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的崩溃令所有人，包括那些以汗牛充栋的文章论述苏联体制的致命缺陷的经济学社会学专家都大吃一惊。就连早在苏联解体的前20年就断言苏联撑不过20世纪的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也承认，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巨变是在90年前后，而不是更早或者更晚发生。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彻底剖析苏联的崩溃的文章，因为这个问题太广泛太复杂了。这篇文章只是着力于让大家了解苏共崩溃的一个侧面。
苏共并不是被外来的力量所击倒的，相反苏联的体制如果用于应对外来的力量，绝对可称得上是钢铁的核桃般坚硬无比。苏共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自身的体制和奉行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已经被包括苏共dang内精英在内的大部分苏联人民所抛弃。学者在研究后来开放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献时候发现，苏联dang政精英已经逐步意识到，苏联的体制的崩溃和冷战的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思考的，当然不会是自己跳出去拿身家性命阻挡时代车轮，而是开始起来着手准备跳到俄罗斯民主派和改革派这辆新列车上去，保住甚至扩张自己的权力地位财富。在这种情景之下，1991年少数的苏共保守派在发动政变时才意识到，自己不但是被苏联人民，也是被自己以前的“同志”所抛弃，就好像冲出战壕才发现自己原以为的同盟军不过是在后面看热闹，有的甚至和自己对面的敌人相互嘘寒问暖互拉家常，其尴尬和孤立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大家还是难以理解苏联崩溃前后的这种情形，只要回想一下1911年前后中国辛亥革命时旧官僚们“咸与维新”的热潮就好了。
苏联意识形态崩溃的另一面还在于苏联官方和人民微妙的“默契”，即老百姓不再相信官方宣传的那一套东西，但是表面上还装着相信，而且还在公开场合表示相信和遵从。官方精英也知道老百姓已经不再相信，却还是以例行公事的态度进行宣传。在这种状态下，其实苏联已经成为了一个“默契虚伪”的国家，即把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肯定和奉行作为一个面具，老百姓给官方看，下级给上级看，上级给上级的上级看，最顶级做给全国人民看。但是这种默契并不是无代价的——
许多苏联问题专家都指出，苏联自赫鲁晓夫时代起通行的高福利政策是彻底拖垮苏联经济的一大原因。苏联的体制和经济形态是为了低消费，低福利，重视重工业和军工的目的建立起来的，也只能应付低福利低消费的经济形态。但是苏联采取的政策却是一方面仍然重视重工军工，以便在冷战中与西方相对抗，一方面却使用高福利的政策，在经济上犯的是被苏联自己所击败的纳粹德国所犯的致命错误——两线作战。这两线作战消耗的恰恰就是社会投资和原先就不厚的轻工业底子。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昏庸无能之辈就靠着前消耗斯大林时代的工业积累，后提前吃掉为子孙后代投资的高福利，安然度过了他的执政期，而把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交给了戈尔巴乔夫。到了戈尔巴乔夫手里，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商品短缺，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完全停滞，戈尔巴乔夫不得已进行了经济系统的改革，其实是无奈之举，但是这个改革却必然要逼迫老百姓放弃已经习惯了的“高福利”，勒紧裤腰带而引发强烈反弹，这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两难境地，高福利是苏联人民放弃话语权和政治权利的交换代价，放弃高福利又维持苏共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事情。加上苏共精英的骑墙态度，和早已准备好的改弦易辙的决定，终于使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塌。
后来苏联问题专家对高福利对于苏联的致命损害的思考和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高福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是苏共高层突发善心的结果。它事实上标志着斯大林时代以后，利用个人崇拜和dang政军特系统的恐怖统治已经逐渐失去了他的力量，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使用高福利政策来收买人心。从这个方面说，斯大林的去世恰恰就是苏联人民开始全体性怀疑苏共意识形态的开始，恰恰也就是从怀疑，到不相信，到否定。也就是这种怀疑和否定挖掘了前苏联的坟墓。
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导致了苏联著名的“厨房政治文化”的出现，苏联的老百姓在经过一整天的假话之后，在自己的厨房（苏联的厨房很大，家人多半在那里吃饭），边吃饭边讲一些在公开场合不能说的真话，批评时政。这种政治文化其实就是在挖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墙脚，并且孕育了一代或者说两代不再相信苏联官方宣传的孩子，并在90时代成为苏联社会的中坚。
另一方面，苏联的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也很重要，从60年代开始，苏联知识分子就利用非政治宣传的杂志，来揭露一些社会真相。最有名的就是文学杂志《新世界》，另外地下流传的手抄出版物也逐渐出现，现在随处可以买到图书，或用惯了复印机的朋友可能很难理解为了阅读这么一种欲望而去用手抄写书的那么一种行为，而手抄过《少女之心》的朋友可能会会心地一笑吧。
70年代，青年文化运动是苏联历史（特别是从研究苏联崩溃这个角度）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历史。70年代，经过“厨房政治文化”熏陶的青年已经不满足接受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而自发地进行聚会，参与体育、文化活动，包括从流行音乐到体育活动到文学，他的根本特征是寻求自身的解放和文化的多元，实现自己独立的社会价值。这些青年文化社团的两个结果，一是熏陶了一代拥有独立自我意识和思想解放的青年，并成为政治改革的拥护者。二是促成了社团文化，青年文化的社团组织，由70年代集中于文体方面，逐渐进化到80年代的环境保护，国际和平，乃至人权（1987年莫斯科成立人权运动团体），1987年莫斯科的学术精英们成立了一个“改革俱乐部”，已经开始探讨政治问题，并与1988年3月份（不是太准确，记忆应该是），纪念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这次活动另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在没有官方操纵情况下活动参加者中选举产生了代表人物——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
1988年“民主联盟”召开大会，在警方干预之下依然宣布民主同盟是一个“反对dang”。至此，苏联体制下的最后一个完整基石也动摇了，当反对dang出现的时候，他的本身的标志性意义远远大于这个反对dang的纲领内容和来源等等实在的意义，苏联老百姓即使是出于“换换口味”“算算旧账”一个最简单的逆反心理，也会走向反对dang一边。这并不难以理解。在我们海峡对面的小岛台湾，国民dang的下台和民进dang的上台也就是这一现象的重现。
苏联的崩溃始终是一个大课题，我从一开始就声明，我并无能力原原本本说明苏联崩溃的原因，而是揭示一个侧面。当然，要特别予以澄清的是，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所有的功绩和贡献都是土生土长的团体、dang派和人士在苏联的土地上在苏联的人民中间做出的，至于那些在苏联土地之外的“民主人士”的贡献，基本是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