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行
黄立行的实力其实被低估了。面对这一现实，他也挺无奈的。从外表来说，他有最酷的眼神和迷人的颧骨。从作品来说，他的底线是不唱那些惺惺作态的情歌，只在音乐中呈现他的愤怒和七情六欲。所以，想看清楚他的时候，光线是多余的，太强的光线会盖掉他自身的特征，你只需要安静地聆听，他独有的细节便会逐一凸现。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喜欢跳舞，黄立行与哥哥黄立成、表弟林智文兄弟组成了L.ABOYZ组合，曾在台湾红极一时，“我们以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可以赚很多钱，但其实，前几张专辑，我们只能赚十万台币左右，连1350台币的通告费，也得三个人均分”。
几年过去后，他们因为接的广告多了，收入也提高了，但是黄立行仍然无法享受唱歌。“那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唱自己的歌，因为唱片公司总是说要按照她们的想法才有办法生存。”那是一个讲求包装的年代，前两张专辑《跳》、《闪》将嘻哈元素介绍到华语歌坛，但随后，唱片公司对他们的规划又转为保守，要他们唱“更多人爱听的歌”。于是，每次打歌期，他们就要穿着打歌服上遍台湾各大综艺节目，场场都要跳舞、唱歌。“过程当然是开心的，但是你想，每天要跳十几次同样的舞，说一样的话，而且只能穿同一套衣服去做节目，因为形象一样，我们才能被观众记住。”
对于这样的生活，黄立行逐渐失去了兴趣。他带着失望，去美国念书，开始思考未来要做什么。“有些人为了要做医生、律师努力准备，有些人则只是因为课好玩、老师好说话，就选了那门课。我是转了心理学、经济学几个学科之后，最后到了一所私立学院，学了两年戏剧表演。”同时，他又找了老师，每周三天学唱歌。毕业后，他回到台湾，开始全新生活。
刚回台湾的那一阵，他创作的音乐被各大唱片公司拒之门外。他们的理论是，黄立行做的音乐更适合老外听，华语圈没人会喜欢，若想听这些音乐，乐迷会找国外的音乐来听。
当时，黄立行只觉得不可思议：“我做的音乐类型，世界的另一头有一半的人在听，华语音乐界的乐迷会选择听国外的音乐，是因为没有选择。”他坚持自己的音乐理想，直到他遇到姚谦。姚谦不但喜欢他的音乐，还告诉他可以发行唱片。
如今，他对自己的唱片有了更多的主导权，只是两年一张的出片速度实在太漫长。他笑说，有次经纪公司催他出片，他就和对方说了个故事：“有人发现，有阵子看到米开朗基罗总对着一块大石头发呆，一动也不动，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直到有一天，再有人经过那个位置，发现米开朗基罗已经不在了，而那块大石头变成了大卫雕像。”
言下之意，好的作品需要等待。
[对话]
黄立行：我很“坏”
晨报记者（以下简称“晨”）：从最开始出道是组合，到现在是个人创作，你更喜欢哪一种形式？
黄立行（“以下简称“黄”）：团队相对比较好玩，因为都是跟兄弟们在一起，做起事情都是一个团队，压力会小一些。当然也是我们够默契，如果不够默契的话就会觉得很烦很累。一个人就很自由，不像三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找共同点，要顾及到大家。
晨：你觉得自己的音乐黄金时期是什么时候？
黄：我觉得现在就是我的黄金时期。人家觉得两年一张专辑很慢，可能我以后会出得更慢，因为有新的兴趣。而且我现在没那么多压力，没那么多人会反对我。因为我很“坏”，学会说NO了。
晨：但他们还是很乐意和你一起工作。
黄：我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名气，也不是为了挣很多钱，我希望我做的事情是有品位、有质感的，至少有我的味道。有前辈告诉你，作为艺人就是应该对人、对镜头都要笑，说话要小心，不能得罪人。但我觉得艺人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艺人这个模式就是害怕别人怎么看你，但是我不太在乎。这些只有朋友和家人知道，只有他们对我的看法，我才在乎。
晨：说到家人，你好像跟哥哥的关系一直很好？
黄：是啊，而且他的年纪和我不会相差太远，小时候什么事情都一起做，可没想到长大以后工作、吃饭、玩还是在一起，我们的朋友也都是同一群。我们的个性蛮像的，喜欢的东西也像，只是表现方式有不同。
晨：你跟你妈妈的关系好吗？
黄：妈妈觉得我是冷血人，她会觉得她为什么没生女儿，女儿多好（笑）。小时候一定要我学一种乐器，“鼓，我要打鼓！”我11岁开始学会打鼓，可是真正拿到自己的鼓是13岁了。学打鼓就为了要吸引女生，因为我的篮球太烂了，所以要靠别的方式去吸引她们。
晨：难怪大家都说你有很多女朋友，除了打鼓，你还有什么追女生的花招呢？
黄：我觉得在女生面前老实就好啊。现在女孩都很厉害，如果想花招的话，很容易被她们看透，她们的第一反应会是自我保护。我的经验是，搭讪的时候不要给她有选择的机会。比如，要不要喝杯咖啡？要不要一起吃饭？是不是一个人来？我会直接讲一些对方无法拒绝的问题，细节我就不透露了（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