，薄一波立即向北方局汇报了秋林会议的情况和研究的对策，北方局完全同意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和布置。1939年8月6日，北方局专门发出《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9月21日中gong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接着中央又用山西省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号召干部分析形势，部署行动。薄一波回忆说：
这时我已经从专区搬到决死一纵队司令部。6月在沁源活凤村召开了决死一纵队第三次全体干部会议(也叫活凤会议)，对切实掌握武装作了具体布置。11月初，又召开了决死一纵队第四次扩大干部会议，我作了《如何克服目前时局危机与坚持长期抗战》的报告，指出妥协投降的危险十分严重，山西顽固分子反gong、反决死队、反牺盟会、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日趋严重。因此，要切实加强思想上的准备，认清妥协投降的危险形势。特别提醒大家要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当时就是因为思想上没有准备，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葬送在血泊之中。我还强调提出，要加强组织上的准备，掌握部队，进一步巩固政权，准备在顽军进攻的时候，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
1939年下半年，新军各纵队都作了不同的准备，我和新军各纵队之间都通消息。……一纵队早已对反动的旧军官做过清洗，尚余旧军官1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进步的或比较进步的，梁述哉等。我把他们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们过去处得并不错，或者说很好，但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形格势禁，决定你们现在一起到路东(白晋线东)抗大分校(校长罗瑞卿)去学习。”……他们的职务，由政工干部取代。我向这些政工干部提出：“你们虽然过去做政治工作，但是也受过军事训练，还有一些实战经验。现在你们只要把枪保持住，把部队保存在我们手中，就是胜利。”
秋林会议以后，阎锡山一直在准备力量，观察形势，等待解决新军和一切进步力量的时机。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以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为名，命令决死二纵队于12月5日向灵石、霍县段的同蒲路实行破击；同时命旧军为“预备队”，置于新军之后。就在二纵队准备向日军发动攻势之际，旧军从背后向二纵队开了枪。二纵队政委韩钧立即给阎锡山发电报：总座伯川先生：
六十一军欺我太甚，甘作汉奸。学生誓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为总座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十二月十二日誓师。此后半月内，恐无暇报告钧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是生报告恩师最后之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学生韩钧敬叩印
阎锡山收到电报，立即召开高干会议，在会上宣读了韩钧的电报。他说：“韩电对我不称长官而称老师，不称职而称学生，并说十二月十二日誓师，表示不相隶属了，韩钧反了！”以此为借口，宣布韩钧“叛变”，通电全国，进行讨伐。酝酿已久的晋西事变终于爆发了。
阎锡山原以为在“晋绥军中，以我的地位为最高，就作官说，我要舒服，谁也不能阻挡我”，事变前，他与梁化之估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部署，除了薄一波领导的决死一纵队共产dang力量强大，不易得手外，其余的三个纵队他们都可以控制，只要他一下命令，他的“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的行动总方针就可以大功告成。但是，他低估了以薄一波为首的共产dang人的力量。在事变前薄一波的周密部署，已经尽可能地做到了防患于未然。事变中，薄一波发电要求所有新军部队，必须明确表态站在二纵队一边，予以支持。一纵队也动员了三个主力团，准备前去支援。各部队和牺盟会的领导人，也纷纷致电阎锡山，抗议王靖国、陈长捷、赵承绶、孙楚挑起的反革命事件。与此同时，八路军大力协助新军。因而，事变的结果远不像阎锡山计划的那样美妙。
事变中，新军除了三纵队有4个团，二纵队有极小部分分离出来外，其余33个团全部离开阎锡山。阎的部队虽然扫荡了晋西南，却在晋西北遭到彻底失败，晋东南也让国民dang的中央军乘机插足进来。他的地盘损失了四分之三。他更不愿意看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介石已经乘机把手伸向山西。1940年1月30日，国民dang军令部下令：“胡宗南部派两师增援晋西，归阎长官指挥，……以卫长官统一指挥晋东南之中央军及孙楚部。”大有在山西取代阎锡山之势。续范亭形象地描绘说：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是“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伤身”。
事变以后，中gong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地分析当时的形势，既看到了阎锡山在坚持华北抗战中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和重要性，又看到了蒋介石要搞掉阎锡山孤立共产dang的企图，等等，因而提出了调停的建议。中央指示薄一波等人，在痛斥阎锡山的部下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残杀抗日人员的罪行以后，要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并愿意在阎锡山领导下继续团结抗日，以免被敌人利用。
与此同时，中gong中央也采取措施，敦促阎锡山和平处理事变。1940年1月27日，中gong中央以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军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战局面。2月11日，毛泽东又亲笔起草了致阎锡山电，指示用薄一波的名义发出，电报全文是：
长官阎钧鉴：三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座陷入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极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以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苟利抗日，无不服从钧座之指挥，想旧军同人亦必不固执己见。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于三晋之间矣。一波忝受知遇之恩，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速决大计，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此电不提任何条件，只提两军团结，使阎及旧军好转弯。待萧劲光去谈判时，再与阎磋商条件。如各守现地，互不侵犯，双方均不加处罚等。此电只用薄一波出名，续范亭也可打同类电报去。如阎同意妥协，再由新军诸领袖联名发一团结抗日宣言，就可了事。
山西全省新军应公开发表下列口号：1拥阎抗日；2新旧两军团结起来，一致抗日；3新军不打旧军，要求旧军停止打新军；4枪口对外，停止内争。以上这些口号，应在一切接近旧军的地方写出来。
以薄一波名义的电文发出后，给了阎锡山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于是，阎复电中gong中央，表示不拒绝谈判：“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2月25日，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秋林见阎。萧、王向阎及各方转达中gong中央及八路军赞成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赞成新军仍属晋绥军，不受国民dang中央政府改编，巩固阎之地位的意见，不但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等表示欢迎，而且王靖国、薄右丞等也表示欢迎。在融洽气氛中萧、王向阎提出了和平解决办法：(1)双方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停止政治攻击；(3)新军表示拥阎，不受中央政府改编；(4)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5)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要；(6)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来往。阎表示：(1)新军仍属晋绥军是其愿望，但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了之；(2)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如韩钧等受日寇攻击，他还要助韩；(3)与新军电台经常联络，并未断过；(4)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阎锡山还公开说，他是国共两dang之间的中间力量，他的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阎锡山答应我dang提出的恢复晋西兵站线的条件，但不同意沿线驻兵。
随后，双方代表又经过谈判，终于在4月初正式达成协议。晋西事变的斗争至此告一段落。
此后，薄一波有一段时间依然在山西进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再得一张通缉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