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山人海”音乐制作公司成立于1999年6月16日，旗下集合了多个乐队组合及富有才华的音乐人，是香港乐坛为数不多且发展良好的独立音乐厂牌。上图为2007年8月21日，香港，黄耀明（右一）率领“人山人海”为支持环保演唱。图/CFP
2009年的“华语传媒音乐大奖”中，最佳组合（at17）、最佳编曲（梁基爵）、最佳粤语专辑（《公路之王》）和最佳粤语男歌手（黄耀明）大奖，全都落入了香港独立唱片厂牌“人山人海”囊中。“人山人海”，自1999年夏天创立，如今已走过十年。在主流唱片业逐渐走下坡路的十年里，“人山人海”依然保持旺盛的创意，同时在主流与非主流音乐界游刃有余，在当今香港乃至国内的独立音乐界，依然独一无二。
7月18日和8月2日，“人山人海”先后在广州做十年“唱聚”。除了驰骋乐坛20多年的前“达明一派”主唱黄耀明以外，极少亮相幕前，角色却举足轻重的主力制作编曲蔡德才，录音师、“拜金小姐”组合成员之一的李端娴，以及香港上世纪80年代第一代女填词人、商业二台创意总监何秀萍等人，都轮流在两场音乐会上亮出自己的“独活儿”。8月2日，《再见二丁目》、《春光乍泄》、《数你》、《罅隙》、《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背后的主创者，将与“假音人”主唱陈浩峰一起，自弹自唱这些先由别人唱红的歌曲。未来，这个“香港制造”的厂牌，将向内地探寻更多合作可能。
同事关系介于朋友和乐队之间
“人山人海”的工作室位于香港中环一道立满了殖民旧楼的坡度一侧，这条小街叫“奥卑利街”，和香港其他街名一样，由中译英而来。
20多年前以写给“达明一派”的《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开启了填词人生涯的何秀萍对记者说，选择在这里立业，更多是“人山人海”寸土寸金之下的惶惶然之选。
但环顾一下，你会发现居所与人群气质之间，巧合得甚有关联：狭小且低调的空间里，大玻璃窗外直面繁荣主流的中环，裹藏在因罗大佑而染上怀旧色彩的皇后大道中。
“人山人海”这个独立唱片厂牌，十年里坚持制作、发表至今仍算“非主流”的电子、清新民谣，及种种融合风；同时还跨领域参与电影、剧场、舞蹈、漫画的音乐制作。厂牌的核心人物黄耀明，至今仍然是香港“弄潮”的象征。
前女子二人组合“拜金小姐”之一、香港鲜见的女性录音工程师李端娴，指着相框中放大的合照让我看：“‘人山人海’这个地方，最特别的是人。你看我们的合照，没有一个人的表情是像‘在中环上班的同事’（白领/中产阶级扎堆）。”
不错，照片上，从“大佬”黄耀明，到他们签下的年轻组合at17、PixelToy，人人都是一脸“不正经”。
蔡德才提到，十年前的香港还有一个独立厂牌叫“声音工厂”（SoundFactory），但相比之下，“声音工厂”更接近传统唱片公司的架构；而“人山人海”则像一个社区，同事们的关系“介乎朋友和乐队之间”。
还没有签下女子二人组at17之前，“人山人海”曾为张国荣、王菲、林忆莲、黄秋生、梁朝伟等人制作或监制音乐。
现在的音乐总监于逸尧，因为写出《再见二丁目》的曲子而被更多乐迷熟知。主力编曲、制作蔡德才，录音师李端娴和于逸尧，都亲历了“人山人海”的诞生。
在那之前，他们都无一例外在香港的先锋剧场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里浸染和熏陶过。然后也都因为黄耀明，而彼此聚到一块儿做音乐。直到今天，只要黄耀明一有演出，舞台设计还会找“进念”的班底。
人海相遇不同风格的跨界组合
在李端娴的印象中，“进念”最擅长借助舞台建筑去表达想法。“他们对舞台空间的利用很彻底，连灯都摆得很方正、整齐。”
于逸尧目前正在忙一个“跨界”项目：“进念”今年将在香港文化中心做一个“建筑艺术节”，全都以建筑为切入点。其中有个部分会讲中国建筑，选了紫禁城做“典范的符号”。
于逸尧与“进念”合作，借用了《大紫禁城》书里的概念，发展出了展览、两个舞台演出和讲座。其中，一个演出由江苏昆剧院的退休师傅创作，他会去做另外一个现代的版本。
“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的特色是隐藏了很多哲学、民俗等的概念，比如五行、阴阳。我想以音乐为主要载体，用多媒体的剧场演出：影像、文字和灯光，去呈现那些中国的元素。里面也会有昆剧老师出现”，于逸尧说。
蔡德才和李端娴认识黄耀明，都在“进念·二十面体”的剧场里。而十多年前正职是在“亚洲电视”做配乐的于逸尧，业余在“进念”帮忙，偶尔在一次饭局上跟黄耀明认识，但他那时甚至都没怎么听过“达明一派”的音乐。可当黄耀明听说他是“做音乐”的以后，就私底下约他聊天。
于逸尧回忆：“我俩当时的音乐风格区别还很大，可他觉得挺有趣，于是我们试着碰了一下。”
1990年，“达明一派”开演唱会之前，需要找人做程序，同时黄耀明也想找些新人当乐手，就找到了蔡德才。
那时候，学法律出身的蔡德才，白天干“正事”，晚上做音乐。演唱会开完了，“达明一派”二人因为音乐路向的分歧渐大，决定解散。黄耀明便开始寻找新的班底，酝酿个人专辑。他与蔡德才在舞台上合作得颇愉快，于是找后者写些歌“试试看”。
可歌写出来以后，黄耀明觉得风格“不大同路”。蔡德才接着翻出了一首自己从没发表过的歌，同时两人聊天，聊到了DavidSylvian（英国乐队Japan的主唱），发现原来两人都喜欢他。
“从那一刻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如今，早就是全职音乐制作人的蔡德才，依然负责公司的法律事务。个性爱好 大家一起“脑力震荡”
“人山人海”的核心阵容，成长年代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之间，这段跨度，恰好是香港乐坛变动最激烈的时段，香港乐迷的聆听史也分了好几个阶段。
蔡德才最初听音乐，听的都是流行曲，当时叫做“粤语时代曲”，“丽莎、关正杰他们”。到他十几岁时，有段时间日本歌在香港很红，他就开始狂追中森明菜。后来在朋友的影响下，蔡德才开始听英国的流行音乐：“宠物店男孩”、“威猛”乐队听得最多。
说话文静的何秀萍，也许是这群人里最爱看书的：她小时候的消闲方式就是读《红楼梦》(旧版 新版)，之后读张爱玲，有时也看翻译小说。何秀萍说现在总想重看《红楼梦》，“可是工作太累了，翻几页就读不下去了”。何秀萍的好朋友里，有20几岁就到香港唱歌的一代爵士女歌手潘迪华，也有写影评的迈克。迈克每次回香港，两人都会约出来喝茶聊天。他与“进念”一群人一样，是“人山人海”外围的朋友，大家认识了十几二十年，一个人想到了什么点子，其他人一起做“脑力震荡”，“人山人海”一路上就是这样获得了不少建议。
何秀萍喜欢研究星座，“我是双子座的，据说是双重性格。我的底子是安静的，但一到了热闹的场合，也会被煽起来。可我永远不会到达疯狂的状态，理性总令我往后退。”她和黄耀明都是双子座，“我比他早十天，性格上有点相似，和心灵相通，对事物的看法很接近。”何秀萍年少时就喜欢听沉哑的人声，比如CatPower和莱昂纳·科恩那样的，“或者像Nico那样懒洋洋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荒腔走板。有时我幻想，假如有一天我唱歌，也想那样唱。”
独立厂牌 现在要沉淀和整合
1996年何秀萍为了爱情和家庭生活，搬去了美国旧金山，暂别香港乐坛。2004年，生活的变迁，令她想到了“最安全”的选择：回家。甫一回到香港，就有一个“人山人海”向她张开怀抱。“也许是注定的吧”，何秀萍目前除了在这里当填词人，还是商业二台的创意总监，还主持两个电台节目。她觉得回到香港以后，受到一些旧价值观与新生代价值观的冲击：“在商业世界里，一些以前你觉得值得的事情，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去欣赏”。但唯独“人山人海”里人与人的信任感很相似，“虽然彼此认识的深浅度很不同，但基本信念没什么分歧”。何秀萍记得很开心的一个瞬间，那是她从旧金山刚回来不久，“人山人海”和电台合办了一个“人山人海包围达明一派”的跨界音乐会。当时“达明一派”临时重组，发表了新唱片，里面有一首翻唱版的《上海滩》。在音乐会上，“人山人海”加上“进念·二十面体”的所有朋友，一起上台重唱“浪奔！浪流！”，“那个时刻好难忘”。而在于逸尧的记忆中，特别开心的那次是2000年，那时at17还没加入，“人山人海”所有人一起去柏林做“光天化日”演唱会。他对演唱会本身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但那次在国外，待了很长时间，大家一天到晚待在一起，说了很多平时没有机会说的话，彼此沟通得很贴心。
十年以后，“人山人海”依然独立，而且在香港依然是唯一进入主流视野的独立厂牌。何秀萍提到，在香港专注于做非主流的，还没熬出头来，很多都早夭了。相比于国内独立厂牌的密集萌芽，两地恍如隔世。平时较关注国内独立音乐的于逸尧觉得，自己并不住在当地，不可能真正了解国内的音乐生态，但他迄今的粗略感觉是：国内乐手的凝聚力未必那么集中，但层面很广，各种类型都有；而且乐手们尝试的胆量很大，有激进的也有温和的。他认为国内现在正处于“向前”和“起飞”的状态，而香港乐坛的起飞是在上世纪70年代，早就过了这个阶段，“力量和气氛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是沉淀和整合的阶段，历史虽然不长，但期间仍然需要思索：将来怎么走下去。”香港乐坛 市场萎缩，地域限制被打破
蔡德才认为，香港独立厂牌的模式跟十年前并没有大的变化，但现在发表音乐的平台宽广了很多，今天唱片公司的走势其实已很危险，“发表作品并不一定需要唱片公司，用网络就行。所以，现在当有新的艺人加入时，有时我们会反问：真有必要加入我们吗？”他提到最近刚刚解散了的独立乐队“永远的柴可夫斯基”，“在香港独立乐坛看来很有趣的：这个乐队的整个计划正是以网络作为平台，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
李端娴不认同“人山人海”是“另类”的。她认为“偏向电子风格”，是它的一个特色，“但现在也开始不是了：我们这里有些人会去做电影音乐，也有人做广告音乐，当我们做的音乐成了纯粹为视觉、画面服务的时候，音乐的身份就再也不是以‘人山人海’的风格先行了。”她直截了当地指出，“人山人海”“最初为兴趣，现在为钱”。
“人山人海”目前为止，签约艺人只有at17和PixelToy。蔡德才说，不久前他们通过网络招募自弹自唱的音乐人，看中了一个男歌手，最近会加入。另外还会有新的制作人进来。蔡德才的感觉是，这十年里最大的难处是“人手不够”，而且“毕竟是小公司，钱不够花”。因而他们需要考虑得很实际，发挥创意去寻找筹集资金的门路。“香港的流行曲制作减少了，这是事实，但那样我们可以转而做剧场音乐、广告音乐，将来也会为展览会做音乐。除了做音乐，也会出一些吉他谱和产品，与赞助商联合做宣传。”
不过，于逸尧并不认同“人山人海”偏离了最初的方向。他提到，黄耀明的音乐道路，从一开始《石头记》就与剧场有密切关系。“人山人海”的风格，于逸尧说“从没有琢磨过”，他认为“每个独当一面的创作人，当大家在一起合作时，音乐类型和风格都会走得很宽：电子、英伦、民族，我们都有过尝试。”何秀萍觉得标签是不必要的，但她希望“人山人海”能像变色龙或者变形虫，“与时并进，不要让自己在河水中没顶了”。
7月18日在广州的音乐讲座活动上，黄耀明说“人山人海的十年，正是香港唱片业衰落的十年”。李端娴认为，有人说音乐气候跟十年前相比，市场萎缩了，做音乐艰难了，“但另一方面做独立音乐的是更普及了和广阔了，可参与的人多了很多。地域的限制也渐渐被打破。香港是很小的地方，还有很近的深圳，不远的广东省，还有这个国内，是无限的。自然而然，会发生更多这样的磨合和碰撞。”同时她也希望“通过做音乐赚很多钱”———因为她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开一家录音室的心愿，而且想到国内开音乐会，有机会的话，想找张亚东合作。C14-C15版采写、摄影（除署名外）/本报特派香港记者张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