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说，艺术家是最敏感最善良的人，他们的自我审查在内心建立。本报记者 孙纯霞 摄
满头的卷发，脚上那双褐色皮鞋朋克风十足，一头一足之间，张元让人过目不忘。17年的时光，曾经叛逆的愤怒青年，如今又开始记录这一代年轻人的叛逆与边缘。这是导演张元最新的一个手笔。3月13日，“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十组十七八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中，有摇滚乐队、艺术家、演员，也有修摩托车的，他们在镜头面前毫无保留地讲述着自己的生活、爱情、理想。
从独立电影到“地上电影明星”，张元在两种体制内如鱼得水，性格也相当平和。尽管自己在摄影方面是个专家，但也会欣然接受摄影记者提出的一些摄影要求，尽管在内心里他觉得那个背景完全没有他所建议的好。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张元也一再强调，自己的理想不会变，《有种》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商业的艺术项目。
韩寒郭敬明不比崔健弱
新京报：相比电影来说，这次办影展对你来说是件小case吧？
张元：这事一点都不小。拍出好照片和好电影意义是一样的。只不过，电影是用流动性的画面去叙述故事。但拍照片对我来说有很大含义，尽管画面是静止的，但也在说很大的含义。每个人背后的故事———每个人的脸上、动作都蕴含了无限的故事。
尤伦斯约我去做展览时，我就没把它看成是桩简单的事。它的意义不光是用形式来展示图片，最重要的是我的作品触及到社会、触及到年轻人，触及到年轻人在这个社会的情感。
新京报：此次的《有种》是你17年前所拍的《北京杂种》的延续。怎么会想到17年后做这个？
张元：尤伦斯发出邀请后，我想起1993年我曾经做过《北京杂种》。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已经17年了。17年之后，我、崔健、刘小东都不再年轻了。今天的年轻人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他们的情感状态又是如何？我对此充满了好奇。我觉得我应该再做一次这样的东西。
新京报：现在的时代跟你在《北京杂种》里记录的青年状态已经很不一样了。
张元：在访问中，有很多让我非常震惊的故事。我一开始对年轻人的想象是，由于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年轻人生活得比较好，或者说比较平稳。但整个采访，完全出乎我的所料。
很多故事非常打动我。打动我的重要原因是，我发现他们生活得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非常艰难。有些人才22岁，却已经做过十几种职业；还有一些到现在还是七八个人住在一间房间里；有些人连吃饭都不能满足；展现在我面前的还有来自破碎家庭的。
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到，今天的年轻人更加的丰富，而这种丰富性使得他们的情感选择和生存状态的选择都是非常勇敢的。
新京报：17年前，你镜头下的崔健是当时的文化英雄，同时那些引领新生活方式的各路英雄好汉们都融在你的影像里。但相比之下，17年后的这个年轻人图景里，我们看到的这十组人中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文化英雄。因为你觉得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中没有英雄？
张元：他们是普通的人，但普通人当中也蕴含着英雄。其中也有两个乐队，那两个乐队非常好。
就在这些平凡人、边缘人身上，当你不断地将这些人的情感立体化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你所呈现的正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在我的眼睛里，没有高低之分，这个社会是平等的，每个人的生活或情感都值得尊重。
这些年轻人所谓的80后都非常勇敢。无论是韩寒、郭敬明，还是这次我选择的年轻人都很勇敢。在韩寒很多博客中，我发现出现了新的文化英雄。在郭敬明那儿，我也看到很丰富的想象力。今天的年轻人不弱于当年的王小波，不弱于当年的崔健、王朔。
新京报：摄影展之后，这些年轻人的故事还要拍成影片《有种》吧？现在有日程表了吗？当年艺术家刘小东他们也参与了《北京杂种》，会考虑这次延续原来的班底吗？
张元：我没有什么日程表。其实要不是办展的时间到了，我这个项目还会继续，拍得正带劲呢！刘小东他们可能会加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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