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在中央医院住院治病的前前后后
【金茂岳遭诬陷被拘押，罪名是“蓄意谋害王明”】
1942年春的一天，金茂岳接到通知，要他到杨家岭去参加一个会诊。金茂岳赶去一看，傅连暲院长、马海德大夫都在那里。他们说王明因心脏不好，长时间失眠，发生了休克，正在抢救。事后，王明便住进了中央医院。
王明自1939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一直称身体不好，长期处于休养状态。
王明的身体也确实有病，心脏、肝、肾都有点问题。中gong中央和毛泽东对王明的身体都很关心。王明住院后，主管中央医院的李富春亲自来到中央医院，嘱咐院长傅连暲要对王明的病认真负责，毛泽东也曾来医院探望王明。
李富春和傅连暲都亲自交代金茂岳，要他给王明检查身体，并组成了医疗小组，由金茂岳主要负责对王明的治疗。开始，金茂岳并不太情愿，提出自己是妇产科专业，最好能找内科大夫主治。后来，李富春对金茂岳说：“你是dang员，中央觉得你管比较合适，你和其他大夫关系比较好，还是希望你来协助傅院长管一管，其他再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研究。”
为了王明住院之事，医院领导专门进行了研究安排，将原设在医院第二排窑洞的托儿所搬走，腾出了三间窑洞，其中一间给王明单独住，隔壁一间是他妻子孟庆树带着儿子住，还有一间则是他的警卫人员住。
王明住院后，金茂岳为他进行了多次检查。检查发现：王明的心脏有点肥大，有些杂音；扁桃腺肥大，经常发炎，容易感冒。同时，他还得过胸膜炎，有点咳嗽，肺部不太好。再进一步的检查、化验就无法进行了，因为当时中央医院没有电，也没有Ｘ光片子，仅有的一台Ｘ光机，也无法使用。
金茂岳把检查情况向傅连暲作了汇报，又找了黄树则、马海德等会诊，研究治疗方案。大家认为，为了防止心脏病恶化，先把扁桃腺割掉，其他就是调整饮食和休养了。金茂岳把检查情况和治疗意见和王明说了，他也同意。就这样，决定先给王明做扁桃腺手术。
可当时手术需要用的麻*药、消炎磺胺药片和静脉注射用葡萄糖，中央医院都没有，便向军委卫生处请求支援。王明也给军委写了信，并让他的警卫员专门去取药。正当这些准备工作进行时，王明的扁桃腺又发炎了，手术就无法进行了。金茂岳就用刚拿来的、当时最好的消炎药磺胺药片给王明服用消炎。服用了两片以后，王明就感到心脏有些疼痛，磺胺药就停用了。
后来，又针对王明的便秘和卡塔尔性黄疸，采用了传统的甘汞疗法为他治疗。这些诊治和用药方案，都是经过医疗小组集体讨论通过的。
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王明的病情有所好转。金茂岳就通知护士对王明停止服用甘汞，但当时只通知了白班的护士。在护士交接班时，上白班的护士却忘记停用甘汞的交代，加之当时护理记录也有疏漏，阴差阳错间，夜班护士仍继续给王明服用了甘汞，使他的病情有所加重。王明的病经西医治疗不见好转后，医院又请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的中医李鼎铭来诊治。
李鼎铭为王明作了诊断，认为王明的症状是肝火旺盛，他开了方子，金茂岳看了一下，是黄连和吴茱萸等，李鼎铭要求在服用中药期间停用一切西药。在服用了一段中药后，王明的病情渐有好转。1942年春，苏联派到中国的医生阿洛夫来到延安，他来的任务之一就是为王明治病。金茂岳遂将延安的医疗小组给王明治疗的情形告诉了阿洛夫。他特别讲了王明服用了两片磺胺药就感到心脏有些疼痛，因而停用磺胺药的事。但阿洛夫说，他过去给病人使用磺胺药，并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而且他特意从苏联带来了磺胺药，准备继续给王明服用。
阿洛夫到延安后，给王明治疗的事就转由他负责。他按一个疗程一周，“7654321的剂量”，即第一天7克，第二天6克，第三天5克……继续让王明服用磺胺药。但第二天，王明就又出现以前服用磺胺药出现过的症状。由于此刻治疗的事情已经移交给了阿洛夫，最后如何处治的，金茂岳并不清楚。
后来经化验查出，王明的尿液里汞含量超标。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一听说，便跑到傅连暲的办公室去吵闹，指责傅连暲派金茂岳蓄意谋害王明。她还进一步怀疑医疗小组幕后有人指使，吵着一定要追查幕后操纵者。
金茂岳回忆说，他在为王明治疗的后期，有好几次去王明家诊病，王明都提出要看他的国民dang证。
金茂岳说：“我哪儿有国民dang证？我不是国民dang员。”
王明说：“是！因为你是红十字会的人。”
金茂岳向他解释说：“参加红十字会的人，不一定都是国民dang员，有许多人不是，我也不是。”
后来，金茂岳再去王明家时，王明又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国民dang证借给我，介绍我去重庆看病，作一个证明呢？”
金茂岳说：“我确实没有国民dang证。我在重庆也不认识什么人。”
其实，王明向金茂岳逼要国民dang证，显然就是怀疑他是国民dang派来谋害自己的，借机审查他的身份。
孟庆树到中央医院闹了以后，中央也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指示组织医务人员对王明的病情重新会诊，并派当时的中gong中央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主持召开调解会。
按照中央的意见，傅连暲组织了延安各医院的主要医生进行大会诊。参加大会诊的有黄树则、王斌、陈应谦，还有马海德，边区政府的曲正也参加了。金茂岳介绍了王明的病情、诊断、用药量等情况，会诊人员一起对前一段的治疗进行了分析。
经过分析会诊后，医生一致认为，针对王明的病情，金茂岳和医疗小组的治疗基本正确，但使用磺胺药，对肾脏有些影响，使用甘汞治疗是有一定疗效的，但服用的时间过长，导致了病情有所加重。金茂岳对治疗中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但这只是由于经验不足，制度检查不严格，措施不当而造成的一次医疗事故，并不存在“暗害”问题。事后，中央医院将这一会诊结果上报了中gong中央。
为此事，金茂岳也为自己经验不足和疏忽感到歉疚，特意到王明家中向他致歉。王明当时表示说：“这也不光怨你。”
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一直对金茂岳耿耿于怀，不断向中央告状。就在阿洛夫来延安的那个月，中央办公厅有人来通知金茂岳“去给首长看病”，结果他一到了枣园，便被抓了起来，拘押在社会部，罪名是“蓄意谋害王明”。在拘押审查中，康生指使人对金茂岳大搞“逼供信”，要金茂岳承认：一是受国民dang指派来的延安；二是以治病为由，有意谋害王明。但金茂岳始终据实讲明情况，不承认任何不实之词。后来，康生又派人到山东金茂岳的老家调查金茂岳的家庭情况。
在金茂岳被拘押审查了一年多后，有一天，突然有人通知他说：“老金，你好久没参加晚会了，今天晚上礼堂有晚会，你一定去啊！愿意跳舞就去跳跳舞。”
那晚，金茂岳参加了晚会。毛泽东也出席了那天的晚会。有人把金茂岳领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道：“金茂岳，还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啊。”
晚会后没过几天，金茂岳就被无罪释放，回到了中央医院的工作岗位上。
后来的事实已很清楚，王明对dang中央批判他的错误怀恨在心，趁机发难，把他的病情恶化，说成是中央有人要通过傅连暲、金茂岳来暗害他，借以中伤中央领导和毛泽东。多年后，王明在其妻孟庆树帮助下写成了《中gong五十年》一书，在苏联出版。书中又把1942年那次因缺少经验和不慎造成的技术事故提出来，言之凿凿地说是毛泽东通过傅连暲等，具体指派金茂岳来陷害王明。还造谣说金茂岳曾跪在自己的床头，请他饶恕错误，这些实在是无稽之谈。
【阿洛夫说：“你们把口罩都摘掉，锻炼一下自己的嗅觉！”】
dang中央破例为傅连暲庆贺50大寿
苏联外科专家阿洛夫来到延安后，中gong中央和有关部门对他的工作、生活都十分关心。毛泽东还曾多次接见和宴请他，并送给他一匹小黄马做乘骑。阿洛夫特地给这匹马取了个洋名“马什卡”。有关部门还给他安排了一位专职翻译，生活上还为他配备了厨师和公务员。
阿洛夫到中央医院后担任了外科主任，他以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验为指导，建设医院外科。这位有着丰富野战外科经验，对如何从火线上抢救伤员，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等有一整套专业技术和知识的外科专家，对他的新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帮助下，中央医院的野战外科的技术水平有了不小的提高。
边区政府为了改善医院的工作条件，还专门拨款1000多万元边币，筹建了一幢新的进行外科手术的建筑。建筑全部采用砖木结构、室内装双层玻璃窗、木地板、壁炉取暖，其中有两间明亮、光洁的手术室，可容四台手术同时进行。另还有洗手室、预备室、Ｘ光室、休息室、储藏室等配套设施。新手术室建成启用时，毛泽东还特意题写了“治病救人”四个大字，镌刻在新手术室的门头上。
阿洛夫不仅医术好，还是个对病人极其负责任，极其敬业的好医生。
1944年8月，正逢酷暑季节，外面是火辣辣的太阳，室内也相当闷热。一天，医院外科接收了一个腹部受伤的病人，医生在给病人换药时，发现他的伤口已严重感染，一揭开纱布，伤口处就流出了一股咖啡色的脓液，顿时满屋子臭气。有的医护人员嫌这味道太难闻，就跑到室外躲避，在场的也有人掩鼻皱眉不语。
阿洛夫一看，马上接过正在换药的医生手中的镊子，并摘下了自己戴的口罩，大声喊话，把医生、护士叫进屋里。
阿洛夫严肃批评道：“一个外科医生，怎么能嫌弃病人的味道臭呢？你们把口罩都摘掉，锻炼一下自己的嗅觉！”
接着，阿洛夫又问道：“你们谁知道，这个病人的伤口是什么细菌感染的？”没有人回答上来，屋内鸦雀无声。
阿洛夫看了看大家，说：“这个病人是大肠杆菌感染的。因为大肠杆菌呈咖啡色，味道也特别臭。而葡萄球菌是呈褐色，有腥味；结核菌呈浅蓝色，有酸味。大家要逐渐学会和掌握通过视觉和嗅觉来辨别这常见的几种细菌的能力，以便今后在打仗时，无检验设备也能辨认出感染伤口的细菌，做到对症用药。”大家听了阿洛夫的一番话，都心悦诚服。
对于阿洛夫在延安中央医院作出的成绩和贡献，边区政府和中央医院都给予了鼓励和表彰。1944年6月，阿洛夫被选为中央医院的六名模范医务工作者之一，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卫生动员大会。大会上，毛泽东还将手书的“模范医生”四字的刺绣锦旗赠给了阿洛夫。
6月28日和29日，《解放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了“模范医生”阿洛夫的事迹。当年，阿洛夫还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召开的文教代表大会，出席了陕甘宁边区英模大会，被边区政府授予特等奖。
1944年中秋佳节，迎来了傅连暲的50岁生日，中gong中央特批为他开了个祝寿庆典。为什么说是“特批”呢？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有言在先，不许给dang内个人做寿。
这天，天气格外晴朗，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来到蓝家坪中央卫生处驻地向傅连暲祝贺。在延安的外籍医生马海德、柯棣华也高兴地应邀参加。傅连暲的窑洞里热闹非凡，他和妻子陈真仁忙着接待客人。10位中央领导人联名给他送上一幅写着“治病救人，长命百岁——连暲同志五十大寿”的寿幛。许多同志也送了贺词。便餐中，周恩来代表dang中央致祝寿词。他说：“今天，是傅医生50大寿，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中秋佳节，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共祝傅医生生日愉快，身体健康！”
周恩来在致词中热情赞扬了傅连暲对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并说：“我们之所以给他祝寿，是因为他是有功之人。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感谢他！”
在祝寿会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董必武等几位老人也参加了。他们的兴致更高，徐特立用龟兔赛跑作比喻，说明傅连暲虽入dang时间不早，但他严格要求自己，不论怎样的艰难困苦，都能始终如一地为革命事业奋斗，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祝寿那天，毛泽东因公务未能亲临庆典，但他还是打了电话。第二天，毛泽东腾出空来，特地赶去看望傅连暲。他紧紧握着傅连暲的手，高兴地说：“祝贺你50大寿！”这一天，《解放日报》还专门刊发了中gong中央为傅连暲50岁生日祝寿的消息。
毛泽东对傅连暲是很赞赏的。有一次，中央医院的何奇去杨家岭给毛泽东治疗肩周炎时，毛泽东讲了傅连暲给他治病的往事。
毛泽东说：“傅医生是大好人，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1934年秋天，我在于都突然害了重病。许多医生很着急，但是没有人认出我害的是什么病。张闻天同志在瑞金知道了这件事，也很急，随即把我的病情转告了傅医生。傅医生闻讯后火速骑上骡子，日夜兼程从瑞金赶来。经过他仔细检查，正确地下了判断，我害的是恶性疟疾。他采取就地积极的治疗措施，只用了四天就把我的重病治好了。傅医生在我们工农红军中是一位深得人们尊敬、爱戴的名医啊！”
1947年3月，胡宗南率大军进攻延安。在延安的中gong中央机关遂撤离，开始转战陕北与胡宗南周旋。就在此时，延安中央医院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第一后方医院，后又称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留在西北为战争服务。据有关统计，在延安中央医院成立后的8年中，共救治了各科伤病员1．5万多名，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