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朝鲜战争结束多年以后，“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上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时隔54年，克拉克上将当年痛苦签字的地方——板门店，已经成为著名旅游景点。每天，都有很多游客竞相坐在他当年坐过的椅子上，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留念。
美国人打着白旗谈判来了
朝鲜古都开城，在1951年7月10日迎来了暂时的安宁，空气中不但闻不到硝烟，甚至还有松脂发出的淡淡清香。一年前，朝鲜战争就是从这里爆发的。
美国人已接受了苏联外长马立克关于停火的建议。“联军总司令李奇微先是在广播里说准备讨论停战问题，后来又派人把谈判通知送到志愿军总部。”时任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任荣回忆说。
从1951年6月开始，中朝两国开始筹备谈判。志愿军23军司令部参谋秦叔瑾被选调进了谈判代表团参谋处，他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谈判的全过程。
“我们对外叫学习队，队长是李克农，指导员是乔冠华。”秦叔瑾说。
“李克农就坐在离会场只有百米的一个小房子里，当时我们在那里设立了学习队的‘前指’。”秦叔瑾说，“谈判桌上有什么问题，联络官柴成文就跑出来向李克农汇报。”
7月10日上午9时许，一队打着白旗的美军车队在朝中方安全军官引导下，驶入开城以北的来凤庄，持续了两年多的板门店谈判由此拉开序幕。
“在场的很多人都感到奇怪，美国人怎么打着白旗就来了？”任荣说。后来才知道，中朝事先要求美国人打着红旗过来，这种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旗帜遭到了美国人的拒绝。美国人宁愿选择白色的旗帜作为标志。
静坐僵持了132分钟，美国人说，“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谈判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原则上的分歧，充满了敌意。”任荣说，在中国和朝鲜的提案中，以三八线为基准建立军事分界线、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是最重要的内容，而在美方的9项议程草案中，没有包括这两个内容。
分歧太大，谈判陷入僵局。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中将一言不发，时而双手托腮，时而用右手玩弄着两枝铅笔。
中朝代表也一言不发，南日将军叼着他的象牙烟斗，眼睛盯着乔埃。
这种高度紧张的精神战，使双方的意志、毅力、忍耐力、克制力都遭受严峻的考验。联络官柴成文悄悄地离开了谈判的会场，直奔“前指”，将会场的僵持状况向李克农作了汇报。
“李克农眼皮都没有抬，就写了一张字条给柴成文。”秦叔瑾回忆说。
字条上只写了3个字：“坐下去”。
当这种“静坐”僵持到132分钟时，乔埃海军中将终于开口说话了：“我建议今天休会，明天上午10点继续开会。”
“当天谈判结束后，李克农又对第二天的谈判进行了布置。”秦叔瑾回忆说。
第二天的谈判由朝鲜主持。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宣布会议开始，双方代表落座。
一言未发，南日将军又马上宣布休会，全程用时25秒。美国人惊讶地意识到，他们的对手中，有一位高人存在。
在多次交锋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后，美国人提出“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敌人的大炮和机关枪，也没有占到便宜。”任荣说。
战俘交换问题成为焦点
“谁都没有想到战俘问题成为焦点问题。”任荣回忆说。
按照1949年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实际战争停止后，交战双方的战俘应立即释放并遣返回对方。整个朝鲜战争中，中朝军队被俘13万多人，其中志愿军有2万余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俘2万多人，其中美军战俘3193人。
美国人不愿意将13万多名中朝战俘完完整整地交还回去。他们提出了“自愿遣返”。与此同时，一场血腥的“甄别”运动也在美军战俘营里进行。所谓“甄别”，就是强迫战俘表态，是愿意回大陆还是去台湾。
“凡是表态要回祖国大陆的战俘，都遭到了他们的毒打甚至是杀害。”任荣说。
不断地有血案被曝光。志愿军战俘李兰贵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由于美军的疏忽，辗转传到了志愿军政治部。信上写道：“坏蛋们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刀子就进行(威胁)，谁说‘回国’两字，就打死，割肉挖心，甚至打断筋骨，有好多已被打死，幸而我是残废……”
这封信成为在谈判桌上控诉美军暴行的有力证据。
战俘问题最终达成了协议。但遗憾的是，仍然有一些战俘被移交给了台湾的国民dang军队。
在谈判桌上斗争的同时，战场上的斗争也在进行。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胜利——金城战役结束。此役，志愿军歼敌52000人。
就在这一天上午10点，历时747天的板门店谈判终于画上句号，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7月28日上午9点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彭德怀在签完字后，也留下了一句令举世华人为之一振的名言：“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