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元帅，毛泽东侃侃而谈，细讲自己可能有5种死法：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坐飞机摔死；三是坐火车翻车而死；四是游泳时被水淹死；五是生病被细菌杀死。
毛泽东是功勋卓著、令人敬仰乃至曾被欢呼为“万寿无疆”的一代伟人。对此，毛泽东总是那么理智、冷静而从容。他一生尊崇辩证唯物主义，多次坦然地谈到自己的生死观，体现了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博大的胸怀。
一
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盛情款待，安排、引领他到新中国的许多地方走访、考察，并且与他多次亲切交谈。
时年68岁的毛泽东问蒙哥马利：“元帅今年多大岁数？”
“74岁。”
“哦，过了73岁了，咱们都老喽。”
蒙哥马利说：“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12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吸着，望着远方沉思而语：“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如果闯过了这两个年头，就可以活到100岁。”
蒙哥马利很新奇地看着毛泽东，对此迷惑不解。
毛泽东看到对方的神情，明白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他诙谐地笑着说：“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说的上帝。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时候我就去见我的上帝了。我的上帝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是说他只能活到73岁。
蒙哥马利有点激动地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访问，我感到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离他们而去，你至少应该活到84岁。”
毛泽东挥了挥手，哈哈一笑，说：“不行！我有很多事情要同马克思讨论，在这里再呆4年已经足够了！”
蒙哥马利也用同样幽默的口吻说：“要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哪里，我要告诉他，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到他那里去。我得同他谈谈这个问题！”
在座的人都笑了。毛泽东笑得最开心。
9月24日这一天，正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凌晨5时左右，陪同蒙哥马利的浦寿昌从睡梦中被叫醒，说是主席改变了计划，决定当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会谈一次，并共进午餐。
这个消息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高兴地连声说：“OK！OK！”
这次计划外的谈话是从下午2时30分开始的。两人谈得更加深入，就领袖的魅力、权威及与他所领导的人民的关系等交换了看法。其中，毛泽东谈到了自己的接班人问题。
蒙哥马利顺着话题问毛泽东：“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很坦然地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dang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蒙哥马利见毛泽东谈及自己的身后事如此认真、坦率，充满敬意地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你现在不能离开这艘船放下不管。”
毛泽东笑着说：“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他沉吟片刻，然后说：“我随时准备灭亡。”说完，自己先开怀大笑了。
接下来，毛泽东侃侃而谈，细讲自己可能有5种死法：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坐飞机摔死；三是坐火车翻车而死；四是游泳时被水淹死；五是生病被细菌杀死。
扳着指头一一道完，毛泽东笑着说：“这5条，我都已经准备了。”毛泽东还风趣地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鱼虾会感谢不尽呢。”
蒙哥马利被毛泽东震动了，要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他怎能想像得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袖对生死看得如此透彻。
二
1963年罗荣桓元帅逝世后，毛泽东感慨至深，跟自己的保健医生吴旭君长谈了一次生死观。
那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这件事情来得突然，逝者毕竟是毛泽东的得力干将和至爱战友，何况年纪又不是很大。因此，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大的震动。
从告别仪式上回来以后，他一直很少说话，一连几天茶不思，饭不想，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将积聚在心的深切感触泻于笔端，写出一首“吊罗荣桓同志”的七律诗词：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没过多久的一天，毛泽东睡不着觉，便同吴旭君聊起天来。他靠在床上，烟不离手，娓娓而谈；吴旭君则端坐在他的床脚边，静静地听着。
回想往事，毛泽东首先谈起了他的母亲，充满深情地说：“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吸几口香烟，又继续说：“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吴旭君插话问道：“您母亲去世的时候，您不是不在吗？”
毛泽东反问道：“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
吴旭君又好奇地问：“您对您母亲怎么个好法？”
毛泽东摇了摇头，十分内疚地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
吴旭君宽慰道：“这也怪不得您。您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了。”
毛泽东没有吭声，不置可否地默默吸着烟。稍顷，他问吴旭君：“你对你母亲好吗？”
吴旭君说，“我母亲死得早，她是病死的。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大概只有8岁吧。不过，我记得她死时人们把她从床上搬到地上，地上有一张席子。人们用白被单把她从头到脚盖起来。我当时特地把母亲给我做的红小褂穿上了，跪下，大把大把地给她烧纸钱。我想让她看见我漂亮，我在给她送钱。大人是这么说的，我也就这么信了。烧完纸，我都起不来了。其他的我都记不得了。我当时小，长大以后我有了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我想告诉您。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改。”
“要改什么？”
“我是主张要对一个人真好，就在他活着时好好对待他。他死后一旦怀念他时，也没有遗憾。如果生前对他不够好，等他死了又办酒席又戴孝，这一套对死者并没有什么好处，那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看。主席，您觉得我说得对不对？”
毛泽东沉吟一下，讲出自己的看法：“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像老百姓那样办红白喜事，那么热闹。不过，你的问题我可以考虑一下。”
“主席，您是不是觉得这个想法不对？”
“我还要想想。作为政策，还要考虑。”毛泽东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冒出一句，“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吴旭君先是对这句突如其来的不可思议的话大吃一惊，然后笑笑说：“您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您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您得了小病我及时给您治疗护理，不让您得大病。”
“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毛泽东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吴旭君会意地点点头，随后，提议说：“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
毛泽东却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
吴旭君说：“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窄，不像主席说的这么广泛。确切地说，我们更多的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医学方面有的还落后于其他学科。虽然生、老、病、死只有四个字，可是在这个范畴内还有许许多多微妙复杂、无穷无尽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优生率，怎么样防老、减缓衰老过程，对疑难、不治之症怎么样找出一个预防治疗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有待解决。”
听完吴旭君的话，毛泽东舒心地笑了。他掐灭烟头，说：“讲得不错嘛。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
面对这么突兀而来的提问，吴旭君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下子呆住了，好久没说话。
毛泽东发现对方半天没反应，奇怪地问：“你怎么了？”
“主席，咱们不要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
毛泽东认真起来，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吴旭君从毛泽东的书架上找到那本《形式逻辑学》，告辞出来。一回到休息室，她就带着问题专心读起来，以应付毛泽东关于生死问题的“考试”。毛泽东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你休想打马虎眼。
翌日，吴旭君陪毛泽东吃过第一顿饭后已是下午。
他们离开饭桌，一坐到沙发上，毛泽东就发问了：“你的书看得怎么样了，我们接着昨天的谈。”
吴旭君如实告诉主席：“这本书的页数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觉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问题似懂非懂。”
毛泽东单刀直入，像个严格的老师似的问：“形式逻辑讲的是什么？”
吴旭君把准备好的几段有关形式逻辑的定义背给毛泽东听。
毛泽东听完后满意地颔首，继续一脸严肃地说：“那你就根据概念、判断、推理举个例子，考考你学过的东西会不会用。”
吴旭君没料到毛泽东会提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下说：“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能导电的。”
毛泽东又点点头，脸上浮起一丝微笑，说：“讲得不错。你再联系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举个例子。”
吴旭君想，自己从来没把毛主席与死联系起来想过，自己的工作是保证他健康、长寿。另外，从感情上讲，也根本不愿他死，中国太需要他了。她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运用残酷的“形式逻辑”来进行判断推理，所以她直率地说：“昨天谈的事我举不出例子。”
毛泽东看着她为难的样子，以和缓的口气说：“那好，让我替你举个例子吧。”说着，他有些得意地扳着手指头，坦坦荡荡地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做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略微停顿片刻，毛泽东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毛泽东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吴旭君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沉甸甸的，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她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你这个人呀，还有点迷信呢。”毛泽东指着吴旭君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毛泽东背着手慢慢踱了几步，继续按着他的思路往深里说下去，“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吴旭君茫然地问：“讲什么？”
“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毛泽东既风趣又认真地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不能，万万不能。”吴旭君连连摇头说，“平时我一切都听您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
毛泽东不再笑了，脸上现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也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吴旭君惊奇地问：“您还订了什么协议，跟谁订的？”
“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事后，吴旭君才知道的确有这么一份实行火葬的倡议书，毛泽东第一个签了名，日期是1956年4月27日，签名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dang内外同志136人。
三
1975年，毛泽东已是82岁高龄。
这年4月18日，金日成率领朝鲜dang政代表团应邀前来我国访问。当天下午，毛泽东就会见了他们。邓小平陪同会见。
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相当广泛。谈话接近尾声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提到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和自己的健康状况乃至去留之事。
毛泽东告诉金日成：“我们（总理）有病，一年里开过三次刀。一个是膀胱，开过两次，然后是大肠外面长了一个东西，又开了刀。”
金日成回答说：“邓小平副主席讲过这个事。”
邓小平当即插话作了补充说明：“专门请他们的玄峻极大使回去报告了这件事。”
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我也生病，康生同志也生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你们好一些。”
毛泽东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微微一笑，说：“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
金日成说：“谢谢。祝你保持健康，保持好的身体！”
毛泽东说：“我能想，能吃饭，能睡觉，这三个好。”
金日成面带笑意，诚恳地说：“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存在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第三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长寿对我们是很宝贵的事。”
毛泽东缓缓地摆摆手，说：“不行了。”
金日成有些狐疑地紧紧追问：“为什么不行？”
毛泽东将身体略微往后一仰，诙谐地答道：“上帝请我喝烧酒。”说完，自个儿忍俊不禁了。
金日成也跟着笑了，随即很认真地说：“还早！”
毛泽东仍旧一副坦然轻松的样子，说：“还早啊？你叫我不去啊？”说着，他继续呵呵浅笑几声。
金日成说：“我们不希望你去。”
听完这一句话，毛泽东沉吟片刻。接下来，便将话题转到了其他方面。
这年的10月21日晚6时半，毛泽东还在书房接见了基辛格和布什。
基辛格关心地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毛泽东指着自己的头说：“这部分工作很正常，我能吃能睡。”他又拍拍大腿说：“这部分不太好使，走路时有些站不住，肺也有毛病。”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又笑着补充说：“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面对衰老和多病乃至死亡，毛泽东谈笑风生，诙谐幽默。
毛泽东继续泰然自若地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说完，衰老而且有些浮肿的脸上迟缓地透出一些笑意来。
基辛格笑着答道：“不要急于接受。”
由于不能连贯说话，毛泽东便在一张纸上费力地写出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这是一个双关语，既指医生，又指基辛格，因为中国人习惯称基辛格为博士。
后来，布什在他的自传中说，当时听到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真令人震惊，也让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那少有的气度。
四
毛泽东一向不主张也不允许给他专门过生日，搞排场。从对待做寿这件事上，也充分体现出毛泽东的乐观和辩证看待生死的态度和风范。
195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59岁生日。这天，毛泽东醒来之后，吩咐值班卫士把医生王鹤滨叫去陪他吃饭。
与往常一样，餐桌上摆好了三碟小菜：酱菜、腐乳和辣椒，还有一碟牛肉。但是没有米饭和炒菜，餐桌的中央却放着一个白色的搪瓷小面盆，里面盛着半盆刚刚煮好的汤面，桌面的东西两侧，各立着一只小的高脚玻璃杯，里面斟上了半盅多的红葡萄酒。
王鹤滨见状，心想，主席要换换口味了，从营养角度说，这是好现象。平时他老人家的主食总是米饭，有时也配点花卷之类的，今天餐桌上是汤面，没有米饭，这样的情形王鹤滨还是头一次遇到。
毛泽东从寝室出来，照例用手示意王鹤滨坐下。就座后，他举起东侧的那一小杯葡萄酒，微笑着用平淡的语调说：“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
王鹤滨听了很震惊，因为他没想到。他急忙站起来，用双手举起跟前的一小杯葡萄酒，与毛泽东碰了杯，并诚挚地说：“祝主席身体健康！”说完，将那一小杯葡萄酒一饮而尽。
毛泽东喝了一口酒，诙谐地说：“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可以吃汤面，是吧？”说着，毛泽东伸过右手把王鹤滨面前的小瓷碗拿了过去，要先给他盛汤面。
王鹤滨赶快站了起来，接过毛泽东手中的碗和勺子，先给毛泽东盛上面条。
毛泽东接过碗，吃了几口，半开玩笑地说：“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接下来，又笑呵呵地补充道：“人活百岁就不得了啰――哪有什么万岁呀！”
毛泽东幽默、睿智的这些话，是针对人们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而发出的感慨。
王鹤滨赞同地微微点点头。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0岁寿辰，那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员又提出想给他做一次寿。
毛泽东婉言谢绝了大家的好意，他语重心长地说：“大家都不做寿！这个封建旧习惯要改革。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是少了一岁。不如让时间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这有多好呀！”
就这样，毛泽东的70大寿又像往常一样，在静悄悄中度过了。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外出巡视。
一天，毛泽东翻看报纸。突然，他的手停住了，问在场的人：“谁封我4个官啊？”
见大家莫名其妙地望着自己，毛泽东手指报纸上一段赫然醒目的字句给大家看，只见上面印着林彪的手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的话本来很风趣逗笑，但在场的人都不敢笑。
毛泽东显得有些烦躁，他继续一针见血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接着，毛泽东转过身，目光炯炯，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的。”
尾声
1976年9月9日，世纪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
第二年，毛主席纪念堂建成，毛泽东的遗体一直用特殊方法精心保存在纪念堂里，供中外人民瞻仰。按说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意愿的。那么，到底如何看待这件事呢？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和23日在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的回答，就是极好的解释。
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死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小平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吴旭君对毛泽东的生死观一辈子都记忆犹新。她回忆说：“他（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不要我看见他死时的痛苦样子。1976年他逝世时，我已经离开他身边一年多了，虽然在他逝世前一年我还常去看他，并跟他共同度过了他最后一个春节，但他的确没让我看见他与世辞别的样子。正像他所说的，他要留给我一个完美的印象。的确，毛主席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杰出的伟人、慈祥的老人，让人敬爱的师长、父辈。他超人的智慧、忘我的工作热情、幽默的话语、和蔼可亲的待人、美好善良的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他生前和死后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晚年时同衰老、重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76年9月9日他终于得到了解脱。他和我谈过的‘生死观’的观点我早已接受。每逢他生日，也包括他的祭日，我都穿着鲜艳的花衣服或红衣服，怀念他，让他看到，我是在履行诺言。如今，人们更多地接受了辩证法的思想，他一定会含笑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