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当代著名女作家，1957年9月出生，籍贯河北赵县，70年代下乡知青。先后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候补委员，现为中国作协主席。代表作：《大浴女》《永远有多远》《第十二夜》等。
茅盾和巴金曾经是铁凝在少女时代遥望的两座伟岸的文学奇峰。
遗憾的是直到巴金病逝，铁凝也没能见过这位文学前辈，而与茅盾则有珍贵的一面之缘。
1978年的冬天，铁凝是“战战兢兢”见到茅盾的。
“那年还在农村插队，我是生产队里唯一喜欢文学的知青，不到20岁，在劳动之余写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当时的中国儿童出版社在北京组织儿童文学笔会，我被请到北京。”
在那次笔会上，铁凝和同伴们荣幸地被邀请到茅盾的家里。那是一幢种满草木的四合院，就是现在的茅盾故居。那天的天气很好，阳光使茅盾家的庭院里一片明丽。铁凝和同去的几位儿童作家被人领到茅盾的书房里。
“大家都感觉慌乱，大气不敢喘，能感觉到自己猛烈的心跳。”
时隔28年之后，铁凝回忆那个时刻。从全国各地来的年轻人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簇拥在茅盾先生的身边，因为敬畏甚至不敢靠前。其实也没什么好怕的，就是一个老人，但还是慌乱。那时茅盾的眼睛不好，他要看清来的人很是吃力，他跟前来探访的年轻人一一招呼。
“那次会见说的话并不是很多，但是因为紧张，谈的什么话都不记得了。”
2006年11月12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49岁的铁凝当选为新任主席。铁凝的名字和茅盾、巴金的名字并置，成为继茅盾和巴金之后中国作协57年历史中第三任主席，并成为中国作协首位女主席。
海内外媒体聚焦这个时刻，宣称“铁凝的当选使中国作协主席走下神坛”，“中国作协主席，一个平民时代的到来”。
作为新时期女性作家的一面旗帜，铁凝的影响力可谓持久。她的早期作品如《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哦，香雪》，多描写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从中反映人们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苦，语言干净、柔美、清新。从对现代文明充满憧憬的少女香雪，到具有象征意味的红衬衫；从撕开了生活丑陋和血污的玫瑰门，到尹小跳饱受艰辛的情感历程；从被汪曾祺称赞“俊得少有”的“孕妇和牛”，到浓缩了旧中国50年历史的冀中平原小村庄，有媒体称：“铁凝的每一次亮相，都带来当代中国文坛的一次惊喜。”
1986年，是文学界公认的铁凝创作转变的分界线。1986年、1989年、1995年，铁凝先后发表反省古老历史文化、关注女性生存的中篇小说《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三垛系列”使她的风格从纯净走向凝重，铁凝的创作从此走向成熟。此后《玫瑰门》《大浴女》等长篇小说则进一步承续着她对生命本质和苦难的思考。2006年初，出版的长篇小说《笨花》则被认为是她30年创作的一次阶段性总结。
与茅盾和巴金相比，铁凝是年轻的。但与茅盾和巴金所处的时代相比，铁凝所面对的文坛却又复杂许多——乱象丛生、饱受诟病、人气萎缩。如此文坛，对新晋作协主席铁凝来说，显然是一个严峻考验。能否带领中国文坛完成一次艰难的转身，再度树立起文学应有的尊严，铁凝的当选被社会广为期待。
2006年11月21日上午，在河北省作家协会的办公室，记者专访刚刚履新的铁凝。
窗外飘落的是石家庄冬季的第一场雪，石家庄被铁凝称为“我们的村庄”，回到庄里的铁凝也重回安静的状态。
不愿意跟文学说再见
记者：你会因为担任中国作协主席而疏于写作吗？我们看到茅盾、曹禺和巴金因为担任领导工作而很少再写作。
铁凝：我想如果我当作家协会主席以后就把我变得不是作家了，那我首先会让自己特别遗憾，我会对自己有很深的失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只有在不断的写作中才能有话跟我的同行说，借用海岩电视剧的名字《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我说我拿什么跟你沟通呢，我的同行？写作是我热爱的一件事，一个人在生活中可能会有一些东西不再有了，或者他身不由己，但是他爱的职业被保留，或者他喜欢的事能够继续做，那是一种幸福。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我怎么会放弃呢？我愿意离文学近，我不愿意文学把我抛弃，不愿意让文学跟我说再见，我也不愿意跟文学说再见，不愿意跟我的读者说再见。
记者：在作家中，你是一个特别的人，你是作家，是作家协会主席，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你有这么多政治的角色，你怎么把这些角色统一在自己身上？对政治的介入影响或者限制你的文学表达的纯粹性吗？
铁凝：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一个作家。一切都是以这个作为出发点的；第二，我不预先设置把文学和政治人为对立起来，因为没有一个作家没有政治主张，就像英国作家劳伦斯说的，每一个作家都会依附一个道德系统，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宣言，没有一部小说，没有一个经典，没有一个优秀作家的小说里面没有政治，关键在于你对政治的理解，是一个狭隘的口号，还是一时的政策。政治也包括作家对世界的态度和立场。
2001年，我跟余华在日本参加大江健三郎的一个作品讨论会，大江健三郎就是一个范例，他对政治对社会的关心和关切程度，一点也没有让他的艺术受损害，他在艺术、技艺的磨炼上对自己有非常苛刻的要求。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减低和削弱他对政治的关注，他对国际问题、对和平、对战争、对人类发展都有自己的态度，他的文学和思想视野开阔而深广。当时余华有一个发言，记得当时他说，他以前确实是厌恶政治，也想远离政治，但是读了大江的一些作品以后，他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和思考。我以为，从劳动的角度看作家，作家是一个写字的匠人，你在技巧的磨炼上、在勤奋的写作姿态上可以说是一个工匠，像一个缝鞋的人，你不能偷懒，差一针都不行，这鞋就合不上。但是作家最终不仅仅是一个匠人，他比匠人高出许多，高出来的就是他对人生的体察，对人的灵魂的探究，对世界的关切，对生存本身的思考。
一个大国养不起最优秀的作家是悲哀
记者：作代会以前，作家洪峰上街挂牌乞讨，被媒体狂炒。莫言在谈到洪峰乞讨行为时说，洪峰是在争取一种公平。他说，作家供养制度在中国还是存在的，很多地方都有供养制度，但洪峰是作家，却得不到作家供养制度的保护。更多的人批评洪峰作秀，以他为耻，被批评的还有“作家供养制度”，认为它应该取消。你怎么看？
铁凝：我想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供养制度”恐怕一时是不能取消的。我认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国家可以有一定的钱拿出来，供养一部分非常优秀的作家。供养作家，在很多国家都有先例。比如法国，比如以色列，法国有很多文化和文学艺术基金，是用来支持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的。在西方，其实国家也在介入文艺体制，他们通过基金会的形式赞助文化和文学活动。我出访以色列，以色列有一个以色列希伯来作家协会，他们是政府要拿出钱来给他们办纯文学杂志，政府拿出钱来为他们租房子居住，让他们开咖啡馆，咖啡馆的收入也是作家的，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养不起几个作家，我想可能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悲哀。
我为什么强调专业作家制度是必要的？我现在不是专业作家，不存在我替自己说话，我可以避这个嫌。据我所知，比如像王安忆、张抗抗、刘恒，他们都是专业作家，他们担任作协的职也是不坐班的，王安忆现在是复旦大学教授，但之前应该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同时也是专业作家，张抗抗也是人住在北京，有充裕的个人的时间。莫言的单位对他也没有硬性要求他做什么，他还是有充裕的写作的时间。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这样一些顶尖的优秀的作家，怎么能配不上国家出一点钱，让他们有一个相对体面和安定的生活呢？对作家来说，住房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有钱可以买一个房子。但是医疗呢？子女的教育呢？社会保障呢？创造一个和谐宽松至少是小康的生活，也有助于作家有一个好的心情，以解除他的后顾之忧，专心为他心目中的文学去探索，我觉得这是国家应该做的，国家不应该放弃这个。
文学会产生出它应有的力量
记者：最近作家陈村上书中国作协dang组，为史铁生陷于困苦状况呼吁救助。你愿意回应吗？
铁凝：像史铁生这样优秀的作家，我想国家尽全力帮助他解决遇到的困难，应该是义不容辞的。这也是作协特别应该具体关注的。这个作家一直坚守着纯文学创作，坚持自己精神的高度，但是他的身体又是那个样子，这么大的一个反差。从个人的角度，我觉得也应该关注。
专业作家制度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完全取消，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法制体系还没有健全起来，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作家全部成为自由职业者，我觉得作家的权益是没有办法保障的。首先，盗版的问题。比如有收入不错的作家，现在很多纯文学的作家也是有好的收入的，但是，也还有探索型、实验性作家，他不为市场所左右，坚持自己的文学追求，他的生活怎么办？除非他有另外一份工作，比如他是一个记者、一个大学老师、出版社的编辑。但是他没有这样的工作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法制的不健全，作家的权益会受到严重侵害，著作权被侵害，被反复地侵害，被非常无情地践踏，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国家虽然近年有改善，但问题还是严重的。我们自己都有过这种经历。有些收入好的纯文学作家，现在住房可以自己解决，但是长久的收入，家庭的生活——家里的老人、孩子需要你抚养，你的生计问题，医疗、看病问题，你不断地被侵害，你实际应该得到的收入，跟你的劳动不成比例，你得不到你实际应该得到的收入，你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作品成为侵权者暴发的手段，而这个时候作家显得比较无力，所以在这里，我还是要替我们中国的优秀专业作家说一句话——专业作家制度并不意味着吃闲饭，也不意味铁饭碗。
记者：以往文学体制是依靠作协组织、文学评奖、文学期刊的运行，以这样的方式组织作家，团结作家，与作家相互依赖。现在的问题，文学期刊经营非常困难，影响力贫弱，还有文学批评的公信力也受到普遍质疑，文学评奖也很难有权威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体制怎样运行，作家协会如何凝聚作家对作协的信任和信心？
铁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作协不是一个人的作协，我想有一个新的领导机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有dang组书记处，他们在运行着很多工作，比如说大家对评奖的质疑，但是应该说他们也很难，他们也在力图扭转和改变，比如说随机抽取评委，增加外地评委的比例数，等等，这些也试图在做一些，已经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新一届的领导机构刚成立，工作还没有交接，我已经回到庄里了，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地为今后的工作目标思考，给我一些时间。我觉得我们会正视这些问题，这是值得关注，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但这不是一个人的事，还有13位副主席，还有整个主席团，还有dang组书记处，可能大家都有很多的见解，把这些见解聚到一起总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我相信，依靠中国作家的共同努力，文学在中国会产生出应有的力量，并不断呈现应有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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