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认为，在国内市场不足以支撑的情况下，盲目追逐大片是不可取的。
《麦田》很有何平自己的风格。图为范冰冰
剧照。
制作成本：伺候明星助理不如去扶贫
新京报：《麦田》为何没有表现观众所熟悉的武侠、动作、战争大场面等元素？
何平：有几个方面。一是正面描写战争的电影已经拍得太多了，我认为这种片子在中国是拍不好的，因为制作不够大。比如说《赤壁》，如果用6个亿就拍一场战争，能拍得不错，但要在里面讲那么多人的故事，就会导致每场戏都拍不精。第二，我们自己的制作团队在能力上还是达不到好莱坞的实力，像《勇敢的心》、《角斗士》
这样的片子是做不过人家的。第三，战争片需要大量优秀的群众演员，我们找不到成千上万的职业群众演员，细节稍有差错就容易让人觉得假。而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讲，我对帝王将相、名人是没什么兴趣的，对年代也没兴趣，我还是愿意沿袭我以往描述小人物的路数，我喜欢干那种能力大于理想的事。
新京报：与你同时代的第五代导演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但《麦田》似乎并没有这方面的野心。
何平：第五代导演为何还能主操商业电影的大盘，与我们这代人有意愿不断改变自己的欲望有关。中国肯定需要大片，但是中国的大片还没有走出自己的路。我们的大片如果没有海外市场的支撑，很难在国内赚钱，这种现象并不利于大片盲目地去跟拍。我们应该总结一下《画皮》和《非诚勿扰》这两个案例的成功经验。我从来没说《麦田》是大片，但是我们的预算足够维持影片一流的制作水准，“大”到这个程度就够了，不能盲目大到这个市场完全不能承受。
新京报：你曾说过你的电影倾向于用内地演员，这个观点与现在的发展趋势可不同。
何平：我不是请不起那些港台大牌明星，而是伺候不了他们身边的人。动辄一带就是十几个，都要求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而且随便签单。最后算算那些助理签单的费用比导演的伙食预算都高。人对社会应该有责任感，他们这样就是一种浪费，我有这个钱还不如扶贫去。
中国电影现在形势很好，但是应该节约成本，让这个行业健康发展。香港电影搞垮了，他们还可以来内地拍片，听说台湾电影明年也会有一个进来的政策。大家都能往这儿退，可是内地电影往哪儿退？这是一个绝无后路的电影市场。他们都来这儿就业了，我们到香港拍戏还得七天回到深圳签一次，台湾更不用说了。考虑到大家庭中我们是老大，我们都没说什么。但是当初我们可不是老大，他们都瞧不起我们，所以我还是大量给内地演员提供机会，说心里话，内地演员的演技比他们强多了。
叙事实验：观众还没进步到看伯格曼
新京报：《麦田》有很多的实验性尝试，比如用两个骗子的讲述来还原一段历史。
何平：用两个人的讲述去描述一场战争是非常残酷的，如果我们正面去拍屠杀，会既血腥又暴力，而《麦田》却很干净，但是通过两个说谎的人的讲述却会让你看到人性内在的残酷性和丑陋的东西，比正面描写一场战争会更让人印象深刻。这样的尝试还有很多，比如如何让这类风格的影片投入到商业市场。我们的市场不能太单一，尤其是观众对电影的理解能力已经越来越高。
新京报：但是从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和近期《气喘吁吁》的市场反应来看，反倒是高估了观众的鉴赏能力，对此你怎么看？
何平：我觉得每个导演的想法没有错，但是每个不同的个体在做具体的事儿的时候出了问题。中国观众是进步了，但还没有进步到能看伯格曼的电影。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听说书长大的，不是意识流，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如果中国电影的创作赶西方文化的思考潮流，这是大错特错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现在还不在世界文化的循环圈内，我们的价值观跟全世界的主流价值观也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美学的所有经验，但是如果你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读解我们的文化，一定会有问题。
新京报：你的作品在影像风格上一直有着鲜明的特点，这次又做出了哪些创新？
何平：我的电影在影像风格上一直都是比较明确的，我不认为中国过去有哪些导演是有影像风格的。这次我大胆尝试了过去第五代导演慎用的绿色。因为技术问题会让绿色显得很怯，所以以往都是偏于暖色调。这次片中用了各种绿色，我觉得做得非常成功。还有片中的黄色其实跟麦子的黄相比是完全不真实的，但是艺术的真实就构成了。此外这次服装的颜色在战国时代是调不出来的，这几种颜色的搭配是很少有人敢这么用的，但是用得好就会让画面很有张力，而且非常具有时尚感。
心态：打高尔夫会让人平和
新京报：片中王志文、侍女嫣儿的死令观众感觉不解，同时很多观众对战国时期是否有“狗日的”这样的言辞提出质疑。
何平：我觉得这些讨论在叙事上都不重要，王志文和嫣儿的自杀是一脉相承的，在战国时代“义”字非常重要，黄觉饰演的秦国锐士给予了王志文一个可以完成他气节的机会。是否忠于历史的讨论也都可以不重视，要这么说的话，战国时期还不说普通话呢（笑）。
新京报：业内人士对影片的评价毁誉参半，票房和口碑对你有压力吗？
何平：以我做监制、制片人的经验，《麦田》在做预算的时候就比我们预估的要再减掉20%，这个评估还没有加入中国电影市场每年30%的增长速度，所以压力没那么大。对我来说突破最重要，不要怕失败，不要怕别人说什么，我们的社会做创造性劳动的不多，就算失败也会很快乐。
新京报：你非常热爱打高尔夫球，近年冯小刚、王志文等人也越来越多地表达迷上高尔夫之后心态的变化。这项运动对你有什么改变？
何平：我十几年前劝冯小刚打他不打，我劝了很多人都不打，现在打上了都说打晚了。因为打了高尔夫之后，人变得很平和，变得能认识自己。任何体育运动都是别人失误我得分，但是高尔夫跟对手没关系，它让我们学会了如何把自己作为对手。而且也会让我们知道你的能力究竟有多少，你能拍什么样的电影。同时它也让我们了解到，当你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的机会是越来越大，但是你的进步空间却是却来越小，很辨证，让你很清醒。
■ 记者手记
何平并不是一个高产的导演，但是一部《双旗镇刀客》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影史上的地位。当同时代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等纷纷转型尝试商业大片时，他却退居幕后以策划、监制、制作人等身份参与了《可可西里》、《功夫》等各类影片，为中国电影推波助澜的同时，也让他对中国电影市场和电影工业形成了自己的认识。继《天地英雄》之后六年推出的《麦田》，虽然业内人士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是何平显然并不看重这些，他享受的是如片中的“暇”三次逃跑三次回来，把一生中缺失的东西全部都找回来了一样，找到了能够在最后抓住那张红毯的力量。至于其他，都在茶余饭后，一如《麦田》开放式的结局，让观众自己去寻找和品味其中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