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为财政困难，竟然断绝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使北京国立八所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转无法维持，教职工的生活难以为继。八校的教职员被迫于1921年3月14日举行罢教罢工。3月16日上午，八校教职员代表20人在美术专门学校开会，决定由每个学校选派3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叙伦被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和美术专门学校的代表徐瑾被指定为新闻干事。在马叙伦生病期间，即自4月26日起李大钊代理八校联席会议主席，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这次索薪斗争历时4月余，几乎天天有会，李大钊总是每会必到。他还数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国务院请愿。6月3日，在国务院立等7小时未得接见，代表们坚行进入，遭到军阀毒打，李大钊“率领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遭反动军警殴打，头部受伤”。①据1921年6月5日的北京《晨报》报道：李大钊被打得“昏迷倒地，不省人事”。后来李大钊被送进了医院，待李大钊伤愈出院，联席会议主席马叙伦仍在治疗中，李大钊则代任主席为索薪与北洋政府方面继续斗争。“大钊同志因为公务繁忙和正在领导‘索薪斗争’，战斗在反对军阀政府的第一线，无法脱身参加这次代表大会。”②
但当时摆在李大钊面前两件事，一是去上海参加一大；一是留在北京领导索薪斗争。为何李大钊偏偏选择了留在北京领导索薪斗争呢？
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的真实原因是：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相互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
上述罗章龙的回忆已明确说明，当时北京共产主yi小组并没有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yi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也在《一大琐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dang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既然会议不是很重要就没有必要去惊动李大钊这个小组的重要人物，因为李大钊要利用假期时间忙于索薪斗争这样的大事。
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当时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表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那么邓中夏是不是很忙呢？不是的，只是在邓中夏看来开这样的会议意义不大，随后他就南下南京去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了。刘仁静说：“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事实上，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dang的生日定为7月1日，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为何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是“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呢？北京共产主yi小组的另一位代表刘仁静，在1979年12月21日撰写的《一大琐忆》中对此解释说：“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李大钊因校务繁忙，不能前往。这也许是他和李大钊事先研究时得到的印象。”①这说明，在刘仁静看来，李大钊不去上海参加一大，其实是与他的学生张国焘早就私下商定好了的，如果别人就此发问，就按提前“研究”的回答。第二种说法：在1921年6、7月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
提这一说法的是现代的一些学者、专家。有文章说：“李大钊正在北京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陈独秀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均未参加（dang的一大）。”②还有一篇文章说：“1921年李大钊同志因筹备召开‘少年中国学会’之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另派两名代表参加了dang的第一次代表大会。”③
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之一。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gong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没有出席中gong一大是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
这种说法经认真推敲、查阅文献，也是不可信的。李大钊那时在北京，并没有参加1921年7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
第三种说法：李大钊正参与领导索薪斗争，所以未能亲自参加中gong一大。
这种提法最早是罗章龙提出来的。罗章龙当时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dang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④
在这段文字中，罗章龙以当事人的身份详细叙述了北京小组选派张国焘、刘仁静二人为代表的经过。这段回忆向我们透露了两条信息：一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召开一大的重要性；二是李大钊正在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的索薪工作，而且还代理正生病的马叙伦先生为索薪会的主席。过去人们只注意李大钊“领导索薪斗争”是他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却忽视了这段文字中最重要的信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没有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
1921年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为财政困难，竟然断绝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使北京国立八所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转无法维持，教职工的生活难以为继。八校的教职员被迫于1921年3月14日举行罢教罢工。3月16日上午，八校教职员代表20人在美术专门学校开会，决定由每个学校选派3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叙伦被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和美术专门学校的代表徐瑾被指定为新闻干事。在马叙伦生病期间，即自4月26日起李大钊代理八校联席会议主席，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这次索薪斗争历时4月余，几乎天天有会，李大钊总是每会必到。他还数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国务院请愿。6月3日，在国务院立等7小时未得接见，代表们坚行进入，遭到军阀毒打，李大钊“率领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遭反动军警殴打，头部受伤”。①据1921年6月5日的北京《晨报》报道：李大钊被打得“昏迷倒地，不省人事”。后来李大钊被送进了医院，待李大钊伤愈出院，联席会议主席马叙伦仍在治疗中，李大钊则代任主席为索薪与北洋政府方面继续斗争。“大钊同志因为公务繁忙和正在领导‘索薪斗争’，战斗在反对军阀政府的第一线，无法脱身参加这次代表大会。”②
但当时摆在李大钊面前两件事，一是去上海参加一大；一是留在北京领导索薪斗争。为何李大钊偏偏选择了留在北京领导索薪斗争呢？
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的真实原因是：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相互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
上述罗章龙的回忆已明确说明，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没有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也在《一大琐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dang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既然会议不是很重要就没有必要去惊动李大钊这个小组的重要人物，因为李大钊要利用假期时间忙于索薪斗争这样的大事。
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当时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表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那么邓中夏是不是很忙呢？不是的，只是在邓中夏看来开这样的会议意义不大，随后他就南下南京去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了。刘仁静说：“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事实上，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dang的生日定为7月1日，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