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产业存在一个悖论，就是商业电影口碑不好，口碑好的电影票房不高。但上映13天后，《阿凡达》内地票房轻松冲破5亿元。多家院线人士表示，该片成为内地首部超越1亿美元即6.8亿人民币的影片已无悬念。
相比而言，《三枪拍案惊奇》一枪1.5亿的票房期望已经绝望，中国大牌导演的“恶俗”，在“卡神”的超凡脱俗面前，几乎沦为笑谈。
“比起春运买火车票，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所有排队买《阿凡达》电影票，想目睹一下詹姆斯·卡梅隆新作的观众，都有着这样的感叹。
全国仅有12家影院拥有的IMAX巨幕更是一票难求，有些地方从最初的一张票120元，直线上升到200元，甚至出现了黄牛党在其中牟取暴利，将一张票哄抬到2000元。
导演陆川看过《阿凡达》后感慨说：“如果政府不限制《阿凡达》的上映日期，我相信它会击碎所有这块土地上关于电影所有真的假的制作的炒作的哄骗的哄抬的纪录；观众会用口碑来完成这个纪录。这是我们中国电影人要集体目睹的，集体服气的一次完败。”
“白条”之困
《阿凡达》的制作及宣传费用超过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多亿元。其中福克斯的投资为3亿美元，派拉蒙等其他投资商的投资成本为2亿美元。这使得《阿凡达》成为电影史上迄今为止投资最高的作品。
相比较起来，《三枪拍案惊奇》总投入大约1亿元人民币，其资金来源全部来自于张伟平的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
其实投资规模小，投资人单一是我国电影产业的普遍特点。对此，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传媒系博士生导师张智华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投资主体多样化是个逐步实现的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影视投资主体正在逐步放宽，因为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国家比较谨慎，步子走得稍微小一点，但是总体上还在进步。比如一开始电影电视投资人都是国营企业，后来有了民营的电影制片厂，拿许可证拍电影电视剧，一个许可证拍一部。到现在放开了，只要上报个故事梗概，合格后都能拍。民营资本、外资进入电影产业已经司空见惯了。但风险投资、产业基金、银行贷款等形式的投资主体并不多见。不过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其实早在2007年时，分众传媒江南春2000万注资华谊兄弟，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和SIG海纳亚洲创投基金对保利博纳进行了数额为1000万美元的第一轮融资，这已经开启了股权投资进驻电影产业的先河，但其发展却不尽如人意。
除了华谊兄弟和中影之外，几乎没有资金特别雄厚的传媒集团来对电影产业进行投资，相比较起来，个人投资、影视公司投资还是占了主流。
对于电影产业，投资前如何对其进行准确的价值评估？投资什么样的主题才算是安全的？这些问题让很多看好中国电影市场且资本雄厚的外行们望而却步。
2009年底，北极光创投的创始合伙人邓锋为投资一部将与好莱坞制作团队合作的动漫电影而跑去美国考察电影市场，归来后，邓锋最深刻的体会就是：美国的电影产业太成熟了！“美国的电影市场是一个高度产业化的成熟市场，有明确而细化的分工，甚至有专门为电影行业服务的律师和审计。” 邓锋认为电影的优劣与投资量的多少无关，他认为目前阻碍电影市场投资的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中国电影市场根深蒂固的问题很多。首先，中国的创造性很差，缺乏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其次，中国电影市场不规范，比如什么都打白条，这个行业做审计的时候是允许白条的。好多事情不规范的话，投资人就不敢进。现在华谊兄弟创业板出来，一下涌上来很多投资也是不对的。还有就是垄断，拍的时候没有很明确什么能拍，现在上面说不能拍了，拍了一半突然叫停。这个比好莱坞的冲击严重得多。”
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投资何去何从的担心，张智华认为，首先我们可以借鉴韩国的模式，成立行业基金，让老百姓的钱合理地参与文化产业投资。另外在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可借鉴美国的模式，若能将导演纳入投资人的范畴，也是提高电影档次的一种渠道：“斯皮尔伯格在导演《侏罗纪公园》时，放弃了6000万的导演费，转而成为投资方，承担风险，卖座分红。他是科幻片方面的专家，尤其是能估计到市场的行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有了投资收益的要求，结果利润好几个亿，他自己拿了两三个亿，远远超过6000万。投资评估方面，由于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的进驻，我国文化产业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他们都有一整套的办法来对电视产业、文化产业进行合理估值。”
国内第一大院线万达院线的总经理叶宁对国内电影产业在获得投资上的窘境也深有同感。他说，希望电影投资能得到政策的支持，比如建立政府性质的资金池，帮助年轻导演进入产业链，同时放开电影产权的抵押贷款等，让电影的投资风险不那么大。
编剧“听写”
《阿凡达》、《泰坦尼克号》的共同点之一，就是表现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思想感情。一部好电影，首先是一个好故事，好在什么地方，一定是不受国家、民族的限制的爱情或者是生命观。这种国际化视野非常重要。例如 《功夫熊猫》，用了中国的元素——两个国宝：功夫和熊猫，同时把美国的精神贯注在里面。美国拍的《花木兰》(赵薇版 动画版)也是如此，中西文化合璧。一般来说投资人都想有好的回报，不仅仅国内市场好，同样希望国际市场好，这方面，美国人一直走在世界前面。
不只是中国的故事，法国的、阿拉伯国家的故事美国都有改造，人家是全球视野。
邓锋认为，“并不是说中国拍一些农村题材就能国际化，外国观众看一次这样的题材觉得新鲜，但是看久了就疲劳了。好莱坞的电影中蕴含着一些普世性的价值观，这是它们可以全球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认为中国电影产业创造性很差，缺乏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人不止邓锋一个，没有创意不但让投资商在一定程度上不屑于投资中国电影，同样也是制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智华也认为，文化产业链最关键的一环在创意，而创意最关键的一环，在于电影的编剧，学界很多专家都对我国编剧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叶舒宪教授就曾经坦言：“ 《指环王》作者托尔金在《指环王》的写作中，其中每一个人名、地名都有详细的典故。《达·芬奇密码》每一页背后，都有接近十页的解释资料。而我国有哪一位编剧，在创意上做到了如此的文化自掘？”
对此，张智华教授给出了我国电影编剧创意低下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编剧的地位是很低的。国内一部电影人们都会说，这是某某导演的作品，会知道其中的演员是谁，但是很少有人关注编剧是谁。导演可以随意修改剧本，这样一来，编剧的创意就越来越不受尊重，当然编剧也就缺乏积极性了。另外一个制约的因素就是利润分配的问题，目前我们国家电影产业票房产生的利润50%给了影院，剩下经过导演、演员等层层分配，到编剧这里剩下的就很少很少了。例如一部票房1亿的电影，除了50%给影院之外，大部分给了演员和导演，剩下的不过300万到400万的样子，到编剧头上已经很少有时甚至没有，这放在美国、韩国，编剧是要起来罢工的！”
张智华说：“都说国产电影是一流的摄像，二流的导演，三流的编剧，像张艺谋的《三枪》确实没有什么新意！”
《三枪》的剧本原型是科恩兄弟的处女作《血迷宫》，但编剧的最终成果却让人汗颜，其编剧之一史健全在介绍此次编剧《三枪》的经历时，却自嘲说：“我很多时候只是充当一个‘听写’的角色。”史健全说，创作《三枪》时，他在大部分时间只是将制片人和导演的意见记录而已，为了市场需要临时加入小沈阳，剧本就需要临时修改。这已并非史健全第一次遭遇为大导演编剧的无奈，之前为姜文撰写《鬼子来了》第一稿，姜文只是觉得不好，又没具体指出哪里不好，但要求必须修改。“除非脱离了编剧职业，否则这种尴尬永远存在。”史健全无奈地说。
而 《阿凡达》的编剧就是詹姆斯·卡梅隆本人，他1994年便写好了剧本，用15年一边改进技术，一边修改和完善剧本。
导演陆川感慨：“《阿凡达》让我知道，我们差的不是技术，技术是可以拿来的；《阿凡达》突然让我意识到，我们电影的情怀和简单的美好距离有多远；我们和清澈的纯真距离有多远；我们和炙热的梦想距离有多远；一直在扭曲阴暗扯淡的纠结的庸俗中奔走狂欢的我们，距离到真诚，还有多远！面对《阿凡达》的纯净，我们应该羞愧。”
技术“完败”
《阿凡达》的上映，在技术上对于中国的导演们无疑是一种警醒。
回顾《泰坦尼克号》的成功，不仅奉送给影迷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在硬件方面，影片的CGI技术也为电影工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阿凡达》是一部应用了时下所有前沿科技，并对未来科技做出发展前瞻的电影，它将在人类影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笔。
最近十年来，尤其是2002年 《英雄》上映之后，国产电影的特效技术毫无疑问地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中国式大片”在其耀眼的武侠光环之外，其实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电影的后期制作，绝大多数都在国外进行，而特效合成无疑是其中最致命的地方。国内的后期制作无法达到导演的要求，已经成了诸多中国导演将特效合成搬到国外的重要原因。
虽然国内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公司，比如中影在怀柔成立的数字拍摄基地，以及珠影集团即将建立的数码后期基地等。但与美国人成熟的数字拍摄工业相比，这些基地甚至连婴儿期都算不上。
对于中国的电影人来说，唯一的疑惑则是是否能够将如此前卫的电影意识融入到今后的创作之中去。而将电影结合到高科技之中，似乎从来都不是中国电影所擅长的道路。
事实上，中国电影人的反思已经开始。比如香港相对知名的特效公司万宽的负责人黄宏显就认为，现在香港特效技术水平比好莱坞其实只落后10年左右。“比如《变形金刚》，他们针对这一项目做的很多技术研发就花了10年，现在就算给香港特效人员足够的钱也做不到那样。”
“不觉得像有些人说的看了这个片儿，我们中国导演就得集体检讨，因为中美之间的差距并不只体现在电影方面。”看完《阿凡达》后，导演冯小刚如此自嘲。但真正在特效技术方面觉醒最早的，正是冯小刚。在拍《集结号》时，他就尝试了来自韩国的战争爆破技术，而在接下来的《唐山大地震》中，他不仅会运用IMAX胶片进行拍摄，同时也会采用更多的特效制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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