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发展至今，它的形成和特点在不同版本的电影史中都有所记载，从无声片时代到如今的3D电影时代，电影艺术及其工作者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问题。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千姿百态。本文重点通过韩国电影的发展和崛起，来映照中国电影的问题。两国同属东亚，在历史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可是电影产业却大不相同，这其中涌现出来的案例，值得中国电影产业借鉴。韩国的历史、韩国的经济发展以及韩国电影，甚至于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韩流”，都将是本文阐述的关键内容，看似庞杂，却紧密相关，缺一不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韩国电影属性的形成也都是以这些条件为根基的，这对中国电影属性的形成以及未来的发展道理有很好的对比效用。
要了解韩国电影的发展首先要了解其发展的背景。这无疑是一次历史作业，纵然韩国电影的兴起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人的民族特性形成，渐渐有了强烈的民族感和民族意识，加之经济的复苏，都为韩国电影在亚洲的崛起提供了条件，但是，崛起也并不是瞬间就可以完成的，在韩国电影的崛起之前，必然经历了无数艰辛的路程。
从《正义的复仇》开始，电影开始在韩国生根发芽，但是作为第一部韩国电影的《正义的复仇》也直接影响了韩国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电影的特性。电影之于当时的韩国，与其说是电影艺术，倒不如说是韩国人寻找自己民族特性的一条道路。韩国电影无时无刻都在表现民族这一主题。《正义的复仇》便是讲述韩民族遭受苦难与压迫的影片。这些带有很强民族主义色彩的电影，成为了韩国电影的根基，甚至到现在仍旧如此。不过，进入有声电影时期后，韩国电影一如许多国家电影的进步一样，开始多元化的发展，不同类型的影片开始涌现。从韩国人自己拍的《春香传》开始，喜剧、文艺片，甚至是启蒙电影都走上历史舞台。有声片的特质，同时也决定了演员，从话剧中吸纳优秀的演员到电影中来，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模式。1940年，韩国电影进入低谷，日本殖民者颁布的限制韩国电影的条例，使得“光复”前这段时间，韩国电影的产量仅18部，而其中又有14部为日本人拍摄的亲日影片。
光复之后的韩国电影得以喘息和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60年代，韩国政治上的波折以及韩国政府在政策上对电影的限制，使得韩国电影又进入了一个低谷。但这个低谷，恰好可以作为韩国电影复兴的原因之一。《电影法》的颁布和几经修改，使韩国电影最终成为政府完全掌控的产业，加之电视的兴起和普及，韩国电影最终在70年代进入衰退期。80年代初期，朴正熙军制独裁政府的倒台（这一事件对韩国电影的复兴以及崛起后属性的走向有重要意义），韩国电影终于重新得到自由，这一转换时期恰好是我国第五代导演浮出水面并且得到国际认可的时期。一直到韩国电影崛起之前，中国电影和韩国电影的历史路线十分相像。而这种相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政治事件于时间上的共通。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韩国的朴正熙军制独裁都对本国的电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只是中国电影在进入第五代的辉煌之后，并没有像韩国电影那样获得崛起，更为“进步”的政策跨度导致了中国电影并不正常的一个局面，也就是后面要提及的“大跃进”。
韩国电影的发展与其本身的历史有紧密的联系，从这一点上看，一个国家的电影产业发展形式与国家的政治环境和政策条件密不可分。同时，在研究韩国电影属性之前，一个敏感又不可缺少的话题须做讨论，这就是韩国人的民族性。对于一个民族性格的论述应该是多样的，并且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论，就像对中国人民族性的定论不能拘泥在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一样，对于韩国人的民族性，更应该辩证来看。中日韩尽管同属东亚，并且是汉文字圈，但是韩民族由于长期的受压迫统治，对其性格上的影响显而易见。梁启超先生在论述朝鲜的文章中有较多论述。但相对比较中肯并且更具现代价值的是韩国崔俊植《韩国有文化吗？》一书，韩民族强调“我们”的观念并且极度排他，对形式和权威的信服，以及自私的缺乏公共意识和服务精神的性格都成为崔俊植非同凡响的论述结果。而这些性格对日后韩国电影属性的研究和韩国电影的发展有很强的解释作用。
韩国是亚洲较早进入经济转型的国家，同时也奠定了韩国经济至今在亚洲举足轻重的地位。亚洲另一个国家斯里兰卡作为曾经新加坡经济上的楷模，因经济无法转型加之政变，最终导致斯里兰卡的衰落，而韩国人尽管在民族性上有很强的排外性格，但是不可否认他们的依赖性也固有存在，对美国的依赖甚至导致了韩国电影发展的模式。如果说，香港电影对韩国电影和韩国电影人的影响是在意识形态上的话，那么美国对韩国电影的影响则更为宏观。韩国电影从政策上的限制，走向了最终相对民主自由化的政策上的扶持，就这一点来看，恰好像法国电影新浪潮最初的意义一样，要打破好莱坞（同时兼有香港电影）的控制，建立自己的文化模式。这种扶持更会让人想起来日本和台湾。日本对于引进电影的限制和对本国电影发展空间的宽松政策，还有台湾对于本土电影产业的政府扶持计划，无疑是韩国政府吸纳的长处，并且为韩国电影之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前所述，韩国电影的发展与政治上的导向和政策息息相关，那么韩国政府在政策上的“解禁”，也为韩国电影带来契机。前面提过韩国的《电影法》，法是根本，有法才有依据，也才有改变的可能性，一个国家的电影产业如果没有一个法律的依据的话，那么其改革尚属妄想。
除却政策，经济模式的转换也使得电影必须要进行改革，一如中国电影，从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开始，中国电影也由政府管制的宣传工具（国立的电影制片厂）转型为产业性质（私营的带有融资性质的电影公司）。经济对电影的影响也十分重要，拿台湾电影来讲，虽然同属亚洲经济发达区域，但是经济模式却大不相同。韩国经济前十强中，电子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占据半壁江山，这对韩国电影崛起后的新发展有很强的昭示作用。台湾电影的消沉无疑在于其本身经济模式的局限。韩工业的发展，导致韩国电影在这段复兴崛起时代后，会更快地进入技术时代，甚至是高科技时代。从这一点来看，韩国电影的发展仍旧没有离开美国模式。
归根究底，韩国政府的政策，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韩民族的民族性（兼有历史过程）直接影响了韩国电影的属性。而也正是这三个方面，使得韩国电影在三种属性上尤其明显，这三种属性表象上是韩国电影的类型与风格，实质上，代表了韩国电影甚至是韩民族的精神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