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真唱，原本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甚至都不需要特意在演唱之前加上一个真字。可自从有了相对的假唱时，真唱也就在一夜之间变得稀奇、珍贵和不可多得起来，甚至是2002年由崔健揭开“真唱运动”后，在假唱成为内地流行乐坛潜规则的情况下，真唱本身反而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了。
在国际流行音乐最发达的欧美等国和地区，真唱是完全可以和现场划上等号的词组，甚至不需要特意突出真字本身。尽管也有部分艺人（其中也包括鼎鼎大名的Mariah Carey）偶尔得会在一些综艺节目或者晚会现场，来那么一下子假唱，但很容易就能被火眼金睛的歌迷和媒体揪住不放，乃至无限放大。同国内乐坛类比的话，欧美地区的歌手在现场假唱，甚至要比国内乐坛对音乐人的抄袭更人神皆愤，因为这意味着对歌迷的不尊重，对音乐的不尊重，对演唱事业的不尊重，是一种极其恶劣的欺诈行为，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被人以欺诈罪告上法庭。这种假唱形同违法犯罪，且成本的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从外因方面控制住了假唱的盛行。
与此同时，欧美歌迷高水准的鉴赏力，也让假唱很容易露陷，最重要的还是欧美流行音乐圈，以现场形成一种音乐文化的大环境，使得假唱很难在大范围流传开来。因为在西方音乐人眼里，舞台才是一个音乐创作、甚至创造音乐的最合适空间，而许多的作品，也正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在路上”的现场巡演，才最终磨合成形，并被灌录成录音室成品。因此，现场实际上更是一种音乐创作和创造的过程，是展示许多音乐人和歌手即兴能力和才华的最佳舞台，就像田径运动员每一次面对跑道，绝对不会想通过放录像的形式使自己夺冠一样。
中国的流行音乐由于起步较慢，音乐普及度的不高，以及乐迷鉴赏能力等各方面的原因，也让假唱有了借以生存的温床。由于中国的流行音乐产业，一直没能形成一个以实体唱片和现场演出为绝对主体的消费市场，反而是借助于许多娱乐晚会、文艺汇演，才能使一些歌手得以生存，一些歌曲得以留传。因此，中国的流行音乐从一开始，就很难对具体的唱片消费者、现场音乐会消费者负责，而只是对笼统的观众负责。这种观众，既包括了音乐爱好者，同时也包括了晚会爱好者，电视爱好者，甚至看热闹爱好者，由此也将音乐消费者虚拟化，反之的结果则让中国的流行音乐歌手，更多只是将混个脸熟作为音乐生涯的奋斗目标，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音乐事业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积累和变化，使自己不断提高的过程，并因此出现了大量一首歌红一辈子的怪现象，而正是这种一首歌就能红一辈子的怪现象，也在更大程度上造就了歌手的不思进取，进而在假唱中，将自己变成了自己音乐作品的傀儡。
从2005年起，以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为首的选秀节目，很快风靡大江南北。选秀舞台那些年轻歌手比较对新生代80后、90后歌迷的潮流胃口，固然是节目收视率的最大保证，但选秀现场从一而终的真唱，同样也是选秀节目能够吸引人的一大关键。正是有了这种有瑕疵但真实的现场，让歌迷能够通过这样的舞台，了解到一个歌手的真实唱功和每一次的状态，体验到音乐作品因为编曲、舞台、歌手状态的不同，所焕发出的不同特质，让一首作品可以展现出不同的立体面。
以2009年度快女(论坛)最受争议的曾轶可做例子，如果这一年的快女在现场都用的是录音室版本假唱，那么曾轶可就不可能受到这样大的关注，甚至她的作品也不能因为她的走音而出现另一种“魅力潜质”，这就是真和假的区别。所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摇滚歌手崔健举起的“真唱运动”大旗，反而是通过选秀歌手才得到了更全面的传播，而选秀歌手们也通过他（她）们自己的努力，培养了新一代乐迷听真唱、真现场的习惯，不仅普及了真唱运动，更将真唱运动深入到了未来。
但即使如此，真唱运动至今为止，却依然还只是歌手个人演唱会和选秀舞台的专利，在许多国内大型的音乐节目、甚至标傍音乐现场的节目中，依然还是假唱当道、对口型盛行的局面，一者还是歌手的不敢和偷懒，二者依然还是歌迷对歌手形象的关注远大于音乐关注的环境，两者一化学、一结合，也让假唱还是成为一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默契。
好在2009年由云南卫视推出的“音乐现场”节目，再一次将明星、流行、真唱、现场、互动这些词汇，真正意义上的交融到了一起，让节目在句句真唱的氛围里，成为比“同一首歌”更当代、更潮流、更现场、更真唱的升级版，让歌迷除了能在现场听到不同歌手在录音室以外的真风采外，还能通过不同歌手组合、对歌等形式，聆听到不同音乐在不同情况下所产生的新的化学反应，从而突破了中国人音乐世界里以实体唱片和录音室作品为唯一的传统，还原了音乐世界更生动、更活力的一面，这就是西方人总会强调的音乐里的Power，一种音乐的原动力，一种音乐的DNA。而“音乐现场”的流行，也势必会和各大音乐节所呈现的现场文化一样，首先在现场和真唱这个环节，再塑一个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基础，而它最终的成果，或许就是十年后，假唱这个词组从汉语字典里的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