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gong往事钩沉（2）——谁主沉浮
作者：文博
共产国际批评中gong的“左”倾错误
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中gong造成新的混乱，引起了中gong内部
很多人的批评和抵制。1928年初，各地的暴动相继停止。同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中gong的“左”倾错误，否定了罗
明那兹对于中国革命的“左”的主张。
罗明那兹很快奉调回国，不久，被调离共产国际，前去高加索。1930年12月，又被
打成“反dang集团”分子。1934年，罗经不住打击，自杀身亡。之后，被联共（布）中央
开除出dang。
4月28日，中gong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周恩来及邓中夏、项英等，在上
海讨论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共产国际的决议案，明确反对中gong的盲目暴动。
4月30日，中gong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即“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
月会议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称：
中国共产dang中央政治局，讨论国际执委二月会议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后，接受这一
决议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间，于本dang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
这决议案必要的具体步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
奋斗，一面即尽自己过去的力量指正dang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
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之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
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国际的决议亦
就是指导我们努力继续战胜这些盲动主义以及青年团之先锋主义倾向，在艰苦斗争之中
锻炼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彻底肃清机会主义的流毒。
中gong“六大”批判瞿秋白
4月28日的会议之后，瞿秋白动身去莫斯科。5月1日，周恩来、邓颖超离沪赴俄，
接着，许多中gong领导人都赴俄，参加中gong“六大”。罗迈、任弼时、罗登贤留在国内主
持工作。
中gong“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德镇银光别墅召
开。
大会按斯大林的调子，重点批评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瞿秋白也在会上作了
深刻检查。
大会取消了瞿秋白的中gong“舵手”地位，但仍保留其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由于两名知识分子出身的中gong“舵手”把握的航向出了偏差，使中gong这条航船先右
后“左”，因而，共产国际决定中gong第三位“舵手”，应由工人成分的人担当，因而选
中了向忠发。
瞿秋白和王明搞不到一起
“六大”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然主张中gong的任务是准备暴动。提出“必须反对
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要中
共必须坚持“城市中心论”。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这个指导思想，于1928年2月9日至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
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即提出，王明于是根据斯
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写了一本《武装暴动》的小册子，其长达万字的序言发表在当
年4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上。“六大”间，王明把这小册子塞到供代表们阅读的
材料中。
由于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的反对，王明在“六大”中没爬上来，从此，对瞿秋白、
邓中夏等怀恨在心。特别当他得知瞿秋白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库西宁建议撤销米夫的东方
部副部长的职务时，对瞿简直恨之入骨。
王明深知，瞿秋白有知识，有实际斗争经验，在dang内外有极高威信，是他夺权的障
碍。王明决心斗倒瞿秋白。于是，他制造了“第二条路线联盟”，矛头直指瞿秋白。
1930年7月16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召开扩大会议，吸收了中gong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等人参加，讨论中国问题，于2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
议案》，会上批评了中gong犯了严重错误。并指派周恩来、瞿秋白迅速回国，召开六届三
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错误。
周、瞿回国后，于9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上一面批评“立三路
线”，一面对何孟雄点名批判。
三中全会对李立二的批判，王明自然双手拥护。但是，他对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
却耿耿于怀。尤其使王明生气的是，王明因反立三路线受了处分，如今应是英雄了，可
瞿秋白不仅不对他加以褒奖和重用，而且连处分都没撤掉。
王明对瞿秋白更加怨恨。
当时中gong中央决定王明到江西苏区工作，王明更是气恼于心。正当他叹自己时运不
至、要动身前去苏区之时，夏曦、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人回到了国内，
给王明带来了一个天大喜讯：共产国际在收到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后，很不满意，认为
李立三的错误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三中全会“抹煞两条路
线原则上的区别”。批评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犯了“调和错误”。
去年10月，共产国际写了《给中gong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十月来信”。
但共产国际的信还没到中gong中央时，沈泽民、夏曦、凯丰等人从米夫处得知，这些人回
国后，没向中gong中央报告，却暗里告诉王明，王明听了，喜出望外，马上就精神起来，
他拒绝去江西苏区，还和博古一起写了两封信。中gong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
后，十分重视，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五天的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
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十一月补充决议”。决议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但是，
对王明等知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却不向中央报告，而采取向中央突然发难的作法，
进行了批评。
瞿秋白在报告中指出：
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
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
与发生其它倾向……使同志们惊慌不明。……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政治局的扩大会上也讨论了王明、博古的两封信，认为王明、博古同李立三的立场
基本一致。王、博要求将他们与立三的争论公布于dang，是从个人成见出发，与国际来信
的意思没有相同之处。因此，会议否决了王、博等人要在dang内挑起争论的要求。12月1
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上对王明、博古等不服从组织分配，违反组织原则，
在dang内犯自由主义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对瞿秋白、周恩来及中央的批评，不放在心上。他继
续摇动反六届三中会会的大旗。12月14日，他在《实话》上发表了《立三路线与战后资
本主义第三时期》的文章，再次攻击三中全会。
王明还向中gong中央上送了《两条路线》的意见书，即《为中gong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
斗争》的小册子。
在王明、博古、何孟雄、罗章龙等起劲攻击六届三中全会间，中gong中央面对共产国
际的压力和王明等人的一片反对声浪，只得接受王明等人的意见。于12月11日，通过了
《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并决定将这《决议》和共产国际十月来
信等四个文件下发生dang。但王明等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说要“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上组
织上诸问题”。米夫来了
就在三中全会风波趋于平和时，米夫于1930年12月10日左右由德国秘密来到中国，
身分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gong的工作。
米夫到了中国后，不是去见中gong的高层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而是先见王明。
王明添醋加油地向米夫讲了他受到的种种“迫害”，米夫暗暗告诉王明，他此来的目的
是赶瞿秋白下台，要王明做好“上台”准备。接着，米夫又在王明安排下，接见了罗章
龙、徐锡根等反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方面的人。
米夫了解了中gong内部各方争斗情况后，对王明提出的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持否定态
度，他决定亲自主持召开中gong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推上台。
米夫决心下定后，才同瞿秋白等人会面。一见面，米夫就提出召开四中全会。
瞿秋白对米夫深有了解。对米夫来华后不先与中gong领导人会面，而先找王明等人，
瞿已知晓，但因米夫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如同“太上皇”，瞿秋白虽一肚子不高兴，也
只有吞在肚内。
12月16日，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瞿秋白在米夫的高压之下，再三检讨，
直到把三中全会说的一无是处，并同意公开向全dang承认、检讨自己犯了“调和主义”严
重错误，米夫才松口，周恩来也本着顾全大局的原则，同意米夫的主张。
在米夫的高压下，中gong中央被迫发出了《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
其副标题题为“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dang”。内容不仅夸
大立三路线的危害，还把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虽然众人不服，也只得屈服。
米夫对瞿秋白、周恩来等实行高压手段，但对向忠发却另眼高看。
米夫把王明捧成“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的英雄”。12月25日，米夫到
达中国后不到10天，就把王明提拔为中gong江南省委书记，博古被提拔为团中央宣传部长。
江南省委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数省。原江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被派到苏联学习。
瞿秋白无力和王明争高低
中gong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扶持王明爬上了中gong的高位——成了实际上的中gong中央
负责人。
四中全会以后，米夫、王明利用把持的中gong中央大权，“借刀”将何孟雄等置于死
地，将罗章龙等开除出dang，同时，也对瞿秋白进行了无情打击。
四中全会上，王明、米夫对瞿秋白采取了决不相容的态度，撤销了瞿dang内的职务。
当时瞿秋白身患肺病，心力交瘁，已无力再与王明、米夫争个高低上下，于1月17
日写了《声明书》，书中把自己骂了一番。瞿秋白已看透了米夫和王明，一个是中gong内
的“小人”，一个是“洋小人”，自己虽有与其相争斗之心，无奈重病缠身，只得长叹
一声，于1月28日，再次写了份《声明书》。在这份声明书中，再次往自己脸上抹黑，
说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支持反王明的“中大”学生李剑如等，回国后也没把王明看在眼里，
这更是绝大的错误，表示：
今后一定要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来
为dang为革命而奋斗。
瞿秋白在《声明书》中称自己是“一个在病中不能多写的人”。他再反复表态后，
又在《声明书》中称：
一、我完全抛弃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离开国际路线的政治立场——三中全会至四中全
会间之调和主义立场，而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之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
的领导之下，来为dang为革命而奋斗。二、反对立三路线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反对罗章
龙等右派小组织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揭破并打碎立三主义者和右倾小组织的联合企图，
是现在为着dang的布尔什维克及真正执行国际路线所万分必须的。三、我的调和主义的错
误，是与在莫斯科代表团对于“学生问题”的错误相联系的。当时对于莫斯科学生中反
对“中大”支部局的李剑如等同志，对于这个小组织，我采取了保护的态度，以至不但
不能反对派别斗争，反而自己陷于派别斗争的泥坑。
但王明、米夫依然对瞿进行无情的打击。
2月20日，中gong中央政治局又专门作出了《关于1929—1930年中gong中央驻国际代表
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称：
当中gong代表团还在国际的时候，秋白同志曾以“中大”学生中反支部局的派别行动
来影响过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的领导之下，对于陈绍禹等
四同志所施的压迫制度，完全是站在代表团多数的派别观念上做成的错误。……秋白同
志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态度，对国际代表的极不尊重的态度，
决不是偶然的，和他的右倾政治意见有密切关系。
借刀杀人
王明、米夫一伙在政治上将瞿秋白打倒，还在经济上卡瞿秋白，当时瞿重病缠身，
王明却停发了他的生活费，每月仅象征性的给十几元钱。这些钱瞿只能糊口，无法治病。
但瞿对共产主义信仰仍坚定，抱病投入文化战线斗争。当时瞿主要翻译苏联的文学作品，
住在冯雪峰的好友谢澹如家中。谢爱好文学，也同情革命，在一钱庄做事。瞿秋白与妻
子杨之华就住在这里——上海南市紫露路68号。
在此，瞿秋白不仅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及许多重要的论文和杂文，还同“左联”发
生联系，并与鲁迅先生建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瞿秋白以“史铁儿”等笔名于“左联”
办的《大众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并提出了革命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
1932年11月间，瞿秋白和妻杨之华住在鲁迅家。不久，由于敌特追踪甚紧，瞿不敢
多停，又转移了数处。瞿与鲁迅关系，愈发密切。杨之华在后来撰写的《忆秋白》中称：
由于鲁迅的关怀和帮助，秋白在被通辑的上海没有被捕，在逃难时不受饥饿。鲁迅
亲自替秋白找房子，送书籍文具。最令秋白感动和喜欢的，就是从鲁迅那里获得外国文
艺作品，其中有些是曹靖华同志要鲁迅转秋白的。《海上述林》译文的原著，是鲁迅送
他的礼物，鲁迅自己的作品，也给予秋白极大的安慰。但由于反动的国民dang的压迫，使
秋白连看书的自由都没有，往往使他最宝贵的书来不及从敌人破获的住所中拿出来，一
批又一批地失去。
后来，到1934年1月间，瞿秋白奉王明主持的中央之命，从上海到江西的中央苏区
工作。2月抵达瑞金，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人
民教育委员，即教育部长，并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
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因王明“左”倾路线的指挥而失败，只得离开江西根据地，
向西转移。瞿秋白要求随队西行，但王明在中央的代理人博古、李德坚决不同意，瞿不
得成行，而被留在了江西。
长征甩下了瞿秋白，这是王明、博古一伙人有意借刀杀人。
被捕入狱
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的山间小道上，踽踽着一支队伍。队伍里有三男二女，
他们是中国共产dang在红军长征后留驻苏区的负责干部：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以及项
英的妻子张亮和时任中央妇女部长的周月林。他们是根据中gong江西分局的决定，准备转
移到香港和上海去的。
2月24日，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大家刚歇下，突然村头响起
枪声，原来，长汀县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团得到此地有小股红军的报告，便一举包围了小
径村。
红军护送队长胆小怕死，枪声一响，就跑得无影无踪。这时，邓子恢挺身而出，担
负临时指挥的重任，他带队伍左冲右突，激战一小时，仍不能突围。
敌人越逼越近，何叔衡遭敌枪击，英勇牺牲。患重病的瞿秋白不断奔跑，但未能冲
出去，已精疲力竭。这时，邓子恢过来，拉着他跑，他实在无力了，便对邓子恢说：
“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别管我，快点走吧！”
邓子恢急说：“你走不动，我背你。”
瞿秋白坚持不走说：“你快点走吧，不然，我们都跑不了，我藏在这里，敌人是不
会发现的。”这时，四面枪声更急。无奈，邓子恢只好带着其他战士边打边跑，终于冲
出重围。藏在灌木中的瞿秋白被敌人发现俘获。
瞿秋白被捕后，受到审讯，敌人对他施以酷刑，强迫他说出共产dang机密，但瞿秋白
坚不吐实。他编了假供，说自己名叫林琪祥，现年36岁，肆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
在上海经营旧书店，然后又入医院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到福建游历，恰逢红军攻打漳
州被俘，送往瑞金充当医生，1935年1月携款逃离瑞金，不意被国民dang军队俘虏。敌人
对此不相信，多次对瞿秋白拷打逼供，但瞿都不改原词。
敌人无任何证据证明瞿秋白的真实身份，便以为瞿秋白是个一般医生，准备将他释
放，但要瞿秋白写信到上海索要证明，或在当地找铺保，以证明和共产dang无关系。于是，
瞿秋白用“林琪祥”之名，分别向上海的鲁迅和周建人去信，请他们帮忙保释。鲁迅、
周建人和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得知后，立即筹集款项，准备进行营救。
就在鲁迅等人积极奔忙之时，不幸的事发生了。4月10日，国民dang抓住了中gong福建
省委书记万永态的妻子，供出瞿秋白等人在濯田区被俘。接着，张亮叛变投敌，供出：
“那个医生‘林琪祥’是曾任中gong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之后，曾到苏区教育人民委
员会工作的郑大鹏也被捕叛变，并到狱指认瞿秋白。在叛徒出卖下，瞿秋白无法隐蔽真
实身份了，他坦然而诙谐地说：“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
小说一样。”
瞿秋白知道国民dang决不会放过自己，为了认真总结自己的一生，他以关切dang的事业，
怀念同志的真挚感情，写了一篇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
敌人的严刑拷打，使瞿秋白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说：本来“身体孱
弱，积年肺病，……狱中困顿，又多侵蚀其体力，……现觉日就衰惫，手足乏力，头晕
眼眩，时发潮热，秽气熏蒸，似饥似饱，似此久羁不决，势将瘐毙。”
虽然如此，瞿秋白已作好思想准备，抱定必死的决心，与国民dang反动派作最后的斗
争。“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
1935年4月25日，瞿秋白被解送到国民dang三十六师驻防地长汀县城，关押在长汀中
学。
瞿秋白被捕，使国民dang从上到下很高兴了一阵，认为：像瞿秋白这样的共产dang大人
物，如果能使他改变信仰，对于国民dang的统治，对于破坏共产dang的组织大有好处，因此，
用尽种种办法，企图使他就范。
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是蒋介石的亲信，过去读过瞿秋白的著作，听过瞿秋白的演讲，
也很仰慕瞿的学问。他认为像瞿秋白这样身份的人物，酷刑是不起作用的，必须以软化
办法，磨砺其革命意志，以收劝降之功。
于是，瞿秋白受到了完全不同于濯田的待遇，他住进了一间一丈见方，并砌有地板
的房间，还有一张书桌，两条板凳，一个洗脸架，伙食按师部工作人员标准，有时还安
排几两酒。瞿秋白在房里可以看书，写字，刻图章，宋希濂见了瞿秋白总是笑容满面，
十分客气地以“瞿先生”相称。但有长期对敌斗争经验的瞿秋白透过优厚待遇的纱幕，
早已洞悉了敌人的阴谋。他摆出不卑不亢，亦刚亦柔的态度，与敌人周旋。
宋希濂一方面在生活方面实行软化政策，另一方面也用各种方式提审瞿秋白。有时
还邀请瞿秋白赴宴。但各种办法用尽，宋希濂始终一无所获，他们又使出一招，让瞿秋
白写一份供词，要求写得长一些，他们以为，可从中搞到某些机密。
瞿秋白一眼看穿敌人的用心，但他答应了。他以笔墨为武器，进行对敌斗争。在狱
中，瞿秋白写出了一篇4000多字的供词，以极大篇幅全面、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
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dang对苏区的攻击和污
蔑。
在正气凛然的瞿秋白面前，宋希濂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与失败，他电告国民dang最
高当局，说瞿秋白毫无动摇之心，请中央定夺。
国民dang最高当局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等人对瞿秋白恨之入骨，决定将其处死，
但仍不放弃最后的幻想。在陈立夫安排下，国民dang中央派中统特务骨干分子王杰夫以
“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dang务视察委员”的身份到福建劝降瞿秋白。
临行，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说：“如能说降瞿秋白，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号召和
影响都是很大的，你将为dang国立一大功。”王杰夫向陈立夫保证：“我们有办法，比他
顽固的，我们都做成功了，我们好好干，一定要瞿秋白俯首归降。”
在一间布置考究的房里，瞿秋白和王杰夫见面了。一场特殊的战斗开始了。
王杰夫紧盯着瞿秋白，细声慢气地说：“瞿秋白，我们很尊敬你，今天与你见面，
只是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你的问题。”
瞿秋白礼貌地答道：“谢谢你的好意，我的问题没什么考虑的。”
王杰夫摆头说：“不、不，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
和家属，倒是希望你好好加以考虑，你可不能使他们失望。”
瞿秋白笑笑说：“我自己的问题，从来都是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
属来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是我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无必要要亲友代劳。”
王杰夫仍不甘心，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瞿秋白，我们从南京到长汀来，是
因为你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你的中文特别是俄文程度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你生存下去，
可以做翻译工作，翻些托洛茨基最近有关批判联共的著作，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
的……”
瞿秋白打断他的话说：“我对俄文固然懂得些，译一些高尔基等人的文学作品，自
己觉得还可以胜任。如果译托洛茨基反对联共的著作就狗屁不通了。”
王杰夫实在恼火，但仍假惺惺地说：“朋友、亲属关心你，中央挽救你，也是爱惜
你的才学，才派我们远道而来，哪料同你谈了这么多，你却无动于衷？”
瞿秋白很平静地说：“王先生，谢谢你的好意，我问你们，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
区别？我知道，你也知道，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
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
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痛苦。”
瞿秋白坚定的革命意志及坦荡胸怀，使王杰夫等中统特务无可奈何，只好草草结束
谈话。
此后，王杰夫等又多次和瞿秋白谈话，但瞿秋白毫不屈服，王杰夫毫无办法，准备
回南京复命。在离开长汀前一天，他仍不死心，又去威胁瞿秋白说：“瞿先生，我们决
定明天离开长汀回南京，这一回去的后果，你应该知道，所以我希望你在我们走以前，
最后表示你真正的态度。”
瞿秋白坚定地表示：“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已谈
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
王杰夫又说：“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作公开的反共工作。瞿先生，你
学识渊博，现在国家正用人之际，所以我们才爱惜你的生命。你看顾顺章转变后，南京
对他的优待。他杀人如麻，中央都不追究嘛。”
这时，瞿秋白霍地站起来，厉声道：“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
作是识时务，我可不愿做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我情愿做个不识时务的笨拙人。”
王杰夫的劝降彻底失败了。
宋希濂接到蒋介石处决瞿秋白的秘电
1935年6月17日中午，宋希濂接到蒋介石处决瞿秋白的密电，即派师参谋长向贤矩
通知瞿秋白。
向来到狱中时见瞿秋白正专心伏在桌上写字。向对他说：
“瞿秋白，你多次说，从被捕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现在可以成全你了。遵照委员
长的命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瞿秋白听了向贤矩的通知后，连头也没抬一下，继续边写边说：“我早就等着这一
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的为人。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话早已说完了。”向默默退出。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很早就醒了，起身换了一件新洗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
认真漱洗完毕，泡上一杯茶，点了一支烟，坐在窗前，翻阅唐诗。他刚好翻到韦应物所
写的《寄府县僚友》一诗，颇有感慨。瞿秋白为了dang的事业，可以抛弃一切，但又留恋
人世间美好的事物。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他将韦应物的诗句和其他几位唐人的诗句，
拼成一首诗：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来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偶万缘空（郎士元）。
刚写完，三十六师军法处处长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监狱催促。瞿秋白知道最后
的时刻到了，他又拿起笔，匆匆写了几行字：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
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方志耳。
写完，瞿秋白昂首凛然走出牢门，这时，宋希濂及三十六师大部分军官共约100多
人齐集外面大厅，瞿秋白很蔑视地扫视了他们一下，便步履从容地走出大门。在匪兵押
送下，瞿秋白来到长汀县中山公园，按宋希濂的安排，先在此照相，瞿秋白坦然整理了
衣履，双手背向后，威然挺立，拍照完毕，凉亭内已安排好酒菜，秋白旁若无人地走进
凉亭，端坐上方，拿过酒杯，呷了一口酒，道：“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
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说罢哈哈大笑。
餐毕，瞿秋白在匪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向设于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的刑场。瞿秋白
手夹香烟，缓缓行走在青山绿水间。
他边走，边用纯熟的俄语唱起了《国际歌》和《红军歌》，声调低沉，却雄浑有力。
刑场终于到了，这是一块草坪，瞿秋白盘膝坐下，然后抬起头，对刽子手微笑点头
说：“此地很好，开枪吧！”随着罪恶的枪响，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杰出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瞿秋白饮弹洒血，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享年3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